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最近，北京發出一系列改革下放報紙期刊出版的指令，有人以為北京要放開言論了。

不要指望北京會在新一輪的出版改革當中真的放開言論。

事實上，二十多年來，中國在言論自由方面從來就沒有放松過。有時人們會看到一線希望，看到有新措施出台，圖書品种在顯著增加，報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議論，雜志常常會刊登讓人吃惊的觀點。於是外界就習慣性地去猜測，會匯總媒體上的所有蛛絲馬跡，分析其中的可能性，然後，樂觀地概括說，新一輪的自由空間快要出現了。可是，往往就在這個樂觀的時刻，形勢必定出現逆轉：某某報受到批評，某某出版社停業整頓，某某雜志被取消刊號，某某書籍受到收繳，等等。言論自由就像空气中的泡沫，閃著美麗的亮光，晃一晃眼，就破滅了。

在一個至今仍然不是通過法律，而是通過“新聞紀律”來管理龐大媒體的國家，指望它真的會制訂開放言論的政策，是不了解言論在這個制度中的作用的緣故。要知道，盡管連續多年中國人大法工委希望能在人大上通過一部《出版法》，來為憲法中有關“言論自由”做出合乎法律要求的解釋，也只能望洋興嘆。結果，目前為止，國家管理新聞出版業的依據，竟然是一部由國務院通過的行政規定。

其實，也不能說北京在放開言論上沒有誠意。多年來，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也攪盡腦汁想尋找一种合适的方法，既能讓民眾獲取言論空間，同時又不至於出現違反基本口徑的“越界行為”。針對體育界的自由言論就是一個明證。中國媒體居然可以無所顧忌地痛罵國家足球隊，把前國家足球隊的總教練戚務生改名為“泣無聲”，從而發泄億萬球迷的傷心與悲憤。關於娛樂的言論自由也是有的，否則很難想象趙薇穿印有日本軍旗圖案的衣服會成為一個“媒體事件”。

但也僅此而已。

原因很簡單：根本就無法找到一條既能讓民眾享有言論空間，同時又規定這空間并不包括某种言論的方法。多年來中宣部管理言論的方式是，一旦出現不合适的言論，馬上就干掉它。但是，誰又能有效地預防“不合适的言論”呢？況且，除了那些明目張膽地要求實行多黨制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大量“灰色”的言論每天都困擾著成千上萬的“言論檢查官們”。當年江澤民主席教訓香港記者的新聞，若大一個中國，不是也不許播出麼？真是很難想象廣州有線電視台的新聞檢查官是如何來判斷這條新聞的，反正他們還是讓江澤民的畫面變成了彩色格子。

連災難新聞也不能自由刊出。位於廣西某偏僻山區的一個煤礦出事故了，几十個礦工困在里頭，然後悲慘地死去。北京一些大報的記者前去采訪，居然受到野蠻阻攔，還威脅說要如何如何。最後事件還是報道出去了，煤礦主和當地領導也受到了懲處。這件事明白地告訴人們，自由言論的空間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連一個小小縣級的頭頭也知道要封鎖消息，這只能說明剝奪言論空間在中國領導層中有著廣泛的基礎，因為他們切身體會到，只有在封閉的環境中，才有可能為所欲為、橫行霸道乃至無法無天!

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體系，怎麼能指望它會釋放出一片自由的言論空間出來？

說穿了，中宣部制訂的新聞改革計劃，基核心點是要改革以往僅僅通過行政命令來管理媒體的做法。二十年的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已經讓宣傳部門的官員們意識到，他們也可以通過和以往不同的方式，比如經濟的方式來管理言論。這個方式可以讓管理成本下降，而又不消除管理言論的有效性。

事實上這也是宣傳官員們所希望的效果。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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