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

中共能不能進行政改？

這是評論中國政治的長青話題；現在因為胡朝新政引起人們盼青天的幻想，所以又興起一陣討論潮。本文著重討論，中共能不能進行政改。

先界定“政改”。

政改的實質是指專制統治者還權于民。

政改成功的標志是民主取代專制。

有最低限度的民主目標，并且已經激活，才算是進行政改（這個激活可以是朝野互動也可以是民眾革命）。一些例如廢除收容條例、公布沙士實情等等，個別事件，不是政改；它只是增加政改有利條件，或者說，添增了政改因素。

從“唯性”角度作橫向分析事理，結論是中國專制統治者不能進行政改。

若能的話，則世界上存在權力者自愿放棄權力的事与理；民主恩賜論也成立。但是，世界上并沒有這樣的歷史和事實，也推論不出這樣的道理。

從“唯性”角度作縱向觀察歷史，答案是中國專制者本性絲毫沒有改變。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三個代表，都万變不离其宗，其核心一樣是維護現掌權者的權力。

由這种觀點推出的結論是：現今當權者不會也不能進行政改。

事實上這個結論經得起邏輯的質疑和事實、階段性歷史的考驗。在一定范圍內這個
結論原則和理論都無錯。

絕對不能期待統治者改良的唯革命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不論是橫向或縱向，從“量”的角度看，不管是几千年人類史或是五十年中國史（或現實），自由民主人權之量增加了，獨裁專制之量減少了。

這個量變的事實為兩种絕然相反的觀點提供基礎。

一种是反革命的唯體制內改良論。他們把這些增民主減專制的量變作為專制惡行的遮羞布、作為合法性的理据、作為統治者主動政改的證明。民主恩賜論等等屬于此類東西。他們的結論當然是中共可以進行政改，而且能獨立于體制外進行自動自覺的政改。

一种是體制外壓力論。他們的理論是：所有量變成果都是體制外民眾施壓，逼使党讓步的結果。他們的結論是體制外壓力決定會不會產生體制內改良；有多大體制外的壓力就有相應的體制內改良。

几千年的人類專制歷史給“唯性”觀點論者提出堅實基礎；它在階段性觀察中，可以得出專制統治者不能改良的結論。

不論人類史的長河還是其中的近現代史都給體制外壓力論提供無可辯駁的理据，壓力論經得起所有方面的質疑和考驗。

唯體制內改良則是全無理据的御用理論。

專制統治者雖則本性決定其不能政改，但統治者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統治者一直在民眾包圍之中，其統治只有在人群體中才有意義，才能生存。既然存在于民眾中，就必然受到民眾壓力。

爭取生存、自由、發展、自主、幸福是人的本性；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在有自由民主人權等現代化人類文觀念指引下，人性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維權”。這權是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理念所包含的權利、理和事。所以在今天的專制制度下，人們“維權”的行為是“絕對”阻止不了的。可以說，在專制社會下，有人在就有維權的斗爭在。

維權不言而喻是體制外的，也不言而喻是与專制統治者保權相對立的。上面所說的量變，就是指統治者在人民維權的壓力下從保權上作出讓步的表現。雖則這還沒有達到體制外壓力迫使統治者激活政改進程的地步，但人們的自在行為己經取得了不少非正式的成果，也占領了一些非正式的陣地。

中國的現專制統治者能不能進行政改？

現在可以給出答案了：統治者本性決定其不能進行政改，但它同時又在體制外壓力下不能“不能政改”。

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國統治者能不能進行政改決定于體制外壓力的勢態。

當體制外壓力迫到統治者必須在“亡党失權”和“放權保党”兩害之間作出選擇，而且遇上比較理智的統治者選擇了后者時，政治內政改（改良）就出現了。

但這只是一個原則性、方向性的答案。中國的政改要多少年后才能發生？這個答案是不可求的。過去有人估測Ｘ年后中共必垮台，現在又有人說2008年是中共崩潰年；當然有人說，現政權起碼可維持一百年，甚至說中國的專制制度是足為人類法，將取代現有的所有制度。我不相信這些推測。我認不存在能測准社會進程日期這這么高智能的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人有精确算出“政改完成年”的能力。

好象我們确認，暴雨之下水必然沿山坑下流、苹果熟了就必然掉下來的道理一樣，我們堅信：中國的前途，只有一個境地，這就是民主！

一百年前，有誰想到屢起義屢失敗的事，竟在武昌一個意外暴炸就成功了？有誰會想到一個布加勒斯特的被迫集會者意外地喊了一句：“我們才是人民”的口號，就把齊氏王朝喊掉了。在這些專制王朝被推翻前，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無可替代的龐然巨物；但這些王朝消失后，人們覺得本來就該如此，自然得很呢。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還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我們才能過自由民主的日子。也許我會回答：我這個老頭沒有分了；也許我又會回答：明年今天，我們可以舉行杯相祝擁抱自由民主進入國門。

兩個說法，我都信。

你呢？

──轉自《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