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聚餐結束后，网友們各奔東西。我是怎么下樓的，又是如何隨車到茶樓的，細節現在都回憶不起來。

到茶樓繼續神侃的人不多，全是几個大男人，沒有MM，連茶樓准備派來助興的小姐都沒讓她們進來。秦耕想正儿八經地討論點問題，但像所有茶客們一樣，聊天一會儿就變成了天馬行空，主題跑了，范圍沒了，局促消了，沒有主角，沒有配角，沒有絕對的演說者，也沒有誰甘心情愿只做忠實听眾，因為晚餐時每人喝了點酒，面紅耳赤脖子發粗便是再常見不過的現象，常常是一位的話還沒講完，話頭已經被另一位臨空奪走，要把這樣的內容回憶并整理出來，簡直是自個開自個的玩笑。

不過，有兩個話題是清晰地記得的，一是是否害怕坐牢，二是結社。

對于坐牢，僅從道理上講，我并不特別擔心。我自問沒有做過什么應該下牢的罪惡，發發文章是言論自由的范疇，有憲法做保護，不构成坐牢的理由。不過也說不定，在人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中國，憑良心講真話，在某些人看來就是在犯法——那些真話是可以被名之為“有害信息”的，專政机器沒有多少人性，指不定哪天像劉荻

或楊子立那樣被抓進去。但即使坐牢，我也并不很怕。陳獨秀說過，出書房入牢，

出牢房入書房，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敢于持不同政治見解，不知改悔地走自由主義道路，過去是可以掉腦袋的，現在不擔心掉腦袋了，但入獄的心理准備我早就有，所謂“怕坐牢就不是自由主義者”，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潛意識中，我不怀疑自己已有一只腳踏在牢門口。如果某一天真的面對牢獄之災，我也會坦然自若。只是，坐牢能改變什么呢？能解決什么呢？難道坐過牢之后我會放棄自由主義，改

信共產党主義？

對于結社，閑聊中談到了結社的好處，比如說若是有誰出了什么事，大家可以相互照應一下。從內心深處說，結社我舉四只手同意。閑聊的人們中，以危險性相對而言，我是突出部，被國安盯得最緊，危險最大，哪天万一有個不測，有几位朋友幫忙呼吁和策應，自是求之不得。但也正因為我的危險性大，成立這樣的社團就有點把大家与我綁在一起的感覺，卻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傾向于在條件适宜時搞一個沙龍性的團體，定期或不定期舉辦一起討論，給大家提供一個溝通的平台。不過，由于我是寫政論的，成立這樣的沙龍，很容易被當局理解成是政治性社團。北京“新青年學會”四君子的前車之鑒不遠，大家最后識趣地停留在雷池之后。

几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興趣結社，卻只能侃侃，事后引發了我的一連串思考。為什么我們一談到自由結社就如此謹慎呢？難道結社自由不是一項憲法權利？不是一項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自由結社有什么錯？從何時起我們的結社自由權被剝奪了？誰剝奪的？為什么一旦公民成立或參加非共產党的政治性社團組織就因“有組織有綱領”面臨被鎮壓的結局？那些剝奪公民自由結社權的“法律”与保護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之間是什么樣的一個關系？到底是公民行使憲法權利非法，還是那些“法”違憲？

結社自由像言論自由一樣，是政治自由的基本內容，也是人權的基本內容，受到聯合國人權公約和我國憲法的保護。那些剝奪或變相剝奪這項權利的“法規”或作法不合法是顯而易見的，根本無須作過多論證。我有些后悔自己當時的退縮，一邊講著公民不服從，一邊卻不能以公開的結社明确表示對當局剝奪公民結社權利的不服從，難道我們不應該為自己知行脫离而羞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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