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
《史跡》一書放在我的電腦里已經有几個月了。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個比較充裕的時間來仔細研讀，以便配得上作者田建模先生囑我作序的信任。遺憾的是２００３年春天我被“國家”放在中國東北整整四個月，沒有辦法回到寫字台前安心寫作。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為這樣一部嘔心瀝血的大作輕率地品頭論足。
事實上建模先生在中國西北經受牢獄之災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喜歡依靠“學校”力量欺負“地主富農”子弟的農村孩子——我對《史跡》中記載的那段歷史主要是間接經驗，我童年的世界和建模先生經歷的世界比起來太袖珍而平凡了。另一方面，
我對文學作品完全是個外行，我沒有能力從藝術的角度向作者和讀者提出建議。
于是這几個月來，我几乎陷入一种辜負重托的心靈困境。但這种心情隨著我在南方慢慢把《史跡》“打開”（為了閱讀方便我把它打印出來了）而漸漸消散。作者在第五章的開篇處借主人公方哲的口說過這樣一句話：“（今天的人們是）多么幸福的一代，可他們知道曾在這里發生的一切嗎？”我想，《史跡》的价值之一也許就在這個地方。不過說到今天是“多么幸福的一代”，這一判斷是值得商榷的。李思怡尸骨未寒。文革之后中國并沒有真正走進一個新的時代。文革受害者往往夸
大新時代和毛時代的對立，這在心理上也許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讀者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他們應該知道“曾在這里發生的一切”，而且也應該知道，我們還在其中，今天那些悲劇以不同的方式發生在我們自己和鄰居家中。但作者這句話表達的還有更深刻的用意：陽光下或者生活在《人民日報》營造的光明气氛中的人們，是否能知道生活還有另外一面？這是《史跡》的第二個文化价值：它試圖突破官史的迷霧和宏大敘事的偽裝，它要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中國，一段和意識形態謊言對立并被其活埋的個體生命史。在這個屏幕時代，這一點也許尤其重要。我們在“信息”泛濫中已經迷失了，加上政治謊言的喧囂，個人已經徹底死亡。《史跡》是一篇悼詞，它在舔噬傷口的同時為人性局限和政治坦克壓倒的個體生命舉行了一次文字追悼。《史跡》也是一次政治凱旋，通過幸存者的記憶，個體精神戰胜了世俗國家的極端暴力……
建模先生５０年在杭州參軍，５２年九月抗美援朝，５５年复員，５６年考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５８年因鳴放划為右派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先后去皖南、甘肅、新疆、皖北等地勞教勞改二十一年。７９年底右派平反，改判為免于刑事處分，提前五年釋放回杭，現為自由撰稿人。
《史跡》一書乃作者“自畫自肖：有個人行蹤歷程，有心路軌跡——又系小說，有人物細節之虛擬与涂抹，而并非傳記之完全實錄。”作者說明：該書初擬為“三部曲”。此次發表之第一、第二兩部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跨度為三十年。內容則是毛澤東極左路線統治下，以“階級斗爭為綱”造成的一幕幕社會悲劇。我們再看看小說主人公方哲的命運：方哲５０年代初在政治運動中因言獲罪，“他被拋到了社會最底層，從此開始了歷時２１年的苦難歷程。几經沉淪，飽嘗苦辛，從皖南山區到黃土高原，繼而又被投入到戈壁瀚海。６０年代初，他拼死一搏，從新疆和田縣英而力克農場逃了出來，盲流，行乞，賣血，打苦工，和那些社會渣滓——小偷、流氓、投机販混在一起……２１年，青春在苟延殘喘和無所作為中虛擲，在污穢和牢獄里衰萎。”（參見第五章）是的，這不是一篇簡單的小說，是一個人真實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是從個人角度顛覆過來的中國當代史。這部當代史由兩組關系构成：第一，橫向的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第二，縱向的或時間序列上的關于党的認識變遷。在第一組關系中，國家將個人毀滅了，因而在第二組關系中，個人在這３０年完成了以下的思想變遷：１９４９年以前，党是一個政治未知數（第一章）。５０年代初期，党被視為民主富強的領導力量。６０年代出現疑問：“党能代表人民嗎？這不說代表就能代表了的。”到７０年代，“党和國家”在肉體上消滅個體的同時，也在精神世界消滅的自身。這一轉向一是通過林彪事件來完成的，一是通過內部資料的逐漸公開來完成的——一些駭人听聞的罪惡被披露出來了：
