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一）現代訓政与歷史訓政

提個問題。假使共產党今天宣布說，它不再堅持共產党永遠的領導地位了，它也打算還政于民，實現國家的民主化了。但是它說，由于許多的“獨立知識分子”懮國懮民，擔心出現“真空”，擔心出現“大亂”，擔心中國的天會突然塌下來，所以共產党接受了他們的勸告，也制定了一個十几二十年的訓政計划，在這十几二十年里實現共產党一党專政指導下向國家民主化循序漸進的發展。共產党這樣提出來了，“愛國者”們不用說，一定歡迎；民運怎么辦？接受還是反對？

別人不知道。王希哲是會贊成的，就象贊成歷史上孫中山先生的訓政理論一樣。他只是惋惜，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被中共耽擱了近百年！

就是這樣也還是有人不允許。有貌似激進民運的，也來質問。他們說：“既然你們反對共產党的專制，為什么又要肯定歷史上國民党的專制呢？”

我回答：我們當然反對專制制度。但根本來說，我們反對的是共產党為自己法定的“千秋万代永不變色”的絕對專制制度。

我們反對專制，就像反對毒品。當這种毒品不是為了永久毒害人民，而是在一定階段，一定條件下作為治病的醫藥的手段時，我們為什么要絕對反對它呢？

但今天的問題是，共產党究竟什么時候承諾過，它愿意結束一党專政，向民主憲政的方向演進？共產党從來沒有象國民党那樣有過承諾，直到今天。它始終明确它的所謂“改革”僅是在它“堅持共產党的領導”的體制內作一些修補。所以，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一再警告“中國不能民主大躍進；民主必須循序漸進…”，都是一些無的放矢的廢話。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列車向憲政方向的開動或開動的決心，還輪不到討論它的快慢。

既然談到了國民党和共產党的“訓政”，趁這個机會，我們把這些問題從歷史的角度，深入探討一下。

（二）中國近代三大專制形態的特征

辛亥以來，中國出現過三大專制統治形態：北洋軍閥統治；國民党統治；共產党統治。我們可以大概探討一下這三大專制統治形態的特征。

一、北洋軍閥專制

除了袁世凱83天短命的稱帝外，自民國元年到民國17年，北洋政府治下，統治中國的法律意識形態是“中華民國約法”（或它的形式變換）。這個約法是宋教仁依据西方民主憲法藍本為新生的中華民國繪制的。這個特征極其重要。它解釋了今天的人們回過頭來透過重重的歷史迷霧所感覺和發現的，中華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竟然是近代中國人民最自由，思想文化最燦爛的時期。

那么，北洋政府的專制表現在哪里呢？

与后來的國民党專制、共產党專制不同，北洋政府的專制不是體制本身的專制，相反，它是軍閥舊勢力在民國約法體制的束縛下，不甘束縛，憑借實力擴張權力，蚕食約法，破坏約法所逐漸擴展的一种有限專制。軍閥把權力半徑擴張到哪里，他們專制的邊界也就延伸到哪里。也就是說，在他們有限專制力量到達的邊界之外，中國人民還是能夠享受到或相當程度享受到民國約法給予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實際上，北洋政府17年，各派軍閥權力的爭奪和拉鋸較量，始終沒有超出國會和政府國家机器領域（也就是說，他們始終沒來得及“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這樣，國家机器之外的中國民間社會，它的經濟，文化包括思想、教育，新聞，文學等各個領域就都得到了相當廣闊的自由發展的机會了。這個狀況直到國民党北伐軍已經兵鋒兩湖，段祺瑞執政府下台，北京几乎陷入無政府狀態時，出身綠林響馬的張作霖（袁黎段吳都是出身高門或知識分子的軍閥），才完全不顧約法體制的任何邊界，對反對奉系的記者邵飄萍、林白水等開了殺戒，輿論也不敢對他有任何批評了。丁中江的《北洋軍閥史話》這樣評論：

“邵被殺后，北京空气極為緊張，很多報刊都紛紛自動停刊，以免遭殃。原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聞卻是相當有自由的（袁克定還需要印假報紙來騙他一心作皇帝的總統老子），軍閥們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對新聞批評大體還能容忍。直到奉軍入京后，形勢才為之一變。”

