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2003年6月20日，中國北京小湯山醫院“最后一批”SARS患者病愈出院。据官方統計，截至6月19日，全世界死于SARS 共804人，其中中國大陸247人、香港296人、台灣84人，計587人。讓我們為亡靈安息禱告！

SARS肆虐中國是中共“物欲至上”的增長中心論、權貴豪奢食欲下的天人關系、說謊政治、公共保障極度缺乏等等綜合作用的惡果，根本原因是政治落后，全面看則集中暴露了所有“中國問題”。這次災難并非突發性災難，而是各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与還會發生的災難之一——如果中國的政治局面得不到大的改變的話。這里主要從說謊政治加以剖析。

1，“非典”之“謎”

霍亂肆虐中國的時候不叫霍亂而叫“二號病”。中共當局直到現在還開口閉口“非典”。

“煞滋”或“薩斯”，全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縮為SARS），是由世界衛生組織的意大利籍傳染病專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率先命名的。卡洛厄巴尼大夫以身殉職，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認同了他的命名，有了紀念他的意義。中國基因學家楊煥明指出，“非典”与“薩斯”在病理學上不是一個概念，前者全稱非典型肺炎（ATP，Atypical pneumonia），有藥可治。

共產党有一個顯著品質：不喜歡糾錯，尤其不喜歡及時糾錯，而喜歡面對巨大的代价与壓力以顯“戰斗气概”。死要面子的統治傳統与尊重事實、真理有著根本對立的趣味。

誰見過中國“首例非典病人”的權威報道呢？人們的消息紛紜駁雜：首發地河源，時間是2002年11月16；首發地佛山，時間有說2002年11月中旬有說11月下旬；首發地不詳，時間是2002年7月；首發地有說河源有說深圳，時間是2002年12月5或6日……連北京的“首輸病例”都莫衷一是！這涉及“他們”党的體面？如果超出大陸，還有更多版本。例如5月6日香港的《文匯報》就刊文稱：薩斯“最早疑在美爆發”……

世人可以想一想，第一例病人對于病源學、流行病學有著怎樣的科研意義！“CHINESESARS”是人禍還是天災，當然与首發病例何以出現、怎樣成為傳染源相關。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首發病例愈發有了謎一般的性質。由此，“第一SARS輸出國”就成了可以模糊的懸案了。

2，封鎖之禍

說謊政治是吳先生批判國民党統治的用語。要說謊就要封鎖真相。有廣東新聞工作者披露了該省宣傳部新聞處的指令清單，摘編于次——

2月8日（正月初八，机關新年上班第一天）：我省不明原因呼吸道傳染病目前已經得到有效控制；2月10日：省內各級新聞單位一律不得采訪報道，要嚴格保密；2月11日（略）；2月12日：關于不報道我省部分地區群眾搶買食鹽、糧油等情況的緊急通知；同日又：除統一安排外，各單位不要再派記者到醫院采訪。不要使用“疫情”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等提法；2月13日、2月14日、2月17日（略）：要特別注意絕不能將討論引導到政府在這次事件中所謂反應遲緩和群眾要有知情權等上面去；同日又：中宣部新聞通知……；2月18日、2月19日、2月23日（略）3月2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向各媒體發了《護士長日記》，各媒體一律不刊發；3月3日：鐘陽胜強調：兩會期間，如果有代表委員討論非典，一律不報；3月6日（略）； 3月14日：對香港發生的非典一事，一律不報……

封鎖直接導致的災難便是傳染失控！

2002年11月中旬至今年2月初，廣東疫情已然從初發進到了嚴重擴散。接下來香港与山西-北京-內蒙由輸入到失控。這中間至少有兩個關鍵“超級傳播者”值得特別提到。

劉劍倫：男，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教授，醫治過大量病人，自己染病后，以出席在港外甥婚禮為名，赴港求醫，制造了舉世聞名的陶大花園事件。看到香港死亡人數超過大陸，我的問題首先是：如果沒有廣東當局人為營造的假相，香港醫院會接受劉劍倫嗎？如果“港人治港”能隔住兩虛一實的“一國兩制”，對北京依順慣了的港官若能夠听一听香港民間的呼聲，及時對入港人員嚴格把關，事先說明去港治病的劉劍倫能夠進入香港并且出席隆重的婚禮嗎？

