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我不可能把祖國放在鞋底帶走。”記不起這是哪一位西方作家的名言了。十年來我的流亡經歷證明，盡管在北歐湛藍明淨的天空下享受自由，魂牽夢繞的，仍然是無法隨身帶走的故鄉山水与人情。

不管异國的環境如何，被迫的流亡，很難成為一种快樂的安居。“流亡”往往意味著漂泊、流浪、彷徨、躑躅和徘徊。由于流亡者的心靈飽受失落感的折磨，就使得痛苦的流亡，變相地成為一次無法真正抵達的精神還鄉。

從夢中的還鄉到真實的歸國，這中間，橫亙著一個爭取“公民回國權”的問題。自從我的一封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請公開邀請流亡者回國》發表后，流亡者回國這個敏感的話題，引發了一場沸沸揚揚的議論：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嘲罵的，有建議的，－－－。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見之時，我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流亡？我們應該怎樣流亡？我們盼望歸國，我們應該怎樣回國？

在我看來，之所以要流亡，是為了擺脫強權的迫害与壓制；漂泊在异鄉，是為了重新承擔起中國公民的責任。既然我們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權和尊嚴而流亡，我們也應該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的情況下回去。

只要是保持了尊嚴，回國不回國，其實只是流亡者個人的選擇。一個流亡者身居何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守志”問題：他或她是否還堅守著當年流亡的初衷？是否還保持了當年為之流亡的理想？

前東歐的流亡者，為我們作出了表率。當年，几乎每一個流亡的東歐知識分子，都被社會視為一個應當介入政治的人，一個應該站在与專制抗爭的人們一邊的人。對他們而言，政治是一种任何正直的人都要加入的事業。每當國內發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自覺或者不直覺地，他們充當了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

前蘇聯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宣稱：“我不屬于我自己，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于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運，他們沒來得及寫完、低聲說完、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監獄里的命運，和自己過于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這是一位堅守其使命的流亡姿態。

令人惊奇的是，拒絕流亡的捷克作家克里瑪，也同樣選擇了承擔使命的姿態。之所以選擇留守祖國，克里瑪說：“因為這是我的祖國，因為在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們正如他們需要我一樣。因為這里的人們和我講的是同一种語言，更因為我愿意繼續寫下去，作為一位作家更意味著緊密關注人民的命運，不能漠視它，應該為那些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人辯護－－－。”

這兩位著名作家用他們的思考与行動表明：無論是流亡還是不流亡，無論是歸國還是不歸國，只要我們心存有關自由与尊嚴的夢想，只要我們能以各种方式促進祖國的進步，就都是有价值的。

曾一度意气風發的中國流亡者，現在變得越來越灰心、失望乃至冷漠，在回國問題上我們掙扎著、躊躇著。我希望在此与大家共勉：回國也好，不回國也好，重要的是守志。毫無疑問，在一個物欲橫流和精神荒蕪的時代，守志者無論在哪里，都可能遭到奚落、嘲笑和挖苦，但精神的自由，只屬于那些有勇气去追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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