我們特別以段祺瑞為例，來探討北洋人物的專制特征。

段祺瑞是北洋統治人物最典型的縮影。袁世凱為實現与民党的交換條件逼清廷下台打的第一張牌，就是他北洋軍第一軍總統段祺瑞。這位曾在德國學習軍事的留學生支持他的首長袁世凱革清廷命“走向共和”后，便忠于共和，沒有支持袁世凱稱帝。更親自帶兵粉碎了張勛复辟。就像鄧小平的几起几落對后來中國的影響一樣，袁后北京政府十几年的動蕩，几乎都圍繞著段祺瑞的進退起落。而引起所有這些動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叫歐戰）中，中國的參戰問題。

作為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以他北洋政府中少有的國際眼光，斷定協約國必胜。因此極力主張中國盡快參戰，站到必胜的協約國一邊，好在戰后的國際和平會議上，以戰胜國的資格收回清末以來所失去給德國的若干主權。同時乘机向日本借點錢，編練“參戰軍”，既可以用于威懾俄國平定蒙古的离心，又可以用于對南方的統一戰爭。

應該說，段祺瑞這個參戰決定大體是出于民族利益的公心的。歷史其后的發展，也向中國人民證明了段祺瑞這個決定的偉大英明。沒有段祺瑞的排除万難堅決參戰，就沒有了戰胜國中國外交代表后來的的出席巴黎和會，就沒有了中國踏入現代國際會議的第一步，就沒有了五四運動，就沒有了中國對山東主權的最后收复…。

缺乏國際眼光的總統黎元洪和國會，卻出于害怕段祺瑞（及其首席幕僚徐樹錚）權力擴張的私心，反對參戰。

政治主張本來正确的段祺瑞，這時暴露了他軍閥獨斷專行的本色。他要用非法的手段去貫徹他的意志。他竟襲用了他已死的首長袁世凱用過的在軍方唆使下組織“公民團”非法包圍國會，強迫國會通過符合自己意志的決議方法，來對付他面對的國會。但這一來，就把連原來支持他參戰的梁啟超影響下的國會第二大党進步党都得罪了。國會通過決議“擱置”參戰案。段祺瑞失敗。黎元洪總統趁勢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

段祺瑞宣布免職令無效。因為依据約法（他像毛澤東忽然想起憲法那樣想起了約法），總統令是需要國務員附署才能生效的。這是當年民党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而為袁量身定制的。段祺瑞自己沒有簽署，据他認為，當然免他國務總理職的總統令無效。他想起了軍隊。

果然，各省軍事長官組成的督軍團在天津開會，宣告支持段祺瑞，反對黎元洪，要求黎辭去總統，并作出了向北京進軍的態勢。

嚇得心惊膽戰的黎元洪向徐州張勛搬兵救駕。張勛帶兵到了北京沒有救黎元洪，倒是逼黎解散了國會，驅赶了黎，把少年宣統皇帝溥儀重新捧上了龍廷。

段祺瑞抓住机會，馬厂誓師，率軍進京打垮了張勛，粉碎了复辟，回到了國務總理辦公室。但是張勛的解散國會，驅赶黎元洪制造的空白，卻為段祺瑞獨裁鋪平了道路。他既不請國會回來批准自己，更不請黎總統复職麻煩自己。回到辦公室不到一個月，1917年（民國六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就在沒有國會的段祺瑞總理的絕對領導下，對德奧宣戰，以非法的軍閥專制方式，帶領中國跨進了戰胜國的大門和國際化的大門！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見北洋軍閥專制的几個顯著特征：

1.這种專制，是在民主約法體制中向外的非法權力擴張。它在道義上是窘困的，政治上是被聲討而不能得到辯護的，因而對人民自由的侵犯是有限的。

2.這种擴張的極限，是民國約法的共和國框架。由于國內國際各种力量的牽制，它是不容易突破的。北洋政府17年，只有袁世凱一人短暫突破過而以身敗名裂告終。

3.袁以后，已經沒有任何軍閥野心家敢于再次嘗試突破共和國的約法框架（不算張勛几天的鬧劇）。因此，北洋時期，才成為了中國人民近代相對最自由的時期。

二、國民党專制

認識到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政治精神，要适用整個社會，它必須在那种思想和精神有效地全社會化之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革命（軍政）以后，要在國民党一党專政下經歷訓政，教會人民民主自治的能力，才能還政于民，實行憲政。這個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說，雖是辛亥前孫中山就規划過的，但痛感沒有訓政階段确是不行，無法建立真正的民國而下決心實行之，還是在“二次革命”失敗之后，特別是1924年，孫中山相當大程度接受列宁建党學說影響，召開國民党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后。

