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父親於1911年1月生於遼寧岫巖，原名林永泉（後改名為詠泉）。他上有一哥哥和四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1930年春，父親考入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第八期。此後，投入抗日戰爭的軍旅生涯，最高軍銜為上校。他業餘時間亦筆耕於詩社文壇，小有名氣，又熱衷於體育運動，身手不俗。不過，在軍職上似乎表現平平，或者可說是不稱職，甚至是──叛徒。
1949年，他違背了帶部隊去臺灣的命令，在湖南率部起義，向解放軍投誠。結果被判七年徒刑。刑期中，患過傷寒癥，1956年回家探親一次。刑滿後回家過了近一年，隨即被送江西勞動教養。在勞教農場多次重傷病危，歷盡苦難，九死一生。1986年獲平反，1987年離開勞教農場，十足吃了三十七年官司。
1989年12月23日，母親去世。去世前關照我：「讓你爸爸回來住吧」。我托友人去蘇州親戚家接回父親，趕上了母親的追悼會，算是讓他見了結婚四十六年、離婚二十年、共同生活不滿五年、已有近三十年未碰頭的亡妻最後一面。
1994年，我離家赴美。八年多未見父親了，不免時常想念。他現住在離家很近的敬老院裡。92高齡了，沒什麼要緊的病，只是頭腦已不清楚。他常把幻覺當真事，據說他常在幻覺裡見到我。
而我卻從未夢見過他。我們父子一起過的日子加起來大約有七年。我對他越瞭解，便越感到陌生。按某種存在主義的標準，父親的一生沒什麼錯。他的志向無非是棄武從文，解甲歸田，功成名就，衣錦還鄉那一套。那也是人之常情。但我總覺得他缺少了某種很重要的東西，雖然我至今還沒搞清楚那是什麼。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父親」只是一個美好的許諾；──母親時常說：「爸爸就要回來了」。於是我便會設想，這從未見過的爸爸會給我帶來什麼禮物。我最終決定要一架小飛機，就像我的大朋友王維義自作的那種會飛的模型飛機。
那一年，爸爸終於回家了。他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高大英俊，而且並無親切感；他很沉悶，很疲憊，像個長途跋涉中的旅客，好像只是經過這稱為「家」的驛站小作停留。母親和他去蘇州無錫游玩了幾天，給我帶來的禮物是石膏做的飛機，機艙上居然冒出個娃娃飛行員！大失所望之餘，我揮手「放飛」，暗自「慶幸」把它摔了個粉碎。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年父親是回家探親──他在湖南勞改營服刑。又過了兩年，他刑期已滿，便回家準備長住。他沒有工作，想以寫作為生。寫作了幾部書稿，但都無緣發表，全退了回來。有幾次見他在燒書稿，大概半是和母親嘔氣，半是灰心。母親只搶下了一部《顏真卿》，後來也在「文革」中連同父親留下的所有文字被專政機關拿走了。
派出所民警多次找上門，母親在師範學院又受到「反右」運動的波及，心情自然好不了。母親性格剛烈直爽，父親則孤傲固執，兩人一吵架簡直便形同敵國。我從母親對父親的責罵中知道了不少事：原來父親曾是許多名流女性追求過的「男花瓶」，原來父親在和母親吵架時曾拔出手槍來威脅，──父親在我心裡是大大地掉價了。但我很喜歡父親念小說給我聽，還有他唱的家鄉小曲：「太陽出來照呀麼照滿院，掃清了院子我洗凈了鍋碗，我先把那豬來餵呀，我再把那雞來喚呀，吃罷了早飯我好做那針線」。他對「務農」有種天生的熟悉感。我們「開荒種地」，種些黃豆、扁豆、花生、茄子、辣椒、波菜、塌鍋菜；也常去挖野菜：薺菜、馬蘭頭、馬齒莧、苦蒜──所有這些經外婆烹調一番，便成了絕頂的美味。父親像所有品嘗過外婆手藝的人一樣老是讚不絕口，外婆當然很高興。但對母親來說，父親此舉無異「策反」；於是母女間的口角也烽火不斷。