徐麗：女，山西太原人。中國新年后，她需要到廣東出差，但傳聞使她有些擔心。在一家党報工作的母親特地為她查閱了一些報紙，并給在廣州工作的同行打電話，得知“都是謠傳，沒那么嚴重”；父親幫她從互聯网查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輕的一种，沒有致命危險”。2月18日徐麗才和弟弟帶著一些板藍根入粵。23日回到山西后，太原一家大醫院的醫生對發燒38.8度、“擔心得了非典”的徐麗笑著說：“不要大惊小怪”、“不是非典”，給她開了阿奇霉素等靜脈點滴。不放心的徐麗又去了另兩家醫院，診斷結果仍是“感冒”。 徐麗說：“后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為什么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2月28日，她隨丈夫“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北京解放軍301醫院。…… 3月12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被急送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出現10多例感染者。3月27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不止一個親人從徐麗感染并不治身亡。幸免遇難的徐麗說：“醫生、護士也是受害者。廣東去年11月份就發病，難道國家級的醫院連必要的通知都沒有接到嗎？”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机、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302醫院非典患者不斷增多，而徐麗卻在電視上看到衛生部長反复指出：“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徐麗說：“可怕的無知，可恨的盲從!如果，新聞資源被很好地用到宣傳SARS知識上，那該多好啊。”

我認為：在鐘南山院士提出“集中隔离收治”的主張之后，封鎖便不再有任何知識性借口（這樣說已經犯糊涂因而已經過于“溫和”），因此，相關的一切后果，包括兩岸三地几百條人命，都要由封鎖真相的人們來負責！例如徐麗和徐麗傳染的所有病人，以及由此而來的全部防治工作的代价，都應當由封鎖者們負責！封鎖者們決不應當僅僅受到党紀行政的處罰，而必須承當相應的法律責任，分不清具體責任人的一律由具體單位的党政一把手承當，非此不足以汲取不僅是SARS肆虐的教訓！

3，良知受壓

當瞞騙成為權力的偏好時，醫學界就有了太多的滑稽、丑態，理性与科學精神便十分難張。為什么鐘南山當初提出需要大陸以外的合作支持而被視為“政治不正确”？為什么廣東省宣傳部新聞處2月14日的通知中要提出對鐘南山“沒有特效藥”的說法作“淡化處理”？為什么“廣州确診的非典病例和新發現的非典疑似病例以兩位數增長，各項指標在全國仍名列前茅”，卻“与全國各地相反，在廣州的街頭，几乎見不到人帶口罩”？(多維社記者周邑報道)為什么 “戴口罩的人還會受到旁人的非議和側目”？(南方都市報5月9日陳儒斌文) 著名時評家鄢烈山在5月13日的《中國青年報》載文說，“5月10日我到抗非典的一家醫院去，在一樓看到醫院的工作人員与求治病人，也大多數不戴口罩。我所在的寫字樓有上千人辦公，在電梯進進出出的人，戴口罩的絕對是罕見的‘另類’。”難怪廣州大學生會被暗示“不戴口罩是政治任務”了！為什么蔣醫生會被“冷凍”（戴晴女士語）——為什么蔣醫生“要求出國探親的申請得不到批准”并被要求“不要接受境外采訪”（蔣醫生女儿語）？記者會上官員要么對有關蔣彥永的提問冷冷地說“不了解”,要么反過來對記者的“蔣彥永關怀”大惑不解，令人作嘔！

而以打擊謠言為名行迫害人權之實，則是惡政中的最惡！在中共眼里，更有特別需要禁止的“謠言”——批評中共的言論。于是，禁网不用說，手机短信也受到嚴厲監控；于是，拖了近三年的黃琦案、一年多的“新青年學社”案草草審結；趙常青、姜力軍等一批道義人士被逮捕；杜導斌等网絡言論作者被警告、河北徐水集團董事長明顯因為發表与李慎之、杜潤生的對話而触動當局的敏感神經……