因此，很明确，國民党的這种專制，是一种基于歷史的教訓和既定理論指導下的體制的專制。

1928年底，在告祭香山，大體完成了國家統一后，國民党宣布開始對國家實行訓政。

國民党毫不諱言聲明，國民政府并不是根据憲法由人民選出的最高權力。“它只是中國國民党所建立的革命政權”，“它的政權基礎不是人民的選票，而是國民革命的需要”。

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規定：

“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党之指揮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這就是所謂的“党國”。

但在“革命政權”訓政下，人民還有沒有一定的自由？自由有多大？可以獲得怎樣的保障？這些，一開始，國民党上層就有了兩种截然不同的意見。

孫中山的“凡是派”是胡漢民。他公然提出，訓政期間，不需約法：“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即是訓政時期的根本大法，所以無須另定約法”。胡甚至提出了那個著名的獨裁口號：“訓政期間，不但是党外無党，并且是党外無政，政外無党”。

胡的主張，獲得了國民党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支持，正式通過了《确定總理主要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的決議案。

但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立即反對。在北京、太原先后召開它那一派的“國民党擴大會議”，堅決主張訓政期間，必須要有約法。1930年7月25日發表《党政七個基礎條件》國是主張，呼吁“籌備召集國民會議，依照建國大綱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并且公布了對人民權利實行憲法直接保障主義的《太原約法草案》。

蔣介石在對汪精衛、閻錫山等的叛亂討伐的同時，卻在相當大程度上接受了太原派的意見，軍次開封提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确定召集國民會議之議案，頒布憲法之時期，及制定在憲法頒布以前訓政時期适用之約法”。

堅持孫中山語錄就是法，因此不要約法的胡漢民為此下台。

這就是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產生的背景。

這個約法對人民權利規定間接保障主義。雖然它比《太原憲草》退后了一步，但比胡漢民的無法無天，總還是進步了。

訓政約法有了。但訓政要訓多久？憲政能不能提前？雖然國民党原規定了訓政六年，1935年結束，但9.18事變和1.28抗戰激起了全國的民气，使得國民党內革新派和社會各民主進步力量痛感必須盡快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以便動員全國全民的力量團結抗日。

這便是孫科發起和推動的籌備憲政，起草憲法運動的背景。

憲政，意味著還政于民，意味著從此中華民國不是國民党一家獨占，也就意味著在各党的自由競爭中，國民党就要准備自己放棄政權下台的可能（請看2000年的民進党！）。這對國民党守舊派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前景。但“國父”有過最高指示：

“一國之政治必賴有党爭始有進步。…本党將來擔任政治事業，實行本党之党綱，其它之在野党則處于監督地位。假使本党實施之党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當盡監督責任，此政党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監督，而後政治始有進步。”（民國2年1月19日在國民党茶會講詞）。

其大如天的“總理遺教”擺在面前，他們理論上不敢否定這种前景，于右任只好問孫科：“實行憲政，國民党可能下台，在抗戰期間對國家穩定有利嗎？對抗戰前景有利嗎？”

孫科回答：“不怕。國民党的三民主義全國人民衷心擁護。實行憲政國民党只會更得到全國人民擁戴，國民党的政權只會越鞏固。（大意）”但這只是信心，它是沒有包票的。就像今天要有人勸共產党說“共產党，你們實行憲政吧。你們的共產主義全民擁護，實行憲政全國人民對你們會更擁護，共產党的政權會更穩固”。共產党會放心嗎？不會放心的。

國民党守舊派不能阻止憲政的要求，他們只能對立法院長孫科領導下的憲草會提出一些“原則”，以求憲法的規定能在實際上更多的保障國民党。

孫科憲草1936年5月5日公布，被稱為“五五憲草”。國民党原決定1937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依据五五憲草制憲。無奈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國民大會一延再延，倏忽就是八年。

