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 德國思想家默茨說過：“一個民族、一個种族或者一個階級形成主體的歷史過程，在實踐中總是首先沖破‘官方的’歷史意識的禁錮，揭露其為當權者和統治者的宣傳的本質。”中國的當代歷史，就是一部用一個謊言裝飾另一個謊言的歷史。例如，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來修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用“三個代表”來修正“階級斗爭”。總之，這個政權永遠都是“偉大、光榮和正确”的。當越來越多的文學家放棄了捍衛記憶、揭示真相的神圣使命的時候，卻有音樂家挺身而出——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唱出“一無所有”的搖滾先驅崔健到以“六四”燭光晚會為己任的音樂博士楊逢時，他們是其中的佼佼者。當代中國最优秀的交響樂作曲家王西麟也在用音樂來表達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深邃思考和勇敢抗議。

王西麟的杰作《第三交響曲》創作于一九八九年。這首偉大的作品，既是當年天安門大屠殺的震動和創傷的產物，也是對一百年來中國苦難歷程的史詩般的概括。這部作品由“跋涉”、“苦澀”和“懮傷”三個環環相扣而成，具有宏大的气勢、丰富的色調以及基于作曲家內心深刻體驗的哲理內涵。王西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第三交響曲》的創作經歷：

《第三交響曲》的最初寫作動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文革”高潮中。那時正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并進駐上層建筑領域掀起斗、批、改的高潮時期。我當時在山西省東北部的气候惡劣而又十分貧瘠的雁北地區。我們被揪來并嚴加管押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共約二十人的一個行列一被專政的對象，被押解到鄉下農村中接受批斗的途中，正是深秋十月，雁北地區已經很寒冷。我們連續徒步行軍十數日，一路被吆喝、被斥罵；我們胸前寫著黑標簽，背后背著黑牌子，寫著“現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等每人的罪名。我是這行列中最年青的一個。我們連續徒步行軍多已是疲憊不堪，口干舌焦，步履蹣跚，正是“八月蕭關道，處處荒蘆草，黃沙日將暮，水寒風似刀。”

“在這次行軍途中的一天，我突然悟到我是一名囚徒，一名政治犯，我甚至有几分悲壯的自豪感。我當時正是這一瞬間，萌生了以后要寫出這一切來的念頭。以后的一、二年中，我經歷了各种酷刑，度過了一生中最險惡的年月。這個念頭從那時起潛藏在我心頭已廿多年，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動手寫作。”

“這些年來，由我自己的命運又看到、听到許多人的悲慘經歷，有不少人已死去。這個囚徒的行列在我的觀念中逐漸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同代人或兩代人的命運，而成為一個象征性的歷史“造型”。這就是以后體現在創作中的第三交響曲的引子主題，它貫穿全曲出現四次，是我對歷史觀念的概括，成為一個悲劇歷史命運的宿命。”

