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丁正明兄（《人禍》等佳作的作者）正在寫一部關於文革歷史的著作。寄來文革時北京清華大學造反派向全國發行的一份鉛印小報《井岡山》﹐向我了解此報上一篇批判陶鑄的文章的背景。此文提到陶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個黑八條﹐並支持湖南的張平化在湖南”抓黑鬼”。由於報紙的語言是文革中的官方語言﹐與當時實際發生的事情有一段距離﹐需要我這類親身經歷其事的人才能將其譯成現在人們能懂的史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說明瞭文革中毛澤東如何操縱語言﹐以使他發動的利用市民對共產黨官僚機器不滿的造反派動能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內運作。這篇批判陶鑄的文章登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出版的鉛印小報《井岡山》第四版。題目是”堅決徹底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撕開陶鑄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畫皮。”此文通篇指控陶鑄如何反對毛主席﹐壓製文化革命運動﹐讀者今天一定會認為當時發生的事無非是傳統的共產黨式的殘酷權力鬥爭。但丁正明兄還是一個有心人﹐從字裡行間發覺當時有一個”抓黑鬼運動”。而這個運動的社會內容是他所感興趣的﹐但卻又不能從文革式的話語系統的迷宮中搞清楚。我在此文中就以我個人在那段時間的經歷與這篇批判陶鑄的文章對比﹐向讀者敘述當時的史實﹐也能給丁正明兄提供一點他的著作的史料。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初被當時湖南省委派到長沙市一中的文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學生﹐罪名是參加了學生中的非法組織活動。那個組織沒有名稱﹐只是一些對工作組不滿的學生暗中的一些聚會。工作組選擇打擊我﹐還因為我父親與當時省委書記張平化的一些衝突。我父親是老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的親信﹐曾公開反對大躍進﹐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毛澤東把周小舟和我父親打下去後﹐從湖北調來張平化的一個班子﹐這班人文革開始後﹐仿傚北京打擊彭真的榜樣把我父母定為黑鬼﹐作為文化革命打擊的對象。工作組在批判我前後﹐向黨團骨幹披露我父親的反黨材料。
我當時很快就向工作組認錯投降﹐當然對共產黨也開始有了仇。我們學校有八位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後﹐拒不認錯﹐其中後來出名的謝若冰（她父親與我父親處境相同）不知如何弄到一些北京來的消息﹐說是毛主席反對派工作組﹐江青支持反工作組的學生。於是這八位學生偷偷逃出湖南﹐去上海﹐北京找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告狀。
當時湖南是省委的一統天下﹐除了這八位學生﹐沒人感懷疑省委迫害學生的正統性。我對前途失望﹐感覺到家庭和自己被全社會歧視和不被社會所容的痛苦。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五七年右派在政治迫害壓力下的感受。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長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書記的子女為頭也組織起”紅色政權保衛軍”﹐誓死保衛省委﹑市委和紅色江山。市委書記孔安民模仿毛澤東﹐身着軍裝接見這些紅衛兵。我當時根本不敢想象﹐紅衛兵的出現意味着我們前一段的”非法組織活動”其實並不非法。記得八月五日﹐工作組把正在參加雙搶的學生叫回長沙﹐在軍區大操坪聽劉少奇﹐周恩來﹐和李雪鋒的錄音報告。全場四週貼着標語”同學們萬歲!人民萬歲!”聽了錄音報告﹐才知道派工作組﹐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犯下的”錯誤”。好久以後我們才知道﹐這些錄音報告是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工作組的人神色緊張和故作鎮靜﹐工作組員特別走到我們這些反革命學生面前觀言察色﹐並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雖然知道”十六條”中特別規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學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許學生自組政治組織﹐並要保護少數﹐但在省委工作組的迫害威脅下﹐我不敢妄想翻案。