抗戰胜利。毛澤東飛渝談判。國共簽訂雙十紀要，又通過了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在這個基礎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中心推動憲政和憲法起草的運動，又一次發動展起來。

形勢大變。無論中共后來怎樣的專制表現，四十年代的中共，儼然是民主的旗幟。不但民盟以它馬首是瞻，孫科國民党憲政派和其他民主党派，雖然拒絕它的的統戰，但在極力擴張憲法的民主性上，他們事實与中共站在一條陣線。為迎接二戰后的新世界發布了大西洋民主憲章的美國，也對中國政治擁有了極大影響力。這一切力量的綜合，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成為了一部打破國民党五五憲草窠臼，完全建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憲法草案基礎上的辛亥以來第一部舉國一致的民主憲法了。

四月，國民党正式宣布依照憲法“結束一党政府，成立多党政府”。從此國民党也就不再稱中華民國為“党國”了。

我們听听馬歇爾聲明對這部憲法的評价：

“事實上，國民大會業已制定一項民主憲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去年一月各党派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之原則相符合。不幸共產党未能認為可以參加此次大會。而該會通過之憲法，則似已包括他們所要求的各個主要的事項在內。”

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雖然隨之的內戰和漫長的戒嚴淹沒了這部民主憲法，但中華民國在台灣解嚴后，這部憲法立即發射出万丈民主的光芒。中華民國在台灣和平實現了政党輪替；民進党在這部憲法的照耀下歡天喜地把陳水扁送進了總統府的大門，今天，國親聯盟秣馬厲兵又決心在這部憲法下，奪回百年的政權。

我們希望看到那一天，中華民族在這部舉國一致憲法的照耀下，實現民族的大和解，大民主，大統一，那是多么好啊！

從這里我們看看國民党專制的几個顯著特征：

1.國民党專制是一种體制的專制。与北洋軍閥專制剛剛相反，它是人民在這种專制體制中，力求擴展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在人民事實爭取到手的自由和權利的邊界之外，都是國民党訓政下的專制。

2.由于這种專制，統治理論上是走向民主的短暫過渡。它在空間上不是無限擴大而是逐漸縮小的，因此，一切否定這种專制爭取更多民權的斗爭，都是能夠得到體制內反對派的支持和辯護的。甚至共產党勾結蘇俄的武裝暴亂割据，都能夠得到宋慶齡一派的袒護。更不必說一切和平反對國民党的民主運動。儲安平很經典地描述了國民党專制特征：它是民主自由的多少問題而不是有無問題。

3.訓政必須盡快走向憲政。因此，國民党訓政專制在時間向量上，更是有限的。

三、共產党專制

共產党專制來源于這几個方面：

經濟管理職能方面。“共產党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种官僚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党官僚是這個國家生產的計划者和組織者，它就當然掌握了專政的職能。這個專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專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就在于它一開始就是用強制才建立了這個違背自然規律的經濟制度。”（王希哲自傳《走向黑暗》）

思想控制職能方面。列宁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一定要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將消滅資本家階級，解放工人階級和全人類。但社會主義思想和覺悟，不能從工人階級中自發地產生，更不能從農民和其他勞動階級中自發產生，必須要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党從外部灌輸。沒有共產党的灌輸（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如果說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的話，那么共產党的領導就更是歷史的必然。它与孫中山的訓政略相似但大為不同。訓政，是有限的几年。但向工人農民“灌輸”社會主義，則必須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政治控制職能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澤東主義認為，共產党要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必定要引起這些“反動階級”的反抗。隨著社會主義的深入，這些反抗不是越來越減弱，而是越來越激烈。國家的職能就是鎮壓的職能。憲法、法律和全副的國家机器都只是共產党手里行使專政任務的工具，它不能絲毫束縛共產党而必須服從共產党，听命共產党。共產党必須堅持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這种共產党專制有它最嚴厲的時期，也有它相對寬松時期。

