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楊明8月13日報導) 中國開始整頓治理黨政部門報刊的管理和發行工作，以減輕基層和農民因報刊攤派而承受的負擔。分析人士指出，報刊整頓和治理是媒體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但並不一定會加大新聞自由。如果不在制度上獲得自由辦報的權利，真正的新聞自由也就無從談起。
*改革報刊發行硬性攤派*
最近，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制定並公布了黨政報刊治理實施細則，其中包括中央黨政部門主管、主辦的報刊要實行人員、財務和發行的管辦三分離；大幅度裁減中央部門和省級報刊，中央一級部門只辦一份報，省級只管一報一刊，市級只保留一報，縣級報刊基本停辦；加強治理報刊發行攤派行為，減輕基層和農民的負擔；改變報刊市場散亂現狀，杜絕用行政權力推派廣告，以及稅收的跑冒滴漏以及腐敗現象的滋生。
*媒體改革市場化一小步*
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認為，減少黨政主管主辦的報刊是中國媒體改革和市場化的一個進步。蔡詠梅說：“我覺得這是朝向民塑報的第一步。黨對於國家的傳媒控制少了，民間的自由的新聞媒體就會發展壯大。等於就像中國大陸的經濟一樣，國營企業萎縮之後，空間就會給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去佔領。所以，中國的新聞要自由，要獨立的話，慢慢是朝著民塑報去發展。”
香港蘋果日報中國版主任潘小濤認為，這次黨政報刊治理和改革，既是媒體改革的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發展方向。他說：“這是改革整個中國媒體的其中一個方向，也是一個開始， 切入點是比較好的。將來的話很可能是一半媒體或者是更多的媒體要被淘汰。很可能是中國所謂的走向輿論監督，起碼是對底層官員輿論監督的第一步。”
*形勢逼人無奈改革*
不過，北京獨立撰稿人劉曉波認為，這次黨政報刊治理和改革是迫於各種因素，不得已而為之。他說：“實際上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調整。一方面中國進入WTO，有一種外來的壓力，要求媒體市場開放，同國際接軌。另一方面，大陸民間自發的壓力。其實，民間的、自發的介入媒體，無論是行業外資金，還是媒體在這種導向上的民間化的取向，是中共已經控制不了的。”
劉曉波指出，在中外合力的壓力下，中共對媒體的壟斷，已經因黨政報刊發行量連年萎縮和虧損，致使財政不堪重負。而且，黨政主管、主辦報刊長期以來採用強制性、行政性的壓制和權力來發行的作法，不僅招致了老百姓的怨恨，甚至黨員，基層部門也對假大空式的官方報刊內容頗有微詞，怨聲載道。不過，劉曉波也承認，報刊改革是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務實和親民路線的一部份。同時，他說，中共在不得不改，而且對民間進入媒體的現狀又控制不了的情況下，與其以巨額財政支出去支撐輿論導向效果甚微的黨政報刊，不如主動採取規範化的措施來管理，這樣做反而會有利於中共的執政。
*減輕財政壓力解除農民負擔*
香港蘋果日報中國版主任潘小濤說，此次媒體改革不僅能壓縮不必要的媒體，減少資源的浪費，更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他說，據了解，農民每年報刊的攤派費用要幾十元人民幣。 潘小濤認為，如果完全運用市場機制來發行這些報刊，其中很多都會關閉或停辦。但是，正因為基層和農民被強迫征訂，才養活了這些本應破產和淘汰的報刊。 他預計，這次整頓和治理將至少使數百種報刊停辦。
*並非增加新聞自由*
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指出，盡管中國大陸報刊整頓和治理客觀上有利於新聞自由，但目的不是促進新聞自由。中共宣傳部最近嚴令禁止報導周正毅案，薩斯反思等敏感話題，就充份說明瞭這一點。蔡詠梅說：“我只是說客觀上有利於新聞自由，但並不是說目的是促進新聞自由，我覺得不是。我覺得他們不想放鬆對傳媒的控制。我估計，輕鬆的，不敏感的就放鬆，嚴肅的問題，他們認為原則的問題，一樣抓緊。比如說，涉及23條的問題，都是跟中宣部和上面的領導一致的，只不過是其它的社會問題，其它不關痛痒的問題，就可以盡情發揮。非敏感的問題可以放開，但是就是不開黨禁，不開報禁，什麼禁都開。”
*“擦邊球”開拓言論空間*
北京獨立撰稿人劉曉波認為，報刊媒體改革的目的雖然不是促進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的自由程度，但是，一旦民間資本進入媒體，這些民間媒體為了滿足讀者和市場的要求，就會以各種試探性，打“擦邊球”的方式，一釐米，一釐米地拓展並加大民間言論的空間。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也認為，過去十多年媒體的發展表明，官方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萎縮，民間媒體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壯大。
在談到中國媒體改革的發展方向時，北京自由撰稿人劉曉波說，今後中國媒體改革方向是在制度上給予民間自由辦媒體的權利。劉曉波說：“我稱為民間化、自由化的發展方向。中國的新聞自由改革，關鍵不在於媒體說什麼，而在於民間在經濟上有沒有獨立的、合法的發言平台。假如民間有了一份純粹民塑的刊物，如果說一份報紙可以合法存在的話，即使它發出的聲音是擁護當局的，它對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變化的意義也要比在黨的管制下的媒體發出的批評當局的聲音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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