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這次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84毒禍”再次激起中國人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憤慨，此日軍遺留下來的毒劑竟造成36人住院，2人病危。日本外務省新聞發言人在8月12日聲稱對此事件“非常遺憾”，卻并沒談“道歉”、“謝罪”或者“賠償”之類，由此在网上激起新一輪抗議浪潮。

這确實是一段痛苦的回憶。從1937年到1945年，侵華日軍曾先后對中國20多個省區發動大規模細菌戰至少36次以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在后來的“中日索賠”中，江蘇南京、湖南常德、河南洛陽、遼宁沈陽、黑龍江齊齊哈爾、浙江義烏崇山村、云南保山隆陽區，這7個地名成為7個著名的“索賠符號”，當人們一旦提起“南京大屠殺”、“八一三事變”、“九一八事變”、“日軍731細菌部隊”、“日軍第11集團軍”等敏感字眼時，無不群情激憤。

我就曾深刻體會過這种激憤。2002年4月～2002年9月，我在湖南常德住過5個月，在這個以“芙蓉王”、“芙蓉后”、“白沙”等香煙和像張君這樣的狂暴份子聞名于世的城市里，有著更為巨大的歷史遺產–1941年11月4日的“常德細菌戰”。据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資料顯示，在那場細菌戰災難中，有15000名常德人死亡，現登記在冊的有名有姓的死者就達7500多人。每一個到常德去的人，都會記得在“詩牆”的旁邊，有一座著名的“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的面前，“常德細菌戰”成為常德人永久的噩耗。

常德最有名气的大學是常德師范學院，在這里我渡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并知曉了一個連日本政府都非常頭痛的人–楊万柱。楊万柱曾任湖南常德市副市長，在他任職期間，常德市曾出資5万元出版了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書籍，任職期滿之后，他被調到常德師范學院任細菌戰爭罪行研究所所長，向學生講解了“常德細菌戰”的大量細節。而另一位令我比較欽佩，也是我以“社會活動者”身份旁听得最多的教授–教“西方政治与經濟學”的黃向陽教授，也曾在講解“中美關系”時提到過“中日關系敏感于中美關系”，繼而對“常德細菌戰”中的日本責任提出強烈控訴。 

后來我去了西藏，沒來得及理清“中日索賠”的复雜性，在云南保山途中也遇到了這個棘手的問題。經過几個月的資料整理，挑出日本侵略戰爭和歷年來“中日索賠”的部分，嚴重地發現中共專制制度之下的所謂“索賠”都已成為一張牌的事實。在此，我謹從三個方面給予揭露，并呼吁中國重建“中日索賠”的基本原則。

（一）“中日索賠”是中國与日本之間的嚴肅的歷史問題，不是現行中共專制制度抵制日本民主制度的工具。

“中日索賠”所煽動的狹隘民族主義極其有害，諸如近年來的网絡簽名運動，竟有人借此問題大言“拒買日貨”、“預備東京大屠殺”、“強奸深田宮子、藤原紀香”、“對待日本豬，不要講理性”，并把這些當成是“發揚抗日時期的作風”，這种群體性的盲動，除緣自大陸教科書、社論、電影、電視劇和一些抗日歌曲的瘋狂洗腦之外，更緣于中共專制政權對這种盲動的利用。

“中日索賠”是個嚴肅的歷史問題，我們必須認清索賠的實質意義所在–即，承認民族昔日的侵略真相，倡導民族自覺的精神。但“中日關系”卻有著更大的意義。

現今的日本是一個憲政民主之國，它歷經了非常艱難的改革之路，諸多方面令我們仰止。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同時也作為亞洲最為世界所痛罵的專制國家，我們應自感國家的破敗正是源于專制，而非侵略。因此，破除專制，向日本借鑒民主經驗，才能解決現實問題和未來問題，才能搞好更為長遠的中日關系。然而，現今的“中日索賠”已成為一個外交籌碼，成為煽動中國人抵制日本民主制度的工具，成為蒙蔽、轉移“中共專制”這一特大事實的重要手段。

破除專制，是我們最大的出路；抵制民主，是我們最大的陷阱。基于此，我支持國人的“中日索賠”；但我更希望在另一方面，我們能夠去大量了解日本的轉型歷程。這個工作，共產党是不會去做的，唯有依靠中國民間的自身努力。

