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國人，回憶1959年至1961年這段非常時期，一般稱之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則用“三年自然災害”。在此期間因飢饉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人民多達3000多萬人，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和平時期因飢饉死亡人數的最高紀錄。這樣一件亙古少見的慘禍，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卻一直用“特大自然災害”以遮蔽。
謊話重復一千遍就變成真理，在中共反復宣傳下，“三年自然災害”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漸漸成為一個俗成約定的歷史名詞。近幾年偶而因海外媒體揭露，中國人雖然知道在這三年當中確有幾千萬人餓死，個別老人也還記得當時吃人肉的殘酷情形，但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這一看法：特大經濟困難純粹是因為自然災害。
但事實是：那三年並沒有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如此慘禍，純粹是毛澤東好大喜功，欲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1958年推出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的經濟政治運動，將中國折騰得民窮財盡，罔顧國內人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繼續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因而導致中國餓死那麽多人。
那麽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謊言又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呢？
“三年自然災害”這一特大謊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細閱讀60年代最初幾年的《人民日報》，並仔細排列有關這次災害的官方說法，就會很清楚地這一謊話的編造與逐步完善的過程。
從中共官方媒體看，盡管1959年已出現因飢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飢饉，但官方卻一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詞匯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為這場由政府一手製造的國家罪錯開脫。經過幾個月吹風，中共宣傳機構將此謊言逐步定格為“三年自然災害”，將一場人禍硬給解釋成“天災”。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升平景象的調子，為世界描繪出一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製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持續不斷的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這場巨大國家罪錯的污水桶，毛澤東與共產黨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至於老百姓的記憶，從來就不重要，毛澤東曾經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只要毛澤東還繼續擔任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就無人敢提出與官方不同的說法。彭德懷只是就這件事談了點真實情況，毛澤東就將他整得在餘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途，哪里還有人敢再捋虎須？
毛澤東自知國難深重，將抓經濟工作的擔子撂給了劉少奇。經濟形勢稍有好轉後，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幹部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代表中央做報告時，總結過去幾年工作中的失誤，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說法雖然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但所謂“三分天災”的說法還是嫁禍於天，因為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應該出現飢饉。而劉少奇這一說法卻大大得罪了毛澤東，身為罪魁禍首的毛澤東從此開始謀劃倒劉，盡管劉少奇曾經是第一個將毛澤東奉上神壇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時，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中共如此解釋這一歷史事件：“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一說法雖然開始涉及政策錯誤，但關于自然災害和蘇聯毀約的部分則依舊是嫁禍之辭。因為蘇聯毀約發生在中國的大躍進已造成經濟崩潰之後。蘇聯之所以毀約，是因為對毛澤東一心一意圖謀成為共產主義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1957年秋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宣稱，“社會主義國家有了原子彈後，應該把社會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減少幾億也在所不惜。”隨後中國開始的瘋狂的大躍進，原因是毛以為通過“大躍進”可以使中國擁有強大國力。必須提醒注意的是：蘇聯毀約影響的主要是軍工項目，若當時這些軍工項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國至少可以少餓死上千萬人。
1959－1961年中國到底發生過特大自然災害沒有？
由於中國的學術研究受到相當嚴厲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敢於觸及這樣的問題：在那三年當中，中國到底在哪些地方發生了如此嚴重的自然災害，以至於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特大災禍？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曇花一現的相對寬松時期，一些經歷過那段困難時期的學者運用中國官方公佈的正式氣象水文及自然災害記錄進行研究，澄清了這一歷史真相。
分析歷史資料，可以發現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首先是氣象災害（洪澇、乾旱、台風等），其次是地質災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國自然災害的特徵是出現頻繁、但以區域性災害為主。據官方統計，中共建政以來，在一般年份裏農作物受災面積達6億多畝，其中成災面積約為受災面積的一半，占耕種面積的六分之一，因災害每年平均少收糧食400億斤以上，直接經濟損失200億元，2億以上的人口會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通常每年會造成5千至1萬人死亡。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之後也同樣沒有多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有造成全國性飢饉。
具體分析1959至1961年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學者們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閩、粵、桂持續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漲，東江流域發生洪澇災害；7月至8月晉北、冀北、遼西和內蒙中東部雨量多於常年五成到兩倍，出現洪澇災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號台風使廈門損失嚴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風影響沿海各省有暴雨，遼、魯、蘇、浙、閩受災較重，黑、吉東部雨澇；7月底8月初川西持續5天暴雨，部分地區有洪災。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較大範圍的暴雨過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現較大洪水。
此外還在一些地區出現局部性旱災。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旱災。1959年7至9月間渭河、黃河中下游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地區普遍少雨，鄂、豫、陝、湘北、川東旱情嚴重，接著華南出現秋旱，廣東、福建兩月無雨，這些基本上屬於局部性災害。1960年冀、豫北、魯西、晉、陝南、遼西等冬小麥產區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續到初夏，山東汶水、濰水等八條河流斷流，黃河下游範縣至濟南段斷流40天，粵、瓊旱情持續7個月，滇、川、黔冬春連旱，旱情仍屬局部、短期性，由於冬小麥產量在全國糧產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災不具全國性後果。1961年冀、內蒙、東北北部、豫、皖、蘇、甘、青、陝、鄂、川、粵、桂和瓊等省區年雨量偏少，雖然受旱面積較大，但災情輕，更不能算是全國性特大災害。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略大於平均值，乾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于正常年景。