父母的「熱戰」很快就結束了。派出所找父親去參加「修鐵路」，結果一去不復返，變成長期的「勞動教養」。而我當時還以為父親是去「工作」了。有一次，聽小朋友爭誇他們家裡誰當了解放軍，我不服氣地說「我爸爸也是解放軍，是騎兵！」還跑回家找出一張父親騎馬的軍裝照，拿給小朋友看。過了幾天，小朋友都避開我了。原來是他們家長關照的：「他父親是國民黨，是壞人！」這一陣風吹得師院裡的小家夥躍躍欲試地想聯合起來教訓我這個「國民黨」。於是，發生了多次對我的「摩擦」。還有一次「陣地戰」，我一人面對幾十個拿著「長短兵器」的「敵陣」，氣得發了狂，手揮「竹劍」橫衝直撞，居然以少勝多。但從此以後，我便多與孤獨長期為友了。
母親老在寄郵包。主要有餅乾、魚肝油。父親來信老是稱病，母親顯然十分擔心。終於，母親決定帶我去江西看望父親。乘船，換車，住在油燈如豆的小旅店，跟著郵差走一整天的路，翻過好多大山，一條溪谷中幾片竹棚便是勞教人員的住處。十多人一間屋，有幾個患水腫躺倒在竹板床上；開飯時，每人拿個大臉盆去「打飯」。──從大木桶裡分一盆灰黃色的稀湯，然後用竹勺打撈那點數得出的飯粒和幾絲南瓜，最後留著那盆清湯寡水慢慢「享用」。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伐竹，運竹。為避毒蛇，得用煙熏，這使不少人得了眼病。但還是常有人被毒蛇咬傷。有個以捕蛇為生的中年人常來聊天，講起那年他被五步蛇咬後自斷左臂的經歷，真是驚心動魄。
以前母親還相信官方的宣傳，沒想到眼前的事實如此冷酷：豬狗不如的「生存」，渺無希望的「前程」。她終於明白：人是可以如此輕易地毀掉的，哪怕他再有才華，也不管他如何順從。她已過不惑之年，知道願望不能改變命運。她提出了離婚。但父親不同意。他具有農民式的守舊自保趨利避害的天性，不會坑害別人，也不會為顧全別人而讓自己受損。為離婚的事，父母又開始了長期的冷戰。母親要我忘掉父親，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別人會時常來「點穴」。
小學五年級，我得到校方的一次「警告」處分。起因是代課的陶老師在課堂上誣蔑我有抄襲行為。我推翻課桌以示抗議。他竟對我施暴。校長和我談話時，根本不聽我的抗辯，反而逼問我：「你講過‘豬毛會師’，是不是你父親教的？」我十分鄙視這位校長的淺薄卑劣。那次「警告」，對我只是一個諷刺小品。
中學裡，我是班主席，三好學生，學雷鋒標兵；但我入不了團。幾位老師在寬慰我時，也讓我明白了「家庭出身」這個詞的分量。這也成了我決心不再升學的主因。
66年8月，我受政治形勢影響，在工廠裡反四清工作隊，籌備組織紅衛兵。工作隊和廠黨支部立即拋出檔案材料，宣示我乃「黑五類」出身。之後二十幾年，我在無數次「衝擊」中，無數次地被「提醒」：爾乃國民黨軍官之後！連我改姓名的「企圖」都不允許，即使到後來父母終於辦完了離婚手續也無濟於事。
1987年春，我去江西永橋勞教農場看望父親。他剛獲「平反」，與幾個「縣團級以上」的老難友住在一起。一個小煤油爐，一個小鋁鍋，幾個搪瓷碗，一個搪瓷臉盆，一木箱書，一個破舊的軍用皮箱，幾件舊衣服，這些便是他活了76年的全部家當。