因為國內的話語環境，王西麟對“一九八九”在《第三交響曲》中的意義語焉不詳。但是，只要听過這部作品的人都能發現，其中有鮮血的气味、有子彈的呼嘯，也有年輕生命的吶喊和年邁母親的眼淚。這部作品是獻給天安門的死難者的，是獻給倒在柏林牆下的死難者的，也是獻給古拉格群島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的死難者的。它以“中國特色”回應了“人類苦難”。它展示了苦難以及人類戰胜苦難的勇气，它顯露了恥辱以及人類克服恥辱的信念，它以自身的优秀證明了：交響樂不僅屬于西方。一九九四年，在訪問美國之行中，王西麟介紹了他的“第三交響曲”并引發強烈反響。在耶魯音樂學院，听眾在听完第一樂章后突然爆發出的熱烈鼓掌，之后每听完一個樂章都如此。直到听完全曲后，他們全體站立并擁向前來向作曲家表示祝賀。一九九五年五月，彼得格勒交響樂團首席指揮雷洛夫听完錄音后說：“如果百年前有外星人來到地球用一小時了解人類歷史，請他們听“貝九”；如果現在又有外星人來到地球要了解人類歷史，請他們听你的《第三交響曲》。”2002年四月十三日，德國科隆首演了王西麟的作品，科隆樂團團長奧利弗致函王西麟說：“你的音樂對這場音樂會十分重要，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訴，它的哀悼，它的悲傷，它的充滿希望和愛：開始是惡魔之舞而最后卻是和平的結尾。不僅如此！你的音樂還表達了：看！在悲傷和痛苦后面還有一個更好的世界——人要強有力地信任自己的人格，相信能擊敗邪惡，并最終將感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純淨的愛！”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蕭斯塔科維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到這首悲壯的交響曲后激動地說：“這位中國作曲家繼承了不屈不撓的‘戰鼓似的’蕭斯塔科維奇的路線，音樂如此輝煌，我想，蕭斯塔科維奇會因之而欣喜不已。”她描述說，這首曲子仿佛讓她看到柴科夫斯基以來的俄羅斯悠長的、如歌的、优美的旋律流過中國的山脈，兩個偉大民族悲劇的命運聯結在一起。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杰出音樂家，卻遭到了中國官方多年的迫害和封殺。這种命運對于王西麟來說，似乎是“理所當然”和“不言自明”的。正像他們不准崔健在北京舉辦大型搖滾音樂會一樣，正像他們不給留學美國的楊逢時歸國簽證一樣，他們害怕一切优秀的藝術、一切优秀的音樂。因為优秀的音樂總是在說真話，總是在啟示人們孜孜不倦、鍥而不舍地去追求自由和獨立。而這正是讓那些邪惡勢力最為惊恐不安的地方。奴隸是怎樣制造出來的呢？奴性是怎樣根深蒂固的呢？如默茨所說：“迫使奴隸失去根基、放逐他們，這都有有助于破坏他們的記憶，而且正是以卓有成效地使他們固守其奴隸生存，從體制上使他們處于無權狀態，從而完全征服他們。”先知与國王永遠是對立的兩級，他們不可能和解。王西麟這樣的音樂家就好像是率領猶太奴隸們出埃及的摩西一樣，他們告訴奴隸們說：“成為你自己！”從某种意義上來說，藝術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統治者當然對他們恨之入骨。“文革”結束之后，王西麟獲得了“解放”，但在八九十年代他繼續受到壓制和騷擾。他曾經因為打了不學無術只會“講政治”的樂團團長一耳光而被拘留。直到今天，他的音樂在國內也難得有上演的机會，他完全不為他的同胞所知——中宣部臭名昭著的“五個一工程”，只會投入重金獎賞類似于《走進新時代》之類的“鶯歌燕舞”。這些錢來自于納稅人的口袋，卻不能資助真正的“先進文化”。兩年前，經過艱苦的努力，王西麟終于獲得批准，在北京舉辦兩場大型交響樂音樂會。瑞士著名小提琴家史瑞夫應邀飛抵北京，專程前來參加王西麟的音樂會。誰知風云突變，就在音樂會即將舉辦的前一個星期，北京市文化部門在突然下令，粗暴地取消了這兩場音樂會。

取消音樂會的原因，据說是“有關方面”要懲罰王西麟的“口無遮攔”。王西麟一貫說話直率，在音樂會正式開幕前數天的一次小型音樂講座中，他激動地說了這樣一段話：“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是迄今人類發展史上最嚴峻酷烈、最激烈動蕩而最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個世紀，值得深深反思。這個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偉大的科技進步，但我認為，這個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乃是共產主義的被人類苦苦追求和最終拋棄。我的音樂也是這一進程的記載。”