據此，學者們認為，“從我國歷史的災荒實況觀之，有史以來幾乎無年不災，災荒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三年期間當亦不能排除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誤，能夠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中國大規模餓死人，實在另有原因。不過，由於沒有言論自由，學者們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經濟困難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1959－1961年糧食減產、飢饉和餓死人的真實原因
如前所述，這三年當中並未發生全國性特大災害，但中國卻出現糧食大減產與全國性糧荒，最後導致數千萬人（主要為農民）餓死的慘劇。根據對歷史資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被抽去“大煉鋼鐵”，農田不得不大量拋荒，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1959年糧產量下降17.6％，從前一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為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
據專家分析，這三年減產的糧食中只有一小部分與旱災有關，主要的減產因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例如，1958年山東省的青壯年農民都煉鐵和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減產；1959年秋冬又有887萬青壯年去修水庫；甚至在1960年農村經濟崩潰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動力在修水庫。從1959年1960年，山東省共荒蕪農田約為6,000萬畝。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根本未採取任何措施救災，一味粉飾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還稍有政治責任感，認真對待這場飢荒，也可以減少一些餓死的人數。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勵虛偽與無恥。且看災荒期間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做了些什麽事情。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但荒唐之處就在於，中共認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災荒發生，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而毛澤東歷來好大喜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經少有正直之士，盡是阿諛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糧食減產、糧食庫存急劇下降、數億農民已經進入飢饉狀態，而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卻雲集風景秀麗的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等少數幾個直言者放膽說了一點社會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澤東及政治局絕大多數委員們的一致打擊。誰還敢再去摸毛的逆鱗？
1960年初，當全國農村數億飢民掙紮在死亡線上時，《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佈，1960年將又是一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人民代表”爭相報告自己所在地區的“大好形勢”，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會議遵奉毛的指示通過了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
三是有限的糧食資源被用於圓毛澤東與蘇聯爭霸之夢。
在中共革命時期，蘇聯曾從物力、人力方面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極大支援，與此同時自然也迫使中共服從史達林的號令。史達林與毛澤東均為一代梟雄，性格都極為強悍。但毛在未奪取全國政權以前，雖對史達林的霸道作風心有不甘，但因有求於他，只得被迫聽命。一旦中共政權穩定後，蘇共與中共之間就日行日遠。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認為爭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主時機已到，最終與蘇聯翻臉相向，在國際社會陷入空前孤立之境。
毛澤東的霸主夢需要實力支撐，而中國的國力實有不逮，但毛的辦法很簡單，壓縮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為實現霸主夢讓道。發動大躍進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非常手段在經濟上趕超蘇聯，從而增強毛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但大躍進失敗，赫魯曉夫嘲笑中共政府說，“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毛覺得自己面子丟盡，更是要竭盡全力一爭雄霸。
首先，毛為首的中共罔顧當時中國餓殍遍地的悲慘狀況，將有限的糧食儲備用於換取美元與黃金，以製造原子彈。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415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嗷嗷待食的飢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計為600萬噸，只要不出口糧食，當時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飢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當時毛澤東一心一意想集中國力造原子彈、導彈，以便揚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雖然後來“兩彈一星”是造出來了，但奠基的卻是數千萬人的生命。如此“偉大成就”的慘烈代價恐怕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
其次，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一些小國家為其捧場。從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這些錢都是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甚至餓死不少人才節省出來的，但這些深受中共恩澤的小國後來多與中國翻臉相向，特別是越南後來與中國之間鬧到開戰的地步，不能不說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敗。
中共政府的統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這場由中共領袖與政府一意孤行製造的亙古罕見之災難，完全是中共領袖與政府一手製造的巨大國家罪錯，但中共政府從來未對此表示任何懺悔，甚至一直刻意掩蓋真相。從這點來說，中共政府的統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國歷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災制度，從災情呈報、調查、評價到救災措施都有具體規定。以晚近的清朝為例，朝廷規定，每有災情，地方督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3個月革職查辦；救災措施包括蠲緩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資遣流民、撫恤災民、施粥、施放衣物藥品、掩埋屍體、修房補助、借發種子、購糧平、以工代賑等。災情嚴重之時，皇帝還要下罪己詔以舒解民意。但自視比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歷史名君還要偉大賢明的毛澤東，卻狂妄地乾脆廢除救災制度，災情發生後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級官員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報任何災情，既無災情調查，更遑論救災措施，結果導致了一場亙古未見的災難。
對這場災難，毛澤東從來沒有下過“罪己詔”，中共政府同樣諱莫如深。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三年自然災害”這一上世紀最大的謊言就這樣留存在中共官方史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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