人們因SARS更因中共暴政恐懼。香港《苹果日報》4月間的一則報導：記者致電309醫院，一名值班人員對所有關于非典型肺炎的提問全部回答“不知道”，一連答了十多個“不知道”。問他知不知道醫院有多少宗、他自己有沒有患上非典型肺炎，他也回答：“不知道”。這是多么恐怖的“不知道”啊！自由啊自由，從來沒有這樣像陽光、空气一樣，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寶貴！

張文康、高強是醫學專家，也是說謊的專家；那位在衣原體与冠狀病毒之間攪混水的洪院士是專家，卻患了大躍進、浮夸風的后遺症。2002年11月16日，廣東河源市出現第一個SARS病例，2003年1月3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竟在當地的《河源報》上刊載申明：河源并沒發生流行病毒。實際上被河源首發病人黃杏初傳染的就有11人，其中并有8名醫護人員。今年1月初，廣州《新快報》記者采訪了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院長吳一龍教授。吳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對症治療，患者連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

在今天的專制社會，丑陋的專家政客往往比一般政客有更大的危害。那种將專家治國（技術官僚治國）視為中國出路的人們，如果不是出于對民主政治基礎意義的無知，便是對清華上海幫的刻意諂媚。

4，亂相叢生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參加搶救徐麗的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机、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徐麗說：“后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為什么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在山西、北京、內蒙、河北、江蘇，都曾出現過漏診的同時，甚至在北京大學附屬醫院，都缺乏必要的隔离治療措施。在南京“抗‘非典’指揮部”要求成立“發熱門診”之后數日，一些醫院的“發熱門診”連消毒液、專用的口罩都要醫護人員自己掏錢購買，而口罩、隔离服質量之差，竟使得例如北京的醫護人員十分為難：“戴（穿）也不好，不戴（穿）也不好。”（《中國青年報》）在這种情勢下面，出現病人不敢上醫院、已經入院的逃离醫院、一部分醫護人員不愿意上“前線”，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在謊言、封鎖下，政府、醫院長期來的缺乏誠信、愛心，与SARS的高傳染性、無特效治療手段等等共同發酵，人們慌亂了。廣東中國新年前已經出現搶購与哄抬物价（一瓶醋賣出200元）；北京4月份出現搶購，且有數以百万計的勞工、大學生、官僚平民紛紛逃离危城。火線上任的王市長通過傳媒聲明：北京不會實行戒嚴。其時江蘇火車站出現了令人困惑的無人檢票現象！全國緊張了！在河北，出現農民堵路、挖路、抵制政府在村里建立隔离區的過激行為；在南京，農民自發封鎖旅游風景區、阻攔交通……

假冒偽劣出人意料地急速滋生蔓延，不法奸商乘火打劫之瘋狂令人震惊：凡是与防治SARS有關的用品，沒有一樣沒有出現過大量的假冒偽劣（我自己也買到兩只爛棉花填充的口罩），而毫無關系的商品奸商們也要大鈔“概念股”，社會品質頑劣到了何等程度，可見一斑。

理性沉淪必有愚昧登場：“放鞭炮能治‘非典’”等等迷信伴隨著“眾志成城”大而無當的高調動員，不脛而走；流言止于公開而生于瞞騙：“某地出現多少多少‘非典’病人”的流言，相繼四起。鮑彤先生指出：政府的責任既包括如實向人民說明情況，又包括用事實及時辟謠。茉莉女士觀察到：在中國調查了五個星期之后，世界衛生組織顧問普雷薩(Wolfgang Preiser)有一個頗為惊人的發現——“中國充滿謠言，但許多謠言最終都被證明包括某些真實。” 普雷薩有“敵對勢力”嫌疑了！公安部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密切監視各种“敵對勢力”，嚴防以“隱瞞疫情”為借口攻擊党和政府、借机鬧事。于是，僅河北省法輪功人員就因為“散布薩斯謠言”而被拘捕180人之多！

混亂本是專制自食自肥的自我排泄物。行政垂直動員机制下的對上負責，落實到對“人治要員”負責，就會立即衍生出眾多無視公眾安全的荒誕來。例如，用大掃除之類勞命傷財的運動折騰群眾，每天噴几次誰也說不清作用何在的消毒水，導致頭暈、惡心；在陝西，因為服食防疫中藥過量，洛南縣靈口鎮百余中學生出現中毒！腐敗的頭啖湯更是少不了：蘭州市衛生局下屬公司從青島不法商人買進3吨明顯不合格的消毒液，竟借執法之名試圖避開工商部門的查處；6月初中央開始的專項查處已經有報道表明：湖南等地防治SARS專項經費被挪用、貪污！