這段講話被安插在听眾中的特務匯報上去了，為了懲罰王西麟“公開宣傳反動觀點”，他的音樂會被取消了。事后，王西麟毫不后悔，只是自我解嘲地對深感遺憾的朋友們說：“唉，我當時就少說了半句話，要是我在‘共產主義最終被拋棄’之后添上半句‘中國除外’，也許就能蒙混過去”音樂家被黑手扼住了歌唱的喉嚨。正因為王西麟的音樂像鏡子一樣照出了小丑們大腹便便的丑態，小丑們感到了恐慌，便開始醞釀陰謀；正因為王西麟的音樂像檔案一樣記載著血跡斑斑的歷史，偽造者們感到了害怕，便開始了瘋狂的反扑。王西麟認為：“在正義、崇高、偉大、光明的背后往往掩藏著卑劣、欺詐、謊言、掠奪；在大善的背后有大惡；在正義、公理的后面有大不公正大和非正義。人類常常在苦難中經受著熬煎。大失落、大悲哀、大屈辱、大憎恨、大丑惡、大凶殘，也在推動著歷史，因為它們又逼迫著、擠壓著它們的對立面用更大的動力更強烈地爆發出來而最后戰胜它們因而推動歷史，如希特勒的下場。也許善良不能戰胜邪惡而被壓抑成地下的活火、冰下的活水，畢竟其痛苦何其深廣而厚重，那么這個地獄之活火、死地之活水也在推動著歷史。”他被邪惡、黑暗和懦弱組成的“無物之陣”包裹著，卻矢志不渝地用音樂和生命來呼喚善良、真誠和希望。他是我們時代幸存的夜鶯，卻沒有休憩的枝頭，所有的枝頭都被喜鵲占領了。他只能將排練時候的錄音刻錄成少量的光盤，送給親近的朋友們。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歌唱權力的，往往并非夜鶯，而是喜鵲。有寫作權力的，往往并非大師，而是御用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鵲也就成了我們心中的夜鶯。”這一悲劇式的宿命，再次在王西麟的身上得到了印證。

王西麟的作品體現了一位有良知的藝術家對謊言的抗爭和對真相的追求。他用音樂來打破麻木和冷漠，他用音樂來批判專制和奴性。一九六四年，因為批評官方的文藝政策，二十七歲的王西麟被開除公職下放山西，此后是長達十四年的流放生涯。他以一個“賤民”的身份，接触到中國最底層的民眾，進而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進行的冷峻的思考。王西麟的命運和音樂都与蕭斯塔科維奇惊人的相似性。只是，他面對的政權比蕭氏面對的政權更加愚蠢和狂妄，土匪頭子毛澤東儼然以蔑視和摧殘人類文明為己任；他的經歷也比蕭氏更加苦澀和悲慘，正是最寶貴的青春年華，他那本該譜寫五線譜的雙手卻握著牧羊的鞭子。王西麟曾被送進精神病院，這是極權主義國家對待不服從的藝術家和思想家的慣用方式。王西麟多次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臉上聚集著一道道刀刻般的皺紋，凝重得像一尊羅丹的雕塑。

在概括自己的藝術觀念的時候，王西麟特別強調個人与歷史的糾葛。他說：“藝術家往往是由個人的經歷而認識歷史的。個人的經歷是美麗的就認識到美麗的歷史；個人的經歷是殘酷的就認識到殘酷的歷史。而經歷了美麗之后又經歷殘酷才更會看到在美麗掩藏之下的殘酷。我經歷了虛假的美麗和真實的殘酷。也有的藝術家本人沒有直接經歷殘酷，但藝術家的深刻的洞察力使他透徹地看到殘酷。因此，藝術家必是超越個人的，如羅丹和他的‘歐米哀耳’。”苦難和坎坷大概是許多中國藝術家共同的經歷，但這种經歷讓大部分人琢磨出了“生存的智慧”和明哲保身的方法，他們不再說真話，也不再挑戰獨裁制度，反倒心甘情愿或者半推半就地成為統治者的幫閑。而像王西麟這樣經歷了殘酷人生并決心用藝術來表現殘酷人生的藝術家，在中國卻寥寥無几。在某些“春風得意”的人物看來，他太不“聰明”了。但在我看來，他才具備了大智慧、大勇敢。當歷史和文學都缺席的時候，王西麟便用音樂來敘述歷史。他的音樂既是個人人生歷程的結晶，也是人類發展進程中黑暗与光明戰斗的定格，王西麟指出：“交響曲不适宜于表現情節和事件，但是人類歷史上演出了如此眾多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和情節只是作曲家認識歷史的‘入口’和提供了對歷史的思考。眾多的事件和情節被作曲家積累成對：歷史的總體觀念，在交響樂中被濃縮、被升華、被概括、被凝聚成音樂的感情，進而被概括成音樂的結构和布局。我想，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站在人類歷史長河的發展史的高度和廣度認識我們經歷的事件和情節，也認識我們的歷史而不局限于中國和我們自身的歷史。”他的音樂當之無愧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同時其中所揭示的真理也能引發世界其他民族的警醒与思考。

