【大紀元9月2日訊】這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難以忘怀。

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進入“敏感”時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從友誼賓館出來，上了小公共汽車。小公共招手即停，很是方便。停了几次上人，車上的二十多個座位差不多都坐滿了。忽然，司机大聲問售票員：“喂，我違章了嗎，怎么后面的桑塔那老跟著咱們，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從后車窗望去，一輛深藍色桑塔那轎車不緊不慢地跟在小公共汽車后面，如影隨行。這時，坐在后排座上的一位婦女告訴售票員說：“別理它，跟我的，買菜它跟著，上醫院它跟著，我去哪它跟到哪。”車上的人听了都很是吃惊。我看那是位文靜的知識女性，不到六十歲，聲音清亮。售票員疑惑地詢問。她告訴售票員：“我儿子六四時被槍殺了”。車里一片寂靜，大家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誼賓館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學，人民大學有一位六四難屬丁子霖老師。難道她就是丁老師？我不知道。豪爽的售票員勸慰著：“伯母，腦袋掉了就碗大個疤，過二十年又一條漢子”。

乘客們震惊過后，臉上都充滿了同情；人們或是勸慰，或是憤憤不平地議論著，都對跟蹤的轎車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駛中的小公共正是當今社會的縮影。乘客之間并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壓下閃現。在這個暫時封閉的空間里，恐懼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沒了。人們的目光和表情都傳達出一种默契和共識，黑白分明，都明了正義在哪一邊。其實，在北京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朋友圈子里，人們都無數遍地議論過六四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專制高壓下，政府剝奪了大眾公開的話語權，卻剝奪不了滲透進每一社會細胞的大眾民間的話語權。政府騙人民，人民騙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杆打狼兩頭怕，但誰更怕誰？政府更怕人民。因為政府同六四鎮壓栓在一起，同罪惡栓在一起，站在歷史的被告席上，沒有前途。

這輛小公共汽車成了一個正義的精靈。盡管車后面緊跟著恐怖，但這輛車“反了”，人們無畏地自由表達。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許多人怀疑自己的認知，愿意听党的話，把一切罪惡都記在“四人幫”頭上。六四使億万人大徹大悟。現在，即使你一個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資源的党面前，就象車里那位柔弱的母親，也敢看小了它──党；因為人一旦為正義武裝，人就是頂天立地大寫的人。

那些賣身投靠的“知識精英”們總會出來打圓場，說：“六四很复雜”。這就跟說“法國大革命很复雜”“辛亥革命很复雜”一樣，純粹是沒用的廢話。那些所謂的“中國通”們，說中國人已經忘記了六四。忘記了嗎？你看專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門母親”的心上，噬嚙著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群體。這种喪盡天良，只會強化所有中國人的記憶，并使記憶爆炸。

車在北太平庄停下，“天安門母親”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車。我看到桑塔那象只猙獰的鱷魚掉身又尾隨追去。望著母親的背影，我知道她沒有淚水只有堅強。我在心里默默地說：“好媽媽，多保重；您雖然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了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
　
──轉自《看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