只是認為”十六條”象共產黨所有說得比唱的都好聽的許諾一樣﹐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因此我看到長沙的保守派紅衛兵成立時﹐心中感到恐懼﹐心情大概與當年猶太人看見褐衫黨成立時一樣。我旁觀了長沙一中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成立大會﹐雖然這是長沙第一個非正式共產黨的政治組織﹐但他們宣誓時殺氣騰騰﹐誓死包圍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而且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學的學生也自組了政治組織去市委示威遊行。示威馬上把工廠的黨團員組成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去市委保衛共產黨。那天湖大的學生被幾千人圍攻﹐毆打﹐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據說當時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類似事件﹐市民分為兩派﹐一派由黨團員骨幹組成﹐以反右積極分子的姿態保衛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圍攻的學生。
當時我雖同情大學生﹐但卻為他們難過﹐這是明顯的雞蛋碰石頭﹐一定會象五七年的右派一樣﹐也會像我文革初的遭遇一樣﹐不會有好結果。我父親由於他的處境糟糕﹐特別再三叮叮嚀我不要去支持造反的學生﹐否則省委會認為他是黑手。我雖然向父親保證絕不捲入﹐但我還是忍不住去市委附近看大字報。
當時造反派的大字報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和黑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官的口號。傍晚時分﹐一隊不整齊的產業工人的隊伍遊行到市委﹐他們看去剛下班﹐穿着工作服﹐舉着打倒三相信的標語。路旁的市民歡呼雀躍﹐我不禁熱淚盈眶。在這個共產黨一手遮天﹐蠻不講理的世道﹐居然還有這麼多人有良心和正義感。但我相信他們的結局一定是悲劇﹐雖然這悲劇深深感動了我。
看到共產黨今天在香港與港督罵架的態勢﹐就使我想起了文革初那場造反派與保守派的衝突﹐共產黨當時迫害造反派時的蠻橫與今天可算是一脈相承。它總是把潛在的政治對手一棍子打下去﹐對任何不同意見的人總以搞破壞﹑搗亂﹑反革命﹑反政府等大帽子加以迫害。
但是意外的事發生了﹐人民日報不久發表一篇社論﹐點名指責各地的赤衛隊是由走資派挑動斗學生。此文一出﹐長沙的形勢馬上改觀﹐湖大的造反司令部有了合法地位﹐支持他們的造反派工人也紛紛與他們串聯﹐中學也出現了與紅色政權保衛軍對抗的造反派組織。
八月十八日﹐被省委打成反革命的謝若冰被毛澤東邀請倒天安門城樓親自接見﹐表示支持﹐消息傳到長沙﹐省委市委聲言反革命謝若冰騙取毛主席信任。
不久謝若冰回到長沙﹐人們終於相信毛主席中央文革完全了解長沙打反革命的情況﹐而且真的支持為謝若冰平反。
在此同時保守派紅衛兵受到挫折﹐遂將注意力轉向破四舊﹐打砸搶抄出身不好的市民。但到九月十五日時﹐形勢又發生轉折﹐林彪發表了他的有名的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講話。他特別指出有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機﹐炮打無產階級各級司令部。這時陶鑄派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張平化回長沙﹐並有一個八條﹐大意是按林彪這個講話精神在各級抓黑鬼。
於是張平化發表了有名的九月二十四日抓黑鬼動員報告。這個報告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壞份子。因十六條明文保護學生﹐所以抓黑鬼運動主要是在工人﹐幹部及非學生市民中進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有的被單位關押﹐有的被關進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鬥。工人因為不能合法組織造反派組織﹐所以馬上被諳熟政治運動的黨組織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但學生有合法的造反組織（因為十六條的保護）﹐於是利用他們的組織與被迫害的工人串聯﹐組織工人上京告狀﹐造反和保守兩派形成拉鋸戰。