几個月來，加強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建設成為中國體制內專家熱衷的話題。上述亂相表明，專家們不談政治民主与公民自由，只能是隔靴搔痒、緣木求魚。

5, 謊言何日休

4月3日新華社報道：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衛生部部長張文康笑言：“中國是安全的！”“我負責任地說，……經過中央和地方衛生部門的艱苦努力，現在發病人數明顯減少，治愈人數顯著增加，死亡人數有所減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群眾生產、生活正常，社會安定，旅行安全。”4月4日，張文康在記者會上首次公布：北京13人染病、3人死亡。

面對謊言，“曾經說過要重新評价‘六四’”的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以真名實姓揭露真相：北京309一所醫院就住了60個薩斯病人，7人死亡。人們更加憤怒了，包括著名新聞人張偉國在內的海內外華人，發出了“說謊者下台”的吶喊。面對國內外強大的壓力，“牙膏党”冒出了新表現——4月12日，后也被靠邊的北京市長孟學農在會見北京國際公路接力賽部分參賽國代表時說：北京于今年3月1日就接收了第一例非典病例，破了張文康的“北京第一例出現在3月18”。与此同時，胡錦濤奔赴港粵，溫家寶緊張部署防治工作。在人們有理由普遍感到恐慌的時刻，說“蔣醫生一封公開信改變了中國命運”并不夸張。

張文康當然是了解真相的。他的輕松流利的笑談顯示了其高度自覺的“隱瞞習慣”。“隱瞞習慣”比一兩次“隱瞞決策”嚴重遠甚。習慣是潛規則化了的制度（几千年的工夫啊），于是才有4月15日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發言人的援張辯解：“不知道世界上哪位衛生部長能控制疫情不讓發生，把這個責任讓衛生部長承擔是不公平的”；才有“被官方推荐到‘博鰲論壇’”去的龍永圖的惊人語：“香港要有50万人染病才算大事。”“香港對薩斯病小題大作的話讓我回想起六四事件……大躍進也才餓死几千万，也沒什么。”（5月22日大紀元華府日報記者蕭陽報導）龍永圖說話的當天，長達半個月的廣交會開幕。門可羅雀的廣交會的代价之一是：浙江一次性隔离500多人！

張文康等昏官靠邊了，鮑彤先生尖銳指出：隱瞞非典型肺炎疫情領導一切的党，應該為那些決定封鎖消息的人承擔一切責任。（見鮑彤“六評中共新聞制度”）

毛澤東佩服的曾國藩寫過一本名叫《面經》的書。為了廣交會如期舉行和世衛專家的觀感，廣東大作面子；為了GDP，北京大作面子。為了面子，宁負天下人，也要不惜將“非典”与共產党的面子永遠連在一起——4月20日張文康靠邊，下午3時的記者會上，有望扶正的衛生部副部長高強繼續瞞騙說“北京市沒有全面准确統計”的原因是：“醫院彼此之間缺乏有效聯系，信息互不溝通，資源不能整合。而病人分散在70多家醫院里……”40天后的5月30日，高強堅持繼續瞞騙的既定方針，繼續為說謊部長辯解。

“將謊言進行到底”預示著中國老百姓將繼續面對“社會主義的优越性——能辦大坏事”的苦境。

劉曉波指出：中國抗薩斯的良知在民間！他說得對，請看——先是4月22日宋先科、林賢治、揚支柱等人針對亂局發起呼吁；緊接著4月24日，楊支柱、秦暉等人發出重要的六點建議；4月26日，《北京之春》雜志社發出致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中國政府必須承諾開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4月27日，北京之春雜志社、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和平、中國社會民主党、民聯陣—自民党共同發表《行動起來，共赴國難——關于薩斯病抗疫問題的聯合聲明》……民間的呼吁無疑不強調新聞、言論自由。是的，這是SARS又一次昭示中國人民的与生命相連的底線，一條可以結束謊言政治的底線！

2003年6月24日初稿 7月26日刪定(//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