文革是它最嚴厲時期。那時“憲法”和一切法律蕩然無存。“毛澤東思想”就是法律；“毛主席語錄”就是法律，“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重演了胡漢民“總理全部遺教就是約法”故事。包括王希哲在內的李一哲反對這种瘋狂，他們提出批評，認為這是复辟封建專制的共產党“新的禮治”，天真地要求共產党确立一种“保護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的“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他們進了監獄。監獄保護了他們，沒有与16年后天安門廣場要求自由的學生一起被解放軍的坦克輾成肉餅。

胡耀邦、趙紫陽時期是它相對寬松時期。這個時期，甚至連党政分開，“共產党不能凌駕于憲法之上”的口號都能提出來了。但是，只要“共產党的領導”這丹書鐵券在憲法里不變，就道不變天亦不變。一切都是虛幻。江澤民上台，“党領導制定憲法；党領導執行憲法”，一句話，把人民的全部幻想推翻。

從這里我們再看看共產党專制的几個顯著特征：

1.共產党專制也是一种體制的專制。完全不同的是，它用一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神話把自己武裝起來。它的的精髓，它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義性”不許人民對它有絲毫的批評反抗甚至不許有絲毫的怀疑。任何的批評反抗和怀疑都是“右派”、“反革命”、“敵對勢力”或“顛覆勢力”。它也不允許來自任何方面對這些“敵對勢力”給以任何的怜憫、同情和辯護。因此“敵對勢力”在它居然有幸獲得“平反”前，永遠是孤立的，丑化的。

2.這個體制的專制在中國空間的向量上是無限的。

3.這個體制的專制在中國時間的向量上也是無限的。

（三）對三大專制形態的結論

通過以上對中國近代三大專制形態特征的集中陳述，我們可以結論：建立在一种烏托邦社會理想基礎上的，空間無限、時間無限的共產主義專制，是一种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災難的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我們必須推翻它或徹底改變它。在這個專制制度本質上得到徹底改造之前，無論任何對它的花言巧語的辯護，中國人民都不能絲毫松懈對它的斗爭。

今天最大的花言巧語就是，“共產党已經不共產了。不能再用舊的眼光去看共產党了。今天不但不應該號召中國人民推翻共產党，相反，應該號召中國人民在共產党的太平盛世下作順民了。”

共產党已經不共產了？不共產你還叫共產党干什么！為什么不改名字？只要你不改名字，只要你還叫共產党，你的不共產就極可能是虛偽的，是一种韜光養晦以圖再逞的戰略策略調整，是隨時可以翻案的。

抗戰胜利前后，重慶和南京的共產党代表們就曾極力給美國人一個強烈印象甚至直接告訴美國人，中國的共產党實際不是共產党，它服膺三民主義，根本不主張共產。人們要求共產党改名，名正言順。共產党解釋說，共產党名字是歷史的誤會，符號而已，不必改了。

馬歇爾根据共產党給他的這些印象向白宮作了報告，說中國共產党不過是一批民族民主主義者。迷惑了美國人，共產党贏得了外交的胜利，隨之在內戰中贏得了政權。但共產党迷惑了美國人的同時也迷惑了斯大林，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用百万中國青年農民鮮血生命的代价出兵朝鮮告訴斯大林，“過去不過是迷惑美國人的詭計。中國共產党不是鐵托式的民族民主主義者，而是正牌正統的共產党。”60年代后它甚至告訴全世界，它是比蘇聯共產党更正牌正統的共產党。

這就是共產党只要還叫“共產党”，就意味著它堅持不愿改變自己本質的歷史前科。

另外，既然你不共產了，不搞社會主義了，也就不需要你再執行“歷史的使命”向中國人民灌輸“社會主義覺悟”了，支撐你共產党特權領導地位“正當性”的整個理論體系就崩潰了，你憑什么還要堅持你的一党專政？你忽然又“三代表”了，誰給了你“三代表”的權利呢？因為中國今天的“太平盛世”？也許今天中國人民屬于“作穩了奴隸的時代”，但中國人民不是奴隸。

