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世界工厂。西方跨國公司在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投資設厂，受到人們的注意与審視。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并未促進中國的民主和法制，相反，為了賺錢，他們降低自己的道德標准，适應了中國制度性的腐敗。

一個企業除了它的頭等大事－－－賺錢之外，是否還要承擔其他的責任？有人說：“成功的企業家自然會有利于整個社會，因此，不必去理睬那些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的組織的要求。”然而，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包括那些既不反全球化也不反資的組織）、政治家和企業負責人認為：企業應該對自己的經營負責任，不能去侵犯人權和破坏環境。既然國際企業享有法人地位，就應當盡法人的義務，這些義務包括保護人權的道德責任。

問題的引起与道德考驗

這一問題的討論正在國際上進行。在重視人權的北歐國家，討論開展得更為熱烈。引起這一討論的出發點是，許多跨國企業從世界各地賺回大錢，但這些企業和他們在各國的代理商，大都牽涉到良心犯、童工、環境和工資待遇等問題。

例如，雀巢的玩具是中國勞教所強迫法輪功學員制作的，麥當勞公司的所謂免費玩具是由童工生產的。迪斯尼生產商因為海地等國家的工人稍有反抗，便決定將工厂關掉，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以避免人權和宗教團體的監察。在中國華南，有很多工人為迪斯尼的生產商工作，根据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調查，那里的工人受到各方面的剝削，其中包括：扣押和拖欠工資及津貼、強迫超時工作、不依法給予假期、違反消防條例等等。

當民間組織指出跨國公司違反各种保護勞工法例的事實時，中國政府卻對此睜只眼閉只眼。為了吸引外國投資，中國政府在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下，仍然將公共資源拿來优待跨國企業，置勞工、婦女和其他弱勢團體的權益于不顧。跨國公司往往只需付出一些賄賂做代价，當地政府便給他們大開綠燈，使他們避免了在其本國要承擔的人權風險。

針對這些問題，一些國際人權專家和經濟學者開始思考：如何使跨國企業在投資國也如同在本國一樣，尊重勞工權利和環境生態；如何正面發揮跨國企業在維護人權上的作用，并將它們納入維護人權的國際體系中，以樹立開發中國家的人權觀念，從而促進當地政府尊重人權。

“國際人權議會”主張，在這個領域非常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立法。現在已經存在一些有關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條文，但是遠遠不夠。聯合國應該正式作成決議或立法實行，在國家和國家之間，企業之間進行對話，制訂新的規范，使解決問題有法可依。1999年，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秘書長安南提出了“全球協約”計划，要求加入這一計划的企業，在人權、工人權利和環境領域，自愿采用9項國際標准。瑞典著名的電訊公司愛立信，是最先一批簽字的50個大型跨國企業之一。一貫以大把賺錢為宗旨的跨國企業，開始面臨道德勇气的考驗。

資本家像工會一樣促進勞工權益？

讓跨國資本家放棄他們的高利潤，心甘情愿地采納歐美式的人權和環保法例。并給予當地勞工像樣的最低工資和福利保障嗎？這是我們過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們看來，跨國企業之所以要到第三世界國家去投資，就是沖著那里沒有討厭的工會，卻有大量無法保護自己權益的廉价勞工這一點去的，他們要的是各式各樣的特權，以獲取最大的收益。

然而，歷史出現了令人惊訝的變化。以前被跨國企業一口拒絕的人權要求，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被接受的跡象。不少企業過去被人視為剝削与貪婪的化身，現在卻在其公司內部設立了“人權部門”，他們似乎也与工會一樣，以維護勞工權益為己任。當然，這些企業人權部門和自由工會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保護人權的工作，主要出于商業机會和利潤的考量，但他們畢竟把人權提上議事日程了。

跨國資本家的這一較大的改變，是由“國際消費者運動”的爆發引起的。勞工權益長期被侵犯的現實，促使西方媒體發現問題、揭露問題，引起了公眾的注意。民主國家的人權團體与消費者運動，將關怀触角伸向開發中國家。

前几年的一個著名事件是，國際鞋類大厂耐吉公司在中國大陸和越南的代工厂勞動環境惡劣，勞工受到嚴重剝削，此事被美國媒體揭露，惹惱了人權團體与消費者。耐吉的商譽因此受到嚴重打擊，消費者拒絕購買他們的產品，股票連番重挫，其他國際鞋厂乘机占領耐吉市場。

這之后，一些跨國企業擔心自己也鬧出類似耐吉的事件，因此爭相投入關注勞動人權的行列，積極改善其旗下代工厂的勞動條件。他們已經看到，侵犯勞工權益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商標及名譽受到損害，往往是跨國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企業的這种危机感，促成一些改善人權的机會。許多企業發現，從長遠角度來看，如果他們承擔社會責任，是會給公司帶來效益的。

外國客戶促進中國工會直選

為了保護品牌形象，鞏固產品市場占有率，目前，跨國企業對勞工人權的關注程，
可以說是達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當然，不能說所有跨國企業重視人權都是出于利益考量，有的西方企業家本來就具有良好的道德素養和崇高的人權理念，例如瑞典企業家約然－突哈瑪在討論中堅稱：“人權是不可以拿來做交易的。”

改善本企業內部的勞工權益，似乎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最不容易的是，讓跨國企業去關注其投資國家的人權狀況。1989年六四屠殺之后，美國叱吒牛仔褲業的李維公司（LeviStrauss&Co.）為了表示抗議，毅然撤出中國市場，當時不少企業跟進，与中國政府停止貿易往來。后來李維公司又因緬甸侵犯人權而將生意從緬甸撤走。這樣將信譽視為寶貴生命、宁愿犧牲市場的跨國企業，當然只能是鳳毛麟角。

大多數跨國企業在不損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還是可以為當地的人權做些事情的。挪威專家斯特英托勒松就曾經這樣要求本國企業：“挪威首創的跨國公司應當在改良工人的保健環境、捍衛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方面站在前列，他們應當認真考察其投資地區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如果在挪威公司運轉作業的地區有侵犯人權的情況，尤其是，如果這些侵犯与公司的活動相關的話，那么，將此上報挪威政府，或上報諸如大赦國際之類的組織，對於挪威人來說應當是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這即是說，當一個企業到外國投資和貿易時，它應當同時把國際法規定的人權原則也帶去。例如，像中國一類的國家禁止自由工會，這被認為是違反組織集會自由的犯罪，那么，來自民主國家的企業就有義務改變這种狀況。最近几年來，一家知名的制鞋企業－－－杭州雅加實業公司就受到來自外國大客戶的壓力，被迫對公司的年度勞工權益狀況進行了評估，并悄悄開始了國內較早的工會直選試驗，否則，他們將喪失巨額訂單。

人權無國界。依靠跨國企業去推動人權事業，這是一個新的挑戰。但這樣艱難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受益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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