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當下中國，中共政權及其依附性精英在為中國的現行統治辯護時，為了把臆造的未來圖景變成人們必須接受的既成現實，將境外流行的“崩潰論”和國內固守“穩定論”結合起來，使為現政權的辯護變得更具迷惑性。二者的結合向國內外展示這樣一種前景：中國的社會危機之深重，猶如繁榮外表下的乾柴遍佈，稍有不慎就將烈焰朝天。而唯一能夠將火種熄滅於萌芽狀態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著各類主要資源的現政權。

離開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就只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亂。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團能從天下大亂中獲益——外資無法在中國市場中獲益，中國的精英階層無法獲得財產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實惠，就連好不容易造就的小康也將灰飛煙滅。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獨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為所欲為的自由要好。

反過來，離開中共統治的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對天下大亂前景的普遍恐懼，就將轉化為對現存獨裁統治的現實性認同。也就是通過強權、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範，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接受了這一虛假預設，中共政權及現行的極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獲得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損者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而這種極端不公正，被精英們輕巧地稱為“穩定前提下進行改革”的代價。

憲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現政權放逐到無限期的遙遠未來，自下而上的爭取自由的民間自發運動，之所以被禦用精英們指責為不合國情和激進添亂，就在於獨裁政權只是被極少數人壟斷並服務於極少數權貴的秩序，即把社會公器變成一己私具的統治，而憲政民主則是由全民分享並服務於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會公器的過程。

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虛幻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和無視現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在這樣的國情民風之下，能夠出現一代代的劉邦、李世民、毛澤東，卻無法出現一個華盛頓或邱吉爾。中國的每代政治強人的開國之功是其合法性的頂峰，之後就是一路衰落，直到被新的王朝、新的君主所取代。如果某一朝代在衰落的途中，有幸遇上一位英明的接班人，可以做出某種政績，使王朝得以暫時中興，但最終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一旦現政權出現政績空白期，那麽就只有經過慘烈的內亂，在血腥的屠戮下將前朝積累的資源破壞殆盡，又一輪“成王敗寇”的所謂政績，支撐起又一個新王朝和又一代君主，而政權本身卻沒有一絲合法性上的根本進步，只有一代代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仍然堅定地認為：盡管經濟上付出過陣痛的代價，但在社會綜合效益上，蘇東的轉型模式肯定優於中國式跛足改革。在蘇東轉型中，無權無勢的民眾獲得了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就是爭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為，對於每個人的生存而言，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就是最大的利益。

故而，僵硬地維持現行體制才可能導致未來的天下大亂，而進行旨在走向憲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避免天下大亂的正途。

2003年9月17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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