因此，只要共產党還把中國人民視為只配接受它的“領導”的奴隸，無論它怎樣聲言“改革”，“修憲”，它的本質就沒有改變。

（四）袁偉時輩的錯誤

在討論北洋軍閥專制的特征時，我們曾經結論：北洋時期，成為了中國人民近代相對最自由的時期。

這么說來，二次革命發其端，國民革命軍北伐克其成的打到軍閥統一國家的革命，應該是錯誤的了？不。

辛亥革命的成功，太輕易了。歷史一定要求中國各階級力量事后補課。北方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張作霖軍閥舊勢力与南方孫中山、蔣介石民主新勢力，在國家的民主和統一兩大問題上，或遲或早不可避免還要有一場決戰作為補課。

袁偉時說，“二次革命”搞糟了。袁世凱后來的倒行逆施，都是孫中山國民党造成的罪過。据他說，如果宋案后，國民党与袁世凱堅持玩現代民主規則游戲，中國的共和就不會走彎路，中國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從那個時候就“開端”了。迂腐而又大言的令人瞠目結舌。

袁世凱拒絕南下，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中國新舊兩大政治勢力的較量是圍繞著什么基本問題進行的？是袁世凱的實際權力必須与他的“投資”相匹配的問題。

我們站在袁世凱的立場，審視一下第一屆國會成立前后到消滅的形勢，一切都會豁然開朗：

民党為輕巧地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挾政治軍事壓倒优勢的袁世凱交易，以他逼迫清廷退位為條件，把臨時大總統席位給他。袁辦到了，他真金白銀的投資了。但民党挖空心思想給他的，是一個空頭大總統，若是袁偉時，你會干嗎？你不認為這是民党在蒙哄你嗎？

但國民党年輕天真的宋教仁們，打的就是這個主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變著法和造勢，要把袁架空為一個端拱無為的虛位總統，實權卻留在國民党的內閣手里。有這么美的事？袁世凱白投資了？袁總統就只有請他吃子彈。

玩民主游戲嗎？國會的反對党國民党一直在玩，玩的就是修改約法，起草憲法繼續打抽空袁世凱權力的主意。袁世凱彈指之間就把他們收拾了。國會原來的御用党是進步党，沒有了國民党總要有人承擔國會的職責，御用党也就鬼使神差成了“反對党”，這下袁世凱明白了，他的敵人不是國民党而是國會。只要有國會，哪怕他的奴才當了議員，也會自然地站到限制他的立場上去。他干脆解散國會。直到這時，他的“終身大總統”的權力，才与他的實力，他的“投資”相匹配了。

這就是社會新舊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在新的國家政權權力結构中的客觀反映問題。

這時的孫中山也才明白，要在千年專制的舊中國建立起民主的制度，不依靠自己的實力壓倒舊勢力，企圖僥幸成功是絕無可能的。這才有了他南方的革命党、革命根据地和党軍的建設，准備再次決戰。

我們上面說，“袁以后，已經沒有任何軍閥野心家敢于再次嘗試突破共和國的約法框架”了。為什么？那正是因為始終有南方的革命軍事力量在！

看歷史，要從大處著眼。如果北方舊勢力与南方新勢力必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決戰，而中國的民主統一進步又端賴于新勢力的胜利，那么我們全部的歷史辯護，都在新勢力的身上。那些“教授們新發現的”的細節史事噱頭，根本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歷史大是大非的判斷。

現在海內外袁偉時輩頗為走紅的對孫中山、蔣介石掃蕩軍閥完成統一的革命的否定，其錯誤，就在這里。

袁偉時輩好像是在挑戰共產党（袁本人也秀出一副准備坐牢的樣子），因為共產党傳統上是肯定孫中山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為袁偉時的“歷史新發現”喝彩的嗅覺靈敏的“獨立知識分子”們，他們喝彩的最后落腳點，總是不約而同又非常准确的出現在這樣一個結論上：過去的共產党不管怎么坏，現在已經好了。告別革命吧。再革命，就要犯孫中山的錯誤了！

所以對袁偉時輩的作用，共產党心里是很明白的。

（五）中國民主運動的方針

中國共產党對自己作本質的改革，這是可能的嗎？我們不絕望。在國際國內多种改革因素日益沉重的壓力和中共統治階層自身求存的欲望下，這种根本變革的可能還是存在的。

中共愿意作本質改變的標志是什么？

一，共產党改名，或二，修憲，去除“党領導”序言。

這就回到本文開篇的問題：

“假使共產党今天宣布說，它不再堅持共產党永遠的領導地位壟斷了，它也打算還政于民，實現國家的民主化了,…民運怎么辦？接受還是反對？”

