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區最大的特色就是餐廳多，在美國人的社區最多的是特色商店，在中國人的社區最多的是餐館。台灣來的移民最喜歡開餐館，中國大陸來的移民因為經濟實力較差，來美國后的第一步往往是做餐廳服務生。

Julia小姐是來自中國沈陽的一位醫生，來美國后為了生存并學習英文，首先選擇了做餐館服務生。她工作的餐館是位于洛杉磯羅蘭崗市邊緣，与工業市交界的鑽石廣場里的“台北吳記火鍋店”。這家店的老板姓王，從台灣移民來美國。“台北吳記”是台灣很出名的一家火鍋店，王老板花錢買了權利，在美國開了一家分店。因為是專門做中國人的生意，所以生意并不十分紅火，但由于雇佣的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支付的薪水少。所以，還是有很多錢賺，又是買房子又是買汽車。日子過的紅紅火火。

老移民欺負新移民是美國的一种惡習，特別是在華人社區更是嚴重。當一個猶太人窮困潦倒或到一個新地方去的時候，他首先會拜訪當地的猶太領袖，當地的猶太人不會給他任何經濟上的資助，但會帶領他做生意，告訴他應該如何去做，給他介紹當地情況，并支持他去開創新局面。比如，將貨物免費提供給他，讓他去推銷，賣完了再還錢。這樣，新的猶太人就會在老移民的支持下、逐漸發展，擺脫貧困，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然后，他也會幫助新的移民。但很可惜的是華人并沒有這樣的好傳統，總是將新移民看成潛在的威脅者，或當成一塊什么都不懂，任人宰割的肥肉。在美國有很多新移民不是被美國人欺負，相反是被比他提前來美國的自己人欺負。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

在美國加洲法律規定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5.75美元（目前是6.25美元），但“吳記火鍋店”的服務生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但王老板只支付20美元/每天。這樣一來，服務生每小時的收入只有2美元不到。“吳記火鍋店”有9個員工，僅工資一項，王老板每天就可以賺380多美元，一年克扣員工工資就高達12万美元。不僅如此，他還不給員工交稅。不交社會安全稅，員工就不能享受社會福利，甚至會影響員工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這樣一來，王老板一年還可以節省4万多美元。所以，在這里工作的員工，每月的工資只有600美元，其它的收入只能依靠客人的小費。

1999年初，我在我早年在一家藥品公司當經理時認識的一位員工的家中認識了Julia小姐，由于Julia小姐很具有中國東北人的性格，干事爽快不說，還很正直。很快我們就做了朋友。因為大家很談得來，所以，Julia小姐有什么事情我也很愿意幫忙。

一日，我和Julia小姐在無意中談起了美國的收入問題，當我得知她的收入時很是气憤。于是決定替Julia小姐討還公道。

首先，我先找机會和“吳記火鍋店”的中國員工了解情況，并希望他們能提出自己的證据，幫他們一起討還公道，但可惜的是在數位員工中竟然沒有一個員工愿意為自己討還公道并幫助Julia小姐。在這些員工中有來自上海复旦大學的講師，也有來自四川某高官之子，原北京政府的某官員，還有同是沈陽的Julia小姐的同鄉。相反，倒是來自台灣的一位經理給我提供了很多王老板違反美國法律的證据。

一日，我找了几位朋友，一同前往“吳記火鍋店”就餐，我們在結帳的時候使用了信用卡，當我們出來后發現“吳記”的王老板在我們應交的政府稅上面又作了手腳。在美國除去食品，任何交易都要交稅，并由店家代扣，在洛杉磯是8.75%。但我們的帳單上的稅卻是12%，比政府規定的稅收高了很多。顯然，王老板又在賺黑心錢。

又一日晚上，我來到了“吳記”，找到了王老板。我對王老板講了美國的法律規定，王老板一听，以為我是要敲詐他，想了一下說：“Bill，你需要錢，可以跟我講，我給你。”說完，又講了很多經營不容易的理由。我很堅定的告訴他，我不會敲詐他，我希望他能遵守美國法律，不要欺負中國大陸的員工。

