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十年前出獄后，為了逃避第二次被捕，我和朋友乘一只小船，從深圳海邊的一個漁村偷渡到英屬香港。一踏上香港的土地，令我惊喜的，除了“東方明珠”的美麗之外，還有香港那無所不在的自由。

每一個街頭的報刊攤，几乎都是自由的展示。那里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反共的、中立的、色情的和親共的各色雜志報紙，全都親親密密擠在一塊儿供人選擇。不論這些媒體的內容是如何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它們都像契訶夫說的：“大狗小狗都要叫”，就用自己的嗓門叫喚好了，絕不因為某只大狗腔調大，就可以剝奪其他小狗叫喚的權利。

當時的香港人，似乎并不太稀罕英國人給予的這些自由，他們行步匆匆，忙著“搏命”掙錢。而我本人在短暫的欣喜過后，很快就為了生計，一頭扎進餐館熱气騰騰的洗碗池中，也深深地體會到：有了自由并不等于有面包。香港是一個重利的商業社會，港人極其務實，大多數人不愿過問政治，以致被稱為“資本主義經濟動物”。

然而，當昔日并不覺得珍貴的自由面臨失去的危險，只問金錢不問政治香港人猛醒了。他們發現，想要只做“經濟動物”已不可能，自由不存，經濟繁榮不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將從根本上動搖香港的根基，侵害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更會瓦解香港的開放社會和健全制度瓦解，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和國際地位，形勢异常嚴峻。

就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六周年的日子－－－2003年7月1日，五十万市民走上街頭參加大游行，強烈表達他們對香港政治前途的關心。這一聲勢浩大的行動，使23條立法爭議出現戲劇性的、石破天惊的巨變：由于經受不住民意的強大壓力，自由党和田北俊，抽回對董建華方案的支持，重新提出推遲立法的要求，并且做出了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強硬姿態。而后，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被迫發表聲明, 表示決定將國安條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讀。

7月7日瑞典時間凌晨二時，我仍然守著電腦捕捉來自香港的消息，激動得無法入睡。在思考香港民主的前景，以及這一巨變對于整個中國的意義時，筆者最為關注的，是香港這次抗爭中展示的浩大的民間力量。

當年，筆者曾經參加香港維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那次參加的人數是五万，而且是在香港人有閑暇的夜晚。當時有人說，因為晚上光線暗，參加者不必擔心被中共錄像報复，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敢于參加。而這次七一大游行，五十万參与者卻是在明朗的大白天，無畏地表示自己的反抗。這不但說明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說明，香港的民間力量已經相當成熟和可觀。

發起七一大游行的有四十五個香港民間團體，其中有人權組織、新聞界、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及專上學生等。他們有的激進，有的溫和；有的有政治性，也有的過去不問政治，而在這次卻被逼得“政治化”，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團體，聯合組成了“民間人權陣線”。其發言人蔡耀昌說：該組織的宗旨是在民間推動一個公民社會，推動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代表自己爭取自己的人權和自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他們不信自由喚不回，不信几十万人上街不能阻止23條立法。他們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決心和道義力量。滾滾的怒潮，震動了當局。于是，不肯与民為敵的自由党開始倒戈轉向，這就基本确定了港府和保皇派的敗局。被比喻成一把懸劍的23條，終于暫時被當局收回。

人們對選擇站在人民一邊的自由党和田北俊表示“尊敬”，人們贊賞董建華終于愿意向民意“投降”，而我，首先為香港民間力量－－－四十五個團體感到驕傲。他們面對針對香港的“逮捕令”－－－23條，沒有祈求“明君”的恩賜，沒有夢想當權者主動放棄他們的權威，而是充滿獨立性地站立起來，竭力推動民間力量的聯合与壯大，向獨裁者勇敢地說“不”。這种強大的民間壓力，在香港特殊的條件下，終于導致局勢向良性互動方向發展。

這次香港的巨大胜利，給中國大陸人的啟示意義是深遠的：只有民間的努力，才是推動中國變化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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