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七月二日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所研究員康曉光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北京特派員孫傳煒采訪時說：“中國領導人都是理性的人，他們會對各种壓力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反應。只要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力量不大于反對的力量，那他們就沒有必要去推動這個事情”。

看來，依照康曉光的觀點，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在于民主化壓力的大小，說明白了就是決定于全國人民要求胡錦溫家寶等新領導集體的開放民主的程度高低。對此，中國領導人是不大感興趣的，除非老百姓有強烈的要求。但是孫曉光認為，“現在和八十年代末相比，人們對民主的熱情其實已經大幅度下降。那個時候人們對民主、自由這些概念，沒有任何怀疑或批判，百分之百地接受。”所以，“中國短期內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不大”。這大概就是胡錦濤“七一”講話，和人們預料的相反，沒有涉及到政改的原因吧。

康曉光的說法是有道理的。有理性（誰沒有理性？）的中國領導人，權衡各种關系，還是覺得對于政治改革，嘴上說說，比真去實踐更“符合自己利益”。我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不是健忘症患者，對于早在一九八0年鄧小平作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報告，還是會記憶猶新的。然而二十三年過去了，那時出生的孩子，有些或許結婚生子，几乎一代人的時光流走了，然而江河仍然照舊，那些權勢者仍然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不管人民的疾苦，無視和侵犯百姓民主等各种權利，甚至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他們更加飛揚跋扈，胡作非為，已完全和群眾處于對立狀態。人民當家做主和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除了空話還是空話。問題在哪里？問題在于，在中國從上到下數以千万計的所謂人民公仆中已經有許許多多蛻化為官僚主義分子，他們通過權錢交易，形成了一個和工人農民等平民百姓對立的利益集團或階層，他們是很“擁護“經濟改革的，但是對政治改革則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后一方面會直接威脅到自身 “權錢利益”。

如果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變計划經濟為商品經濟，變單一的公有經濟為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并存，且后者甚至超越前者，從而在事實上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話，那么，政治改革的實質則是變事實上的專制制度為民主化的開明政治制度。正是在這种制度下，一些官僚分子們的權錢交易和非法發財秘密等腐敗現象，更容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就是官僚主義階層反對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一些高級領導人（如果他們自己不屬于這個階層的話），很難推動民主化的困難所在。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從理論上和法律意義上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有各种民主權利。這是建國以來，四個版本的憲法都規定的清清楚楚。歷來的党和國家領導人，沒有一個人嘴巴上否認過。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就其本質來說，她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是固有和天生的，任何人的這种權利都不能被人剝奪，任何人也不會去剝奪別人的這种權利，人民挑選的各級官員和國家机關保障人民的這种權利。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的各級公務人員都是人民的公仆，為人民辦事的。所以，人民不存在要民主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對國家及其領導人民主化壓力問題。換句話說，按照憲法的規定，國家机關和其各級官員其天然職責就是保障和實現民主化；民主化是建立在每個公民，當然按照法律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例外，享有充分民主權利的基礎之上。

但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事實上并沒有應該得到的民主權利。人民當家作主的最主要的標志是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特別是國家最高領導者。然而，人民的這一根本權利被一党專政的共產党的几個最高領導甚至一個主席或總書記左右了。不說一手遮天的大獨裁者毛澤東和鄧小平，就是欽定的江澤民，也是如此。如果不回避事實的話，你就不能不承認，在江澤民掌握大權的十几年里，党和國家的一些最高權勢人物，朱鎔基`吳幫國`黃菊`溫家寶等之所以都來自上海，還不是因為他們是他江澤民在上海時培植的親信，就是現在的早就被鄧小平看好圈定的所謂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不是也拉他青年團派么。人民不僅選舉和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利被剝奪了，就是省縣鄉和最基層單位的領導者，其實也沒法過問。村民投票選個村委主任或叫村長，村支部書記可以否定掉，理由很簡單，党是領導一切的。

這些從上到下不是或事實上不是由公民決定的的政府官員，他們握有絕對權力，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能否兌現，由他們，特別他們中的最高權勢者說了算。當然，他們嘴上說的大都很好，但事實上是另回事。就說公民言論自由權利吧。他們對你說，你有屁就放，有气就出，有話就說。但是，你如果真放屁，真出气，真說話，你很可能就沒有好日子過。這种事不僅過去太多，就是現在也不少。全國照一個腔調說話，所有的報刊廣播電視是一种聲音，誰膽敢越雷池一步，就不得了。

這是對人民民主權利的明目張膽地侵犯。人民當然不滿意。他們向權勢者們要民主權利，其實确切地說，應該要回或還我民主權利，因為這個權利本來就屬于我的，不是誰恩賜給我的。但是權勢者們不愿意或根本就不想將人民的權利歸還給人民，就產生了民主壓力的問題了。其實這不算什么壓力，只是權勢者們自認為是壓力。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你的最寶貴的東西被強盜搶去了，你要要回來，如果前者覺得有壓力，應該說是荒唐的；強盜之所以感到和認為有壓力，是因為他不想把東西歸還給你。

所以康曉光說的很對，“只要支持民主化的力量不大于反對的力量，那他們（中國領導人）就沒有必要去推動這個事”。但是，事實是，人民要回自己民主權利的意愿和行為一直是強烈的，堅決的和毫不動搖的，只是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形式而已。官方之所以在政治改革上只停留在嘴巴上，在動作上一推再推，其目的還是保住他們的特權地位！不否認，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發展成績，和大多數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實，然而這其實是共產党中央和政府不作為的結果，假如，還像從前那樣，硬逼大家干這敢那，走社會主義，那中國可能早就崩潰了。但同時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惊人的，貧富差別已經超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聯合國的警戒線，至于腐敗現象更是嚴重，人民的血汗，國家的財富，大量流到了大小官僚分子口袋里，而廣大的農民和許多城市工人等，卻在死亡線上掙扎，所有這些，不進行政治改革，把當家作主和其他各种權利歸還給人民，是無法解決的。借口穩定，把政治改革一推再推，反而穩定不了。鄧小平指出“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遺憾的是他和他的接班人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沒有去做。(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