其實，2000年元旦《中國民主党迎接新世紀宣言》<民主的步驟問題>一章里早已寫明：

“偉大的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為中國的民主轉型設計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方案，這個方案曾經為激烈地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的中國共產党人所否定。近百年了，這個三步走方案至今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如果中共并非為一党之私不愿實行民主，而真是擔心民主過速給中國帶來的動蕩，它就應該拿出一個從當前的共產党訓政走向多党憲政的可行的時間表來，以表示誠意。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三十四十年總可以了吧！

當然，這個“時間表”還需要得到人民的承認和批准。”

實話說，六十多年前就極力反對對人民訓政，要求立即憲政的共產党，執政50多年后，還有資格對中國人民“訓政”嗎？沒有任何資格了。

但是，如果共產党不愿根本改變，或它的頑固勢力極力拖延改變，怎么辦？

1、堅持百花齊放。海內外一切能夠對推動中國變革有益的，有利的哪怕最溫和的方式，只要你實際去作，都是我們鼓勵和歡迎的。

2、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放棄激進的選擇。要革命的，只要他不是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放手讓他准備革命的條件去。對專制政府革命，是人民的天賦人權。

3、說服中國國民党，請他們記住自己永遠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們不僅對台灣也對全中國負有責任。請他們准備好，在大陸出現大變局，甚至出現“獨立知識分子”今天極力渲染嚇唬人民的“真空”恐怖時，登陸大陸，填補“真空”。百年的國民党決不缺任何治國的人才和資源。

要打破共產党對國民党的妖魔化。要讓大陸人民醒悟，1949年播遷台灣的國民党与1989年流亡海外的民運，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和判然界限，他們有同等的回到大陸從事民主政治競爭的權利！

4、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骨干，海內外一定要努力組織起和建設起一個或几個有明确綱領，又有組織，有紀律，有戰斗力的政党，哪怕她今天作為火种存在。

有人批評，說這是列宁式的政党，現代民主社會不應該再建設這樣的党。但現在中國不是民主社會，而是爭取民主的社會。

民進党就是現代成功的列宁式民主政党。它是學習國民党建設起來的。甫建立，教師爺李敖就指手划腳，說她不應該學列宁式政党，而應該學歐美式無党部無宣誓無紀律無制裁…的無形政党才行。不然—就好象今天的“獨知”罵民運一模一樣—“民進党還沒執政，所有名位還是空頭的，還是畫餅狀態，他們就荒腔走板，棄盡所守如此，將來一旦飛黃騰達，還得了嗎？”（李敖《民進党不革命嗎？》）万幸民進党沒有听他的，不然，民進党哪里還能夠集聚力量團結奮斗，有執政的今天？

有人經常象李敖當年罵民進党那樣罵民運：“你們現在搞列宁毛共一套，你們上台了，不是一樣專制嗎？”我們反問，列宁－毛澤東革命成功的經驗，有用的，我們為什么不能用？一定要用！

歷史已經表明，國民党，共產党革命后的專制，不是它們的組織特征和革命手段（“那一套”）決定的，而是他們准備革命前的理論就制定下來的。即便這樣，它能不能實際實現，也還決定于國際國內現實社會的條件。

民進党除了自身的列宁主義式結构外，沒有任何上台后實行專制的既定理論，台灣內外國際環境也沒有允許它實行專制的任何條件，決定了這個列宁式政党上台后還是民主政党，也只能是民主政党。

同理，共產党1949年上台后若沒有蘇聯支持的國際條件，它也只能真搞“聯合政府”不可能搞“無產階級專政”。甚至沒有蘇聯的支持，它上台都沒有可能。

再同理，辛亥革命后沒有出現革命党的專制，而是袁世凱的專制。革命党很民主地把總統寶座讓給了他。袁世凱与革命有什么關系？它的專制是舊勢力的專制，不是革命的專制。他能這樣作，也是因為有列強支持他的國際條件。

我們希望了解了歷史，就能更深刻地了解現在。

（完）2003年8月28日于美西海灣(//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