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 由于胡溫主導的抗炎，在信息發布、懲處高官、平易親民和治理效率等方面的表現，并查處上海奸商周正毅及貪官劉金寶等人，將第一次重拳出擊的反腐指向上海，似乎有別于江朱時代的統治風格，加上胡溫在國際上受到各大國領袖的肯定，媒體便紛紛認為：胡溫在鞏固權力和挑戰江派上，已經取得主動，正在有所作為。

然而，江、胡連續在軍隊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抗炎的最關鍵時刻主持“學習三個代表”的政治局會議，七一前中共中央下發“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吳邦國領導修憲的核心任務是將“三個代表”寫進憲法這些“江規胡隨”的征兆，現在已經由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完全坐實。

這篇講話對“三個代表”的解釋，絕非象有些人說的那樣低調平實，而是胡錦濤所有講話中罕見的高調之作，其遣詞造句与當年江澤民在十五大上闡述“鄧理論”的文風完全雷同，比如，三個代表繼毛思想、鄧理論之后，再次“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這一科學理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發展道路、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根本任務、發展動力、依靠力量、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丰碩成果，用一系列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党、怎樣建設党的問題。”

顯然，在胡的講話中，就指導中國如何在新世紀完成“偉大民族复興”的而言，世界上還有什么理論能与如此博大精深的三個代表媲美？你可以辯解說：這些不過是官樣套話。但是，中共党魁們的弘論，何曾又有過不是官樣套話的時候？這些套話，恰恰是胡、江共同維護的權力話語和政權利益之所在。

胡對江的恭敬姿態還在于，胡特意強調：“我想結合自己的認識講四個問題，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胡錦濤作為党魁兼國家元首，在党的生日發表綱領性的講話，如此強調自己學“三個代表”的體會，這在中共党魁中當屬罕見。胡這樣表白，既可以解讀為他個人一貫的低調風格，也可以解讀為新党魁對老党魁權勢的臣服。

以上事實在在表明：

1，胡溫體制僅僅是江朱體制的延續，至少現在還不存在胡溫挑戰江派權勢的事實，媒體對胡溫与江曾之間權爭的評論，有太多主觀臆斷的成份，免不了夸大現行高層權爭的激烈程度，而忽略了中共制度的特征和權貴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盡管從十六大開始，境外輿論和國內民意几乎是一邊倒地挺胡貶江，特別是，胡溫上台后借領導抗炎而有了一個良好開局，贏得了西方的大國領袖、國際輿論和國內民意的好評，假定此刻的胡溫有心挑戰江的“槍杆子听政”，但在中國，政治人物的沉浮，在根本上取決于党內的人治傳統和權力平衡，而不是制度化程序，更不是民意。當年的胡耀邦是最受党內外民意好評的党魁，還不是鄧小平主持了一個生活會，總書記就在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舉手中下了台。現在，雖說江沒有鄧的權威，但他仍然握有政治局內的人脈和槍杆子作后盾，絕非新上台的胡溫所能搬倒的。

2，胡溫不會挑戰江派的最根本原因是：江派權勢是中共傳統和權力平衡的產物，他之所以沒有象其他五位前常委那樣全退，不僅因為他在位十三年培植的党內勢力，更在于他是中共人治傳統的產物：既是欽定的第三代核心，又繼承了鄧小平開創的“槍杆子听政”先例。而在一個人治國家，政治強人開創的先例，就是一种比公開的正式制度還有效的潛制度。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江連任軍頭的党內依据何在。

与江澤民一樣，胡溫本身也是這一人治傳統的最大受益者，鄧亡靈是胡溫體制得以最終出線的關鍵因素。胡為鄧生前欽定，已經眾所周知。溫家寶能有今天，也与鄧關系密切。六四后，趙紫陽班底几乎全軍覆沒，只有溫靠鄧的保護過關。之后，全力提攜溫的前總理朱鎔基，也是靠鄧的力荐才坐上總理位置。所以，溫成為總理，即便与鄧小平沒有直接的欽定關系，起碼也有至關重要的人脈傳遞。

江依靠鄧開創的先例，胡依靠鄧留下的遺訓，溫也間接地受益于鄧，三人的權力在党內的合法性，皆系于鄧的余威，正如中國的改革一直遵循著鄧摸出來的跛足路線一樣。就現在的中共而言，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強人死后，如果說，毛的權威更多是象征性的，那么，鄧的權威則是實質性的，鄧的余威，不僅籠罩著十六大高層權力分配，而且左右著中共對改革模式的選擇。

所以，胡溫不可能主動挑戰江派權勢，因為，胡溫挑戰江派就等于挑戰中共的政權利益、人治傳統和權力格局，也就等于挑戰胡溫本身的權力基礎和根本權益。而境外輿論和國內民意的一邊倒的“挺胡貶江”傾向，即便出于善意，也只能是一廂情愿而已。

2003年7月7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評論家

──原載《觀察》//guancha.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