我當時因為父母的再三告誡﹐不敢參加任何組織。我去了北京兩次﹐第二次去京時正是抓黑鬼運動的高潮﹐我心中彷惶﹐不知所從。但在北京聽到首都三司成立的消息﹐並了解到中央文革提出了反迫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平反﹐銷毀黑材料﹐以及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這成了使我激動的合法訴求。於是我帶着所有這些消息回到長沙﹐決心把這些消息告訴那些垂頭喪氣的”反革命黑鬼”。我們家當時還在省委﹐我於是把各種有關反迫害﹑平反的首長講話和北京消息抄成大字報﹐在省委機關裡張貼。我覺得我應該做寫具體的事﹐於是決定去採訪省委內被打成黑鬼的人﹐把這些新消息告訴他們﹐並把他們的材料傳到社會上去﹐使人們能幫助他們。省委當時是個常人不能進去的地方﹐對造反派有利的消息在省委裡聽不到。
我了解到省委當時有三個被打成黑鬼的人﹐一個是汽車隊的司機﹐前一為支持湖大的造反派學生﹐省委代書記張平化親自點名﹐說他鼓吹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共氣焰比當年的右派還囂張。另一位是一位科長。最後一位是省委招待所一位管食堂的幹部。我沒有找到那位汽車司機﹐但我找到了那位科長。我見到他時﹐週圍小孩正向他投石子﹐大罵黑鬼周某某。我向這位科長講明來意﹐想向他了解他被迫害的詳情﹐他一臉恐怖﹐根本不敢細談。我後來又去找了他幾次﹐終於說服他講出了省委把他打成黑鬼的經過。他的罪行是公開發表過言論支持反對省市委的造反派學生。省委批鬥他時﹐說他是隱藏很深的右派﹐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我也找到了那位招待所的幹部﹐他非常勇敢﹐表示在多次批鬥﹑大字報圍攻後﹐他仍沒有認錯。省委加給他的罪名是支持反省市委的造反派學生﹐並曾發泄對大躍進的不滿﹐攻擊過毛主席。他矢口否認他曾攻擊過毛主席﹐並把省委迫害他的詳情告訴我。我後來把這兩份調查報告﹐抄成大字報﹐與中央文革當時支持為反革命平反的消息一起貼到大街上。父母都被我的舉動嚇得要命﹐他們幾次要撕掉我的大字報﹐並聲稱﹐省委一定會認為我的這些行動是他們在背後指使。
我雖沒參加任何組織﹐但我支持造反派﹐我與造反派同學一起到工廠去調查幾次工人被打成黑鬼的情況。當時在造反派學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教師都跑到北京去告狀﹐有的人自己開着汽車用一個星期開到北京﹐有的在同情造反派的鐵路工人幫助下到了北京。這些告狀的工人教師在北京與首都三司接上頭﹐了解到中央文革支持為他們平反﹐於是自發組織了湖南第一個包括非學生人員的跨行業准政黨型組織–湘江風雷。湘江風雷回到長沙後﹐以”為反革命平反’﹐燒燬歧視迫害市民的”黑材料’為號召﹐很短時間內﹐其成員就超過當地共產黨員的人數。
不久﹐十月份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的報告就正式將反迫害﹑為反革命平反﹑銷毀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文化革命的主題。同時﹐工人農民被允許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這是劉少奇及共產黨組織和保守派在市民中從優勢轉為劣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造反派工人和學生﹐無疑都真心支持這些新政策﹐他們要付給毛澤東的代價﹐當然是在黨內權力鬥爭中支持毛而反對劉﹑鄧。劉鄧當時的確因為他們文革初對市民的政治迫害而陷入孤立境地。我相信﹐鄧小平很多年後都對那次的突然孤立心有餘悸。但對其他黨內鬥爭的失敗者不同之處是﹐那次他是真正在市民中孤立了。造反派市民真心反對劉﹑鄧﹑陶鑄﹑張平化。因此陶鑄在文革中的失勢不但與權力鬥爭有關﹐也與他搞的那次抓黑鬼運動和對市民的政治迫害有關。
從以後鄧小平對八九民運的迫害﹐和在香港與香港市民打交道的蠻不講理﹐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根本沒有從文革中真正吸取教訓。文革並不僅僅是毛澤東的惡意﹐而且有毛澤東成功利用市民對共產黨不滿的一面。如果共產黨迷信自己對政治的壟斷權﹐蠻不講理﹐不尊重民意﹐總有一天在將來中國的政爭中﹐有人會再次利用人民對共產黨積下的一肚子怨氣使整個共產黨身敗名裂﹐徹底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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