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曾經有人把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身上，以為他們是民主的天然支持力量，“告別革命”的過气學者李澤厚甚至提出了“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的公式。

但是十几年前來，那些“先富起來的”中產階級們（更不用說富豪）所表現出的貪婪、無恥、對權貴的依附等等，只是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正在闊气的”要保持現狀。他們并不追求民主，他們的財富積累往往是肮臟的，見不得陽光的，他們更渴望在現行體制下繼續醉生夢死的生活，不想有所改變，什么社會進步、什么自由人權，于他們何干。

記得几年前讀過經濟學者何清漣的一篇文章，她和几個知識精英朋友曾和几個“成功人士”有過一席談，這些早已躋身中產階級行列的企業老板對現實和未來的認識，讓她們大開眼界，他們反對民主，反對深化改革，說白了就是要保持現狀。

其實，富人的墮落只不過是整個社會墮落的一部分，窮人富了也可能好不到哪里去。在這樣一個不義的時代，孫大午的存在确實是一個异數，他的出事也是正常的，不出事才怪呢？這個自稱共和主義者、“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富豪認為阻礙農村發展的根本問題是“權力和資本對勞動的剝奪和限制。”

他一針見血地把這种“剝奪和限制”稱為“政治壓迫”——“（依我們徐水的情況看）政治壓迫是存在的，經濟剝削卻不存在，農民就這點東西，沒什么可剝削的。”在他眼中，現在的農村狀況是“農民看不到希望，農村成了絕望的田野。”他為此呼吁農民的“第三次解放。”

他直言“我們國家現在既不是計划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一种‘審批經濟’，在某种程度上這种‘審批經濟’比計划經濟還坏，還可怕。它可以讓誰富誰就富，讓哪個地區富哪個地區富，這相當可怕，相當危險。准确地說這可以叫‘官僚資本社會主義經濟！’”他尖銳地批評“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私有化”的現實，他提出：“這個社會最主要的不是需要政治家，而是需要思想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區別：政治家常常是一部分人的代表，或者是大多數人的代表……；思想家是全人類的代表，他不會站在某一派別、某一集團的立場去考慮問題，他給予所有人恩惠。”

早已躋身“成功人士”的孫大午不好好享受他的既得利益，過紙醉金迷的好日子，偏要關心什么“三農”問題，和學者對話，到高校演講，說什么社會需要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的思想、言論或許卑之無甚高論，有的判斷也不一定准确，比如說什么“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是成功的，超前的”，比如對個人主義、對人權的認識也都有局限性。他以一個億万身价的農民企業家，放言時局歷史，暢談民主共和，關怀農民命運，在衣冠楚楚的大款行列中完全是一個另類，一個异數。他以思想活著而不僅僅做一個行尸走肉的富且貴者，但正是他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挽回了最后一點榮譽。

他說：“我有兩個夢，一個是我想建一個世外桃源，這個理想正在實現；我的另一個夢是：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隨著孫大午的鋃鐺入獄，他的第一個世外桃源夢已被擊得粉碎，他的第二個夢——真正的人間共和依然遙遙無期。無論他未來的命運如何，歷史都將記住孫大午這個名字，一個曾熱切追求共和理想的企業家、思想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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