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在蘇聯崩潰十二周年之際，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大部分俄羅斯人已經將帝國時代的往事都淡忘了。

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不久前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俄羅斯人能夠準確無誤地記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中的某一位成員，而百分之六十一的人甚至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認為戈爾巴喬夫曾經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在調查中，許多人把今天的一些著名政治家當作當年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其中有久加諾夫、日里諾夫斯基、丘拜斯、蓋達爾、基里延科等人，更可笑的是連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等也不幸被人錯記。而當年真正的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多半都已經被大家淡忘，知名度最高的是的當時的國防部長亞佐夫，而記得他的民眾也只有百分之十五。

當年，正是「八．一九」事件直接導致了蘇聯紅色帝國的解體。那時，憤怒與恐懼、抗爭與順從、失望與希望、邪惡與正義、光明與黑暗…全部糾結在了一起。那一天，一個超級大國的命運被劃上了休止符；那一天，一套巨無霸般的政治架構突然化為齏粉；那一天，自由的陽光照耀到了古拉格群島的每一個角落。那一天，一群普通人開始走向領袖的座椅、一群領袖卻淪落為平民，而所有的國民的生活都由此開始了劇變——富裕或者貧困、快樂或者懮愁，一切都是未知的。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件，卻被人們悄然忘卻了——包括這出偉大戲劇的主角戈爾巴喬夫。被迫退出最高權力機關之後，戈氏成立了一個新的黨——社會民主黨。然，他在一九九六年的大選中只獲得了百分之零點五的選票，他所領導的黨在一九九九年底的議會大選中並沒有獲得任何議席，對俄羅斯的政局無足輕重。對於這樣的結果，戈氏心中一定百般滋味俱全。但是，他並不後悔，因為他參與創造了歷史。在鳳凰衛視最近播放的一部關於戈爾巴喬夫的記錄片中，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依然健步如飛地步行在莫斯科紅場外的道路上。他失去了帝國，失去了妻子，居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幢普通的別墅之中。他說，他不會後悔他當年所做的一切，他給人民帶來了自由，「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盡管記錄片的拍攝者內心深處依然存在著「成王敗寇」的傳統觀念，在拍攝的時候故意加入了幾分哀婉的色調，但是我卻發現，戈爾巴喬夫的平民生活過得非常充實和快樂。只有談到逝世的妻子賴莎的時候，他才流下了淚水。戈氏去大學講學，去世界各地考察，寫作回憶錄，回老家看望親人…生活安排地井井有條。他的外孫女成了歐洲最出色的時裝模特兒，他為她感到驕傲。這些都是一個專制帝國的元首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由。他給予人民以自由，也給予自己以自由。當年，在告別政壇的講話中，戈爾巴喬夫對自己的事業的最高評估是：「消滅了那個早已使我國無法成為富足安康、繁榮富強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在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實現了突破，自由選舉、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權機構、多黨制均已成為現實。社會獲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這是最主要的成就。」有的中國人嘲笑戈氏的「軟弱」和「愚蠢」，他為何這麼輕易地就把寶座丟掉了？然而，戈氏帶給俄羅斯的這一切，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依然遙不可及。

從某種意義上說，被人遺忘是戈爾巴喬夫的幸福。在專制時代，哪個下台的領袖有「被遺忘」的權利呢？當年，失去權力之後的赫魯曉夫，門外時刻停著一輛監視他的克格勃的轎車。勃列日涅夫不准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在蘇聯境內出版，赫魯曉夫不得不通過外國記者把手稿的影印件帶到西方。回憶錄在西方出版之後，赫魯曉夫受到了蘇共中央的威脅和恐嚇。而戈爾巴喬夫締造了一個自由社會的開端，他也享受著自己種下的果實：他可以自由地在俄羅斯出版回憶錄和其他評論文集，他可以自由地到大學去講課。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已經獲得了一個政治家在當代所能獲得的最早榮譽。這種榮譽遠遠比虛幻的權力和家屬貪污腐敗的機會更有價值。當然，中共的領袖們不會有如此的評估，他們有另外一副天平——對於他們來說，權力永遠是第一位的。

戈爾巴喬夫安於被人民遺忘的命運。今天的俄羅斯，再沒有坐在辦公室中悠閑地看報喝茶的日子了，街頭全是來去匆匆的腳步。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有人投票，有人不投票；有人痛罵新總統，有人卻贊美他。人們把目光向當下的日常生活聚：
麵包和蔬菜、鹽和酒，樣樣都得操心；人們也把重心轉向自我素質的提高，參與各種各樣的培訓和學習，以應付日益變動的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擁有富欲的時間和精力去回憶過去呢？

依舊在專制的漩渦中掙扎的中國，什麼時候才能擁有自己的戈爾巴喬夫呢？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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