王西麟最熱愛的音樂家是蕭斯塔科維奇，最欣賞的文學家是魯迅。在完成《第三交響曲》之后，王西麟為魯迅小說《鑄劍》寫了題為《黑衣人歌》和《祭鷹之舞》的兩首樂曲。這是我迄今為止听到的最深刻地闡釋和發揮魯迅思想的音樂作品。与用一輩子的時間和精力、用繪畫的方式來表現魯迅作品的畫家裘沙和王偉君夫婦一樣，王西麟用流動的音符將魯迅轉化到另外一個嶄新的時空之中。魯迅在王西麟的音樂中“复活”了。這是應當被中國當代思想史所銘記的重要事件。可是，《黑衣人歌》和《祭鷹之舞》不僅處于音樂評論界的視野之外，也受到文學評論界的漠視。也許，無論史音樂評論界還是文學評論界，都沒有足夠的思想儲備和精神資源來評說王西麟的這些作品。還是用王西麟自己的話來闡釋吧：“交響曲大約自貝多芬《第三交響曲》以來才具有了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人文的宏大的容量；在此以前作為音樂的交響性思維即矛盾沖突、和深刻的悲劇性，這在巴赫的音樂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中，早已有了。但只是在貝多芬‘第三’中，交響曲才如此地具有了深刻的社會的歷史意義。這個偉大傳統和偉大美學觀念，以后在布拉姆斯、西貝柳斯、柴柯夫斯基，馬勒尤其在蕭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曲中有了重大的發展。正是蕭氏的交響曲把深刻的歷史批判精神溶入到交響曲這一藝術形式中來。以后在二十世紀后葉，又在潘德列斯基的六七十年代的音樂中做了發展。他的《波蘭安魂曲》、《路加災難曲》都有著上述精神的延續。我的音樂觀念也受到這些很深影響，這也正是我自己追求的藝術傾向。”王西麟的音樂是當代中國罕見的“有思想”的音樂，他的存在使中國當代的交響樂在國際上贏得了尊重。顯然，《黃河大合唱》和《茉莉花》不是當代中國音樂的“無法承受之重”。“中國”需要更加优秀的音樂來“穿透”和“代表”，王西麟的作品當之無愧地是其中之一。在傾听了他的作品之后，我們才确信，可以使用“重量”這個詞語來形容中國的交響樂。王西麟的多部宏大的交響曲，呼應著世界交響曲的偉大傳統，昭示著藝術家用音樂、美、愛和信仰來拯救人類的雄心。

一個寒冬的深夜，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惊醒。原來是王西麟打來的電話。話筒的那一端，他的嗓音還是那樣的渾厚：“你要听蕭斯塔科維奇，你要听蕭斯塔科維奇！”在漫長的勞改生涯中，他多次受到狠毒的毆打，听力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所以，他平常生怕別人听不見他說的話，把嗓門升高到了仿佛是在吵架的地步。為什么許多优秀的音樂家都在听力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呢？比如貝多芬，比如王西麟。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我听得出來，王西麟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很難受——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一個稍稍有點良心的中國人，心里難道會“好受”嗎？

然而，我堅信，王西麟被迫忍受的“無聲”的狀態是暫時的，正如魯迅所說：“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十二年之前，列宁和斯大林不可一世的帝國就灰飛煙滅了，而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依然響徹俄羅斯遼闊的大地。音樂家終將戰胜獨裁者，這是一個無需疑問的答案。偉大的音樂，背后是高尚的靈魂。正是那一點靈魂的光，幫助千万雙聆听的耳朵以打開心靈的窗戶。

——2003年9月8日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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