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8日訊】經濟學常識告訴人們，對每一支股票的即期行情進行准确預測難于上青天。但是在正常情況下，股市的中長期總體波動總是与宏觀經濟的其它重要指針、尤其是國民生產總值波動同方向進行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宏觀經濟運行的好坏對投資者的信心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投資者的信心又是決定股价升降的一個重要和直接的因素；另一方面，股市的行情又決定著投資者在股市上收入的高低，而投資者收入的高低則通過他們的消費行為和進一步的投資行為來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

但是，像許多其它的經濟學法則的命運一樣，股市的中長期波動和國民經濟的其它宏觀經濟指針正相關這一法則在中國卻一再失靈。根据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良好，可望全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高達百分之八左右；但是今年七月份的股市成交額只有兩千三百零三億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五。而且股市開戶數也遭遇到負增長的尷尬：滬深兩市的投資者開戶數在一個月里下降了九十多万戶。如果說，中國的股市從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二千二百四十五點下降到今年的一千三百一十一點是股市泡沫破滅后的一次必要調整，這個長達兩年之久、跌幅達百分之四十二之大的調整按理說也該為新的一波牛市創造出了時間和空間的條件，更何況在這兩年間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以百分之七以上的速度的增長。是什么使得中國股市的低迷与經濟增長的高速如此長期的共存呢？

股市与增長指針背离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獨特性質決定的。中國的經濟增長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是以官方投資為主導的增長。這种官方對投資的主導作用不僅表現為國家通過增加財政渠道對國有企業和公共設施的直接投資；也表現為國家對銀行的貸款方向和貸款條件的直接干預。這种國家主導的投資并不為市場融資的行情所左右，自然也就可以与股市相背离。但是，也正是由于這种增長的非市場性，它很難是有效益的和長期的增長。政府人為的通過非市場渠道投資的行為，不僅對有效益的民間投資有一种”排斥”效應，這主要是由于在社會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政府使用資金的增加同時也就意味著民間可以使用的資金量的減少。与此同時，政府主導的投資也同時意味著對民間消費的壓制，這個道理再簡單也不過了，政府從老百姓手中拿走的錢多了，老百姓可用于消費的資源自然也就減少了。

股市与宏觀經濟增長指針背离也反映了中國微觀經濟与宏觀經濟的背离。在改革前的近三十年間，中國的經濟長期處于受壓抑狀態。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民間經濟的活力。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的增長就是這种活力釋放的結果，它集中表現為私有經濟和村社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由于政治改革的長期滯后，不僅許多原有的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由于新的利益集團的出現而使得各种矛盾變得更加尖銳复雜。這一方面表現為宏觀經濟增長缺乏后勁，以至于需要連續五年之久的擴張的財政政策支撐；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微觀經濟的不健全。具體到中國股市，這种微觀經濟的不健全表現為國有股一股獨大、國有控股企業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任意挪用上市企業資金、股市信息的極端不對稱、中央政府對股市弄虛作假現象的長期姑息放縱等等。在這樣的股市上，最終的投資者–股民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哪有股市不低迷的道理？在微觀經濟与宏觀經濟之間，好的宏觀經濟條件固然可以為微觀經濟的健全与發展創造一個寬松的外部環境，但是微觀經濟的健全与否卻是國民經濟是否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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