他（方哲）摘抄了上面的一些統計：“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的半年內，信陽８００万人口中，死亡占１４· ２％，大牲畜損失２４· ６％，家禽家畜損失７０％以上，破坏大型家具７８· ３万件，破坏房屋７７· ４万間，田地荒蕪１４４万畝。在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光山縣，人們吃野菜根，樹皮，稻谷殼，庄稼杆。男人餓死了，女人就跑到其他地方，父母餓死了，孩子成了孤儿被帶走。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邊。材料上寫道：有的人家里死了人，可是活的人餓得抬不動尸首，只好放在家里。有的全家都餓死了，有的小村庄整村人都餓死了。許多農民跑到城里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后來政府用‘每埋一個死人，發一斤糧食’的辦法，將近１０万具尸體埋葬了。而當時中央把河南信陽地區的大飢荒定為‘信陽事件’，定性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反革命复辟’，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最殘酷的階級迫害’，是‘敵我矛盾’。中央派干部３５９人，河南省委派７６５人，抽調各市縣干部２９８６人，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中央對信陽事件重新討論，對涉及的少數人按敵我矛盾處理，大部分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复工作。三年中，除偷盜搶劫糧食外，政治案件与凶殺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各种地下組織，各种名目的教派，（有的甚至自稱‘皇帝’）反共傳單四處張貼，謠言蜂起。但在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中，許多是無辜者，宋玉明了解到，當地有一個工人因說了對領導不滿的話，竟被以破坏大煉鋼鐵的反革命罪判了５年刑。”
“……他回想起從農場逃出不久，听到暗中傳播的一條小道消息：‘林副主席叛國出逃，在蒙古境內飛机失事，已机毀人亡。’云云。首先出現在他腦際的是‘親密的戰友’，是‘副統帥’和‘接班人’這几個曾是不可一世，但現在只顯得滑稽的詞儿，一定會有許多人在竊笑—那是一种嘲弄的笑，一种看到了轉机的笑！”
中國就在這一政治遺產中走向了８０年代。國家喪失了合法性，個體帶著嘲弄的笑和未干的淚。需要指出的是，在個體和國家的戰爭狀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往往得到了女性的呵護。國家把人推給了女人，使人在國家暴政中逃退到這最后的故鄉安頓靈魂——這几乎是此岸世界最后的依靠。小說中的愛情傷感也是美麗的，但我相信，這里面存在很多幻想的成分，我們流浪在現實世界里一直并沒有找到安娜——至于母親，她總是帶淚的。她在監獄門口被警察推倒，在暗夜里跪地祈禱。——“因為儿子，媽媽是多么的不幸啊。”國家暴政不僅聲色俱厲地壓倒孩子，還談笑風生地毀滅妻子和母親。這個故事到今天同樣沒有結束。警察繼續在對孩子喊著“跪倒！”（第八章），繼續在監獄里玩弄著是否允許犯人解手的權力（第七章），繼續在去刑場的路上割破“罪犯”的喉嚨（第十四章），繼續欣賞著异議者和罪犯的母親或愛人臉上的悲傷……小說里記載著這一類人，他們是“希特勒的追隨者”（ｇｕｉｄｏ Ｋｎｏｐｐ），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Ｄ．Ｊ．）。他們沒有一點人性，卻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親。這些人沒有絕跡，新時代沒有他們的忏悔，他們后繼有人，而且茁壯成長。我相信，在個人對國家的胜利到來之前，凶手永遠是我們的主人。
在力量是上帝而非上帝是力量的這個國家里，真理永遠生活在未來，正義永遠是遲到的。于是這個國家有千千万万個田建模，他們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毅力掙扎著活下來，為的就是在將來向世界公開談論自己的“史跡”。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由于國家的反人道罪行和法西斯主義的恐怖，几乎每個人都是一個潛在的作家，他們打算活到可以自由說話的那一天，告訴人們長期以來那些被言論禁錮所活埋的鮮血、尸體、哭喊和沉思。我覺得田建模先生几乎是為這本書而活到了今天，但遺憾的是，這本書卻仍然不能在大陸出版。沒有別的原因，凶手仍然控制著生活。
漢語文學作品這些年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形而上學思考，這一點是可喜的。《史跡》中有一些哲學思考，基本是在東方哲學的范疇內進行的，它的最高出路表現在《紅樓夢》的結局中，今天也部分表現在作家高行健的一些作品中。曾有朋友來問我，你說中國作家為什么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我的答案是：中國作家缺乏終極關怀。在西方思想中，人性和神性的沖突构成的《圣經》的主要線索，也构成了西方思想史和文學史的主要線索。但在漢語世界，這里面的線索基本上平面的，人与人，人与國家，男人与女人，窮人与富人，好人与坏人……這一平面思維一般很難尋找到精神出路，“人性論”于是构成這一哲學的頂點。缺乏超驗根基的這一“人性”最后或者象庄子一樣自欺欺人的跑了，或者自殺。不過讀田建模先生的這篇小說我對自己的觀點略有一些修正——在“平面苦難”如此現實而急迫的情況下，心靈可能無法更多地投入到形而上學領域和宗教世界吧。
最后我想提醒讀者，我們在陽光和臥室里品讀這部小說的時候，無論我們是表達敬意還是悲傷，我們都無法替代作者，無法真正感受他的傳奇、悲慘、苦難、恐懼和絕望——那就是他真實的生活，而對我們來說僅僅是故事。我不僅為結識這樣生動的一個人而感動，他的存在也向我傳遞一個好消息：盡管武裝到了牙齒、控制到了心靈，但國家的胜利仍然可能是一個謊言。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１日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