過了數日，Julia小姐告訴我說，王老板找了几個黑社會的人，其中有一個給夜總會看場子的“七哥”，并囑咐我要小心，實在不行就算了。我一听心中火气上來了。在美國的華人黑社會，往往是一些從台灣來的原台獨分子，沒有什么本事，只知道欺負自己人。于是，我又找到了王老板，并直接告訴他：“我銀團本身就有信用安全調查部門，也有討債公司，你應該知道我們會采取什么措施。你可以找黑社會的人，但我不會怕，開銀行的人如果怕黑社會，這銀行就干脆當慈善机构好了。”

“吳記”的王老板一見，就鼓動來自中國的員工欺負排擠Julia小姐。可悲的是那位來自四川的某高官之子，一位上海來的一位年輕廚師和一位与Julia小姐同是沈陽同鄉的中年人竟然听從王老板的安排，在各個方面排擠Julia小姐。在這樣情況下，我考慮了很久。看來和平解決的希望是不大了，只有經過正規途徑解決問題。

晚上，我在Julia小姐下班的時候等待王老板，我直言告訴他：“我會到政府部門控告你。”

沒想到的是，王老板竟然對我說：“我已經找好了律師，我會等著你。”

我听后嘿嘿地笑了：“你太小看Bill了，不要以為中國大陸來的都什么也不懂，至少，我比你來美國的時間長。”說完，我將我銀行的律師名片遞給了王老板：“這是我為Julia小姐找的律師，你可以讓你的律師找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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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載著Julia小姐來到了美國勞工局洛杉磯分部。我詳細地向勞工就業公平委員會介紹了Julia小姐的情況，并填了表格，將申訴交了上去。

半個月后，勞工局的調查專員來到了“台北吳記火鍋店”，在那里打工的中國員工一見有美國政府官員來調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嚇得一下都跑光了，几天不敢上班。但調查進行的很順利，事實也很清楚。王老板提不出他支付員工的支票存根，也沒有交稅的記錄。王老板一看事情不妙，忙找黑社會的“七哥”幫忙。這黑社會也是不愿意与美國政府做對頭，只知道欺壓普通百姓，一听情況也左推右推，不敢插手。于是，王老板又找律師幫忙，并將情況講給律師，几位律師一看我銀團律師的名字就很撓頭，對王老板說：“我們很樂意幫助您，但你的對手很強大。這位律師是原來美國律師公會主席，人雖然六十多歲了，但很有經驗。很多律師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會接你的案子，我們很愿意幫助你，但你的案子很麻煩，我們不能保證能贏。而且因為你的問題很多，所以，我們要准備很多資料，收費就要高一些。每小時收費800美元，出庭每小時收費1500美元。”王老板一見，這不是用錢推脫嗎。但想了想也沒有辦法。

二個月后，勞工局來信通知舉行勞資雙方調解會。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時也相信美國政府的公正性。所以沒有帶律師，只身陪同Julia小姐來到了位于洛杉磯市中心的勞工局大樓。來到勞工公平委員會的大廳，我很惊訝地看到了我相識的一位餐館老板陪同著“吳記”王老板。王老板強打笑臉和我打著招呼，我和Julia小姐也和他禮貌性地握手。這時候，我熟識的餐館老板將我拉到一邊，對我說：“大家都很熟悉，我看，你們就庭外和解了吧。”

我嚴肅地對這位朋友說：“我曾給他机會，但他并不識相，到了這一步，我會堅持到底。再者，王老板不能欺負大陸的員工，我也是來自大陸，他欺負大陸的人就是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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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會上，雙方各自講述自己的理由。很明顯，“吳記”王老板違法。所以，問題主要圍繞在賠償的金額方面。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辯論，“吳記”王老板終于接受了我們的要求，在Julia小姐工作的半年中，總共賠償損失一万美元。并在三個月內支付完畢。

三個月后，Julia小姐告訴我：“王老板賠償的工資已經全部收到了。”

又過了三個月，“吳記火鍋店”王老板雇佣的台灣經理也提出了告訴，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的台灣經理獲得了二万多美元的賠償。但可惜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大陸員工再沒有人提出賠償的要求，他們主動放棄了自己權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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