（二）“中日索賠”涉及的抗日戰爭必須遵循歷史真相，所謂的“共產党英勇抗日”、“國民党消極抗戰，對日妥協”是天大的謊言，我們不能將此惡劣伎倆當作中共專制制度抵制台灣民主制度的工具。

謊言是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專制本質之一。8月2日，對党史研究了几十年的鄭貽春教授發表了《統治中國的十大制度性謊言》，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個大謊言”一項中，就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一直實行游而不擊的戰略方針，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極盡虛与委蛇之能事。

毛澤東及其所率領的工農紅軍，即八路軍基本上是見了日寇就撒丫子逃跑，立即逃之夭夭、不見蹤影，但在宣傳上卻不遺余力，把自已打扮成無比堅定的抗日力量，對正面戰場上英勇抗日的國民政府軍和國民政府，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卻從來就不合作，一心一意地謀求自已的發展。”

抗日戰爭“成就”了中國共產党，“英勇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基本上是袖手旁觀、坐山觀虎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建政以后，中共又長期在歷史教科書、史學論文中丑化蔣介石，誣指他“消極抗戰，對日妥協”等等。今天，翻開辛灝年教授出版的記錄國共兩党真相的《誰是新中國》和主辦的《黃花崗雜志》，我們不禁要大喝一聲：那些把并不屬于自己的功勞硬望身上撈的人是可恥的人，是用意可疑的人，是千方百計抵制台灣民主制度的人。

今天的台灣，在走完了1947年～2000年的十個民運階段之后，其民主制度可謂根深蒂固。如果我們在“中日索賠”當中，一方面強烈控訴日本侵略戰爭，但一方面又被共產党說教成“偉大的中國共產党進行了英勇頑強、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戰”，并拼命抹殺國民党抗日的歷史功績，那么我認為這是不公正的、惡劣的、別有用心的抵制伎倆。

（三）“中日索賠”涉及的日本侵略戰爭是慘絕人寰的軍國主義的暴虐戰爭，破除軍國主義要從破除軍政府開始，否則談不上是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

國人痛斥當今日本右翼勢力的所謂“軍國主義复生”，諸如“日本的總理每年都要三番五次地去參拜靖國神社那些戰犯，隨著美國的軍事帝國的地位的形成，作為美國在亞洲的一條走狗的日本，肯定會走向軍國主義”，這就嚴重地暴露了國人跟中共同樣的思維–“假想敵”。制造敵人從來都是中共借以自衛、進而擴張的手段之一，這种理論性的謊言如今竟成為全社會的謊言，國人把美國假象成軍國，把靠攏美國現代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也假象成軍國。所謂“賊喊捉賊”，其實中國自己就是軍國。

中國大陸政府所實行的并不是文官制度，其實質便是軍政府。鄭貽春在《統治中國的十大制度性謊言》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共產党欺騙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已達半個多世紀的謊言”一項中，就從大陸政府人員的組成結构方面詳細論述過“軍政府”這一事實，并繼而談到“中國自己就是軍國”的事實：“軍政府對整個社會實行軍事化管制，以高度命令體制把整個社會的全部資源，包括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等等，甚至把每一個人的私生活，都統統地納入到大一統的兵營式的軍事戰車上，而向著獨裁專制的社會主義方向開足馬力地狂奔而去。”

軍國主義是崇尚暴力的暴虐思想，是任何專制國家得以維持統治的本質思維。國人千万不要把軍國的歷史想成是中國1949年～1976年的歷史，實際上到現在為止，我們仍處于軍國當中，而且是處于更為人所不察，但更為深入、更為嚴密的軍國當中。我們反省日本侵略戰爭，卻不反省中共的“六四北京大屠殺”、鎮壓民主党、鎮壓法輪功、鎮壓民間宗教組織、鎮壓民間維權組織、鎮壓政治异見人士，這种如此片面、如此“一致對外”的反省是淺薄的反省，是不從自己身上找軍國根源的反省，是迷信自我暴力、忘卻現實血淚的扭曲的反省，是不負責任的愚昧的反省。

──原載《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