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大名鼎鼎的北京飯店近日推出了所謂的“皇帝套房”，以每天九千美元的“天價”吸引“頂級”客人的入住。

《北京青年報》的記者這樣描述“皇帝套房”的陳設：一進大門宛如進入皇宮，大廳懸掛著水晶吊燈，兩側擺著幾十件陶瓷、玉和瑪瑙製成的花瓶和藝術品，每件都價值連城。套間內最引人注目的是楠木做成的門、窗和家具上的鏤空雕飾，尤其是臥室和書房間的一個落地木隔斷，雕飾著流雲、蝙蝠等繁縟、古典的花紋，模仿的是故宮葆中殿中的風格，顯示出超凡的皇家氣勢。而雲房的書櫃上，擺著仿古的唐詩和四書五經，並配以精美的木匣子。連“皇帝”的大床也是仿照故宮樣式的四柱架子床，睡衣則是明皇色緞製的——跟“黃袍”相比，唯一的不同就是上面沒有繡龍，而繡上各種花卉。在會議室和休息室的牆上，堂皇地掛著若干金龍形的雕塑。

北京飯店的有關負責人表示，該“皇帝套房”入住的對象是國外皇室成員和大企業的老板，“與總統套房不同，對於入住這裡的客人來說，很多人家中就是總統套房，他們可能更喜歡東方色彩的皇帝套房的感覺。”該負責人還強調，“皇帝套房”除了裝修上的特點之外，還有最大的一個賣點，即由於套房選址定在東樓西側，從主臥的窗口看出去，是長安街和故宮，因此可以“住在‘皇宮’看皇宮”。

純粹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北京飯店推出“皇帝套房”的舉措無可厚非。而且我也相信，他們絕非輕率地作出決定，而是在經過精密的市場調查和研究之後，才不惜耗費巨資專門裝修完成這樣的一個套房。有市場才會有需求，這是永恒的真理。我認為，北京飯店的市場營銷人員對中國那些高居金字塔頂端的人物們的心理有充分的把握。但是，我在佩服他們的聰明的同時，卻又感到背後問題的嚴重性。

首先，我想，那些真正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勞動成為超級富豪的中外民營企業家們，是不會有興趣和捨得花錢入住“皇帝套房”的。日本經營之聖松下幸之助和香港首富李嘉誠，日常生活都十分樸素，一般都在公司跟職員們一起吃快餐。並不是他們有意彰顯自己的“平民化”或者“作秀”，而是他們認為：人的價值不在於顯示排場、顯示自己比別人生活得更加奢侈。相反，人的價值在於運用自己擁有的財富，去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網易總裁、年輕的丁磊，跟同事一起合租一套普通公寓，經常乘坐地鐵上班。他身價最高的時候是十多億美元，足夠天天入住“皇帝套房”，但他絕對不會選擇這樣的享受。福布斯雜誌剛剛公布的中國大陸首富、希望集團總裁劉永行，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他的財富觀，他說為了方便，通常買幾百塊錢一打的襯衣。我想，他也不會入住“皇帝套房”的。

真正的資本家崇尚的是勤儉。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他偉大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精闢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的興起的原因。他認為，新教所提倡的禁慾的、簡樸的生活和勤勉的、持之以恒的勞動，對資本主義的擴張發揮了“巨大無比的槓杆的作用”。這種精神深刻地鍥入到現代商業文化之中，無論是否是新教信徒，都沉浸於其中。因此，上面提到的松下幸之助、李嘉誠、丁磊、劉永行等人，他們的成功都有賴於“簡樸的生活方式與巨大的財富的結合，導致了資本的迅速積累”。不難推測，一旦他們迷戀上“皇帝套房”之類的享樂，他們覆滅的日子也就來臨了。

那麼，入住“皇帝套房”的會是些什麼人呢？我的答案是：是些花“別人”（也就是納稅人）的錢不心疼的人。在今天的中國，誰有機會和權力花“別人”的錢呢？我不說大家都猜得到：是大筆一揮金錢滾滾來的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是到澳門豪賭一擲千金的前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是靠走私獲得數百億財富裡廈門遠華案主角賴昌星、是一手遮天斂財數千萬的前雲南省省長李嘉廷我想，他們對“皇帝套房”一定會有濃厚的興趣，他們不會在意昂貴的價格，因為他們的財富本來就是“不義之財”。不信，如果將來有鍥而不捨的記者想辦法打聽到入住“皇帝套房”的客人的名單，其結果一定與我的猜想相差無幾。

其次，“皇帝套房”代表了一種腐朽、沒落、專製的文化和心態。“皇帝套房”與“總統套房”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皇帝”與“總統”有著本質的不同。總統是民主社會中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總統來自民間，任職期滿後又回到民間；皇帝則是專治社會中“君權神授”的大獨裁者，皇帝來自於血緣關系的繼承，通常終身掌握對民眾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總統是現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需要向選民負責的“最高級的公務員”；皇帝則是古代帝國權力的象徵，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負責的“天子”和“寡人”。在民主社會裡，人人都有當總統的可能，人人都有權做自己的“總統夢”；而只有在專制社會裡，人人都會像劉邦、項羽一樣，在見到秦始皇出巡的儀仗隊時，因羡慕而產生“我要取而代之”的想法。因此，“總統套房”顯示的僅僅是房間的豪華與精美，而“皇帝套房”的背後則隱藏著一種陰暗而邪惡的民族心理。

近年來，關於皇帝、太後和貴妃們的小說和影視比比皆是，殺人不眨眼的專製暴君們搖身一變成了慈祥的父親和無私的公僕。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昨天是乾隆的風流韻事、今天是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天又是康熙的豐功偉業。在廣告中，從高級補品、保暖內衣一直到方便麵，都晃動著皇帝和太監的面孔。那些以扮演皇帝出名的演員們因此撈足了銀子。雖然我們已經告別皇帝九十年之久，但我們的文化和心理依然沒有完全脫離皇帝；雖然我們已經剪掉頭上的辮子九十年之久，但我們精神上的辮子卻依然頑固地存在著。今天沒有了搞復辟、當皇帝的可能，但某些官員和商人，卻在自己主持的單位和公司裡，讓下屬把自己當作皇帝來供奉。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到故宮、頤和園等對公眾開放的旅遊場所，穿穿仿製的龍袍、坐坐絢麗的轎子，也不失為人生一大樂事。

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文化土壤和精神狀態，“皇帝套房”的賺錢怪招才得以催生。它不是我們的驕傲，而是我們的恥辱。它不是我們經濟富庶的標誌，而是我們文明存在的隱憂。它不僅不能證明我們的財富已經達到了“超英趕美”的程度，反而說明我們的精神生活需要一次全面而徹底的“文藝復興”——否則我們永遠也不配自稱為“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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