為了父親最大的願望，我陪伴他作了一次長途的回鄉旅行。在南京、瀋陽、岫巖、迎春、哈爾濱、大連、青島等地，見到了他闊別幾十年的一些老友、幾個親屬和許多從未謀面的晚輩。見了這麼多人，沒有任何激動的瞬間，感覺不到生命的壯麗。大概父親亦有同感。他很沉默。整個旅程都灰濛濛的，包括父子間的交談。
從父親口中我了解到，他一生都很清貧。從軍，入黨，對他都像出工種地般平淡，沒有什麼特權專利，沒什麼榮耀值得多講。常與黨政軍首腦接觸，也只是公務關繫。軍中唯一的好友是黃埔同班的鄭為元；還有黃傑，曾把他當作得意門生。關於黃傑和鄭為元先後出任過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防部長，父親毫無談興。他喜歡談的一是文藝，二是體育。體壇名人徐亨是他的好友。在文藝界，他和演員如崔巍、蘭萍等一度過從甚密。與孫望、常任俠、鄭廣玬、武俊達等文人，更是知交。甚至還差點和才女孫多慈結緣。父親最愛京劇，最恨越劇和搖滾樂。有一次，他聽著不遠處播放的搖滾樂，氣惱地說：「我真想把那個作曲家一槍給斃了！」他談到蘭萍時說：「沒想到她後來變得那樣；不過她也做了件好事，──提高了京劇，消滅了越劇」！我暗自苦笑：這老子比共產黨還霸道！
我試探地問起當年為何不去臺灣，他回答得極簡單：「想家了。不想打仗了」。
是啊，──想家。無可辯駁的理由。這也許是當年國軍潰敗的原因之一。我不忍心問他那時是否想到過日後的幾十年官司，是否想到過「家」的鉅變以及「國」的鉅變。
在出國前和父親同處的幾年裡，我因參與民運活動而麻煩不斷，風雨頻仍。父親雖然沒有直接地反對我，但他的憂慮甚至恐懼時常溢於言表。而且，他表達了一種他認定當然的理念：不可與政府作對。他顯然不歡迎常來我處的那許多民運人士，對我們毫無忌憚的高談闊論，他會顯出無法掩飾的惶恐與惱怒。我有時把他和去世的母親相比較，覺得兩人之間的反差實在太大。母親生前熱情地支持民運，贏得上海眾多民運人士的敬仰。她的追悼會可稱為一次規模不小的民運聚會。去世前，母親曾在家中「發表」了許多「政見」。例如：「現在的社會風氣比國民黨時期差得太多了」；「那時真的是很自由，不像共產黨這樣搞得到處是克格勃」；「回想起蔣介石，他的確十分出眾，不愧稱為偉大人物」；「共產黨裡也有好人，可是太少了」；「齊奧塞斯庫是罪有應得，現在要等著看這裡共產黨的下場了」──其實這些話都屬於平民百姓基於直感的經驗之談，但就是有許多人不敢這麼說，甚至不敢這麼想。這種人包括我所認識的不少「資深」學者，也包括了我的父親。
出國後，父親有封信裡盛讚中共使香港回歸，熱望臺灣內附。我去信告訴他，很多香港臺灣人並不願意回歸與內附於中共黨國。他來信斥責：「這些人是喪心病狂！」我沒話可說了。三十七年的官司，妻離子散的悲劇，紅色恐怖的國家，世風日下的社會，都不能喚起他的憤怒。是「憤怒出詩人」這句話錯了，還是他算不上詩人？他算不上，那麼還有他的詩友艾青等人呢？他不是詩人，那麼作為一個公民呢？或者，退到底，他連公民也不是，是個奴隸呢？奴隸還有反抗的勇氣呢！還有陳勝吳廣呢！
我該擱筆了。倒不是怕號稱「愛國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們的攻擊。對一個歷盡人世滄桑的92歲高齡的老人，我不能說得再多了。何況，他是我的父親。
──原載《黄花岗杂志》(//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