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腐敗，任何朝代、任何國家都難以避免。但當今中國的腐敗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卻實為各朝各國所罕見。盡管，民眾對腐敗的憤懣程度在与日俱增，政府的反腐敗力度也在不斷加大，但腐敗的勢頭卻絲毫未見有所收斂。而且，隨著“跛足式改革”的強行推進，腐敗愈演愈烈并呈現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都不具有的瘋狂性和野蠻性。如此下去，亡党亡國指日可待已決不是什么危言聳听。

腐敗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呈現出明目張膽的瘋狂性，根源還在于弊端重重的體制。權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監督的極權體制，最大程度地激發了“公仆”們內心中的腐敗之欲，使握有權柄的人几乎個個為惡。這种體制不可能激發人們內心中的善，為善也極有可能不為該體制所容。比如，到基層檢查工作的眾領導們都收受了紅包，你一個人卻將紅包上交給組織，這不按牌理出牌的做法顯然在該體制內難以找到存活的空間。當然，我們不否認即使是皇權體制也可能產生包青天式的“圣人”，目前的體制亦產生了孔繁森，但孔繁森畢竟是此种體制內的“异數”。若人人皆為孔繁森，執政党便不會大張旗鼓地樹其為道德偶像。榜樣，取決于稀缺程度。而企圖用孔繁森式的道德偶像這一稀缺的善去消解腐敗者內心中強大的惡，最終不過是自欺欺人式的“做秀”或徒勞。正是這种體制，為罪惡的腐敗提供了瘋狂肆虐的平台。

坏的體制滋生了腐敗，腐敗這一政治之癌的大面積擴散又正在加速這一坏體制的滅亡。其實，深居體制之內終日干著腐敗營生的權貴們，他們比體制之外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更能夠深刻地洞悉到這一體制已病入膏肓、不可藥救。于是，在該體制行將就木、徹底走向崩毀之時，“智商”過人、頭腦非常“清醒”的腐敗者們豈肯放過這最后的稍縱即逝的腐敗良机。因而，這“最后的晚餐”式的腐敗就不可避免地以空前的野蠻性、掠奪性和瘋狂性的方式來展開，這正是腐敗者們面臨一种末日臨近式的“危机感”使然。從早几年發生的廣東湛江走私腐敗大案，到緊接著的福建廈門走私腐敗大案，直至今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金融腐敗大案，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當今的中國，似乎正在赤裸裸地上演著一浪高過一浪的血腥而又瘋狂刺激的腐敗接力賽。

腐敗呈現出瘋狂性的又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信仰的缺失。缺失信仰，必然會導致正義感、負罪感和忏悔意識的缺失。中國的貪官污吏之所以膽大妄為、無所顧忌，就是因為缺失信仰使得他們的內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同時也缺乏對法律和正義諸如之類的高尚東西的敬畏。在貪瀆者們的眼里，只有此岸的現實世界——金錢、美女、房子和車子，而沒有彼岸的精神世界——善、愛、法律和正義。為了達到此岸的現實世界，他們沒有什么腐敗的事情不可為、不敢做。同西方國家的貪官污吏相比，中國的貪官污吏不僅不會因為腐敗而產生負罪感和忏悔意識，相反還會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敗，表面上在中國也受到輿論和道德的譴責，實際上卻是許多中國人向往的生存模式。這可能正是著名學者任不寐先生所說的災民理性使然。中國官場的腐敗文化，應是災民理性的登峰造極。

腐敗呈現出异常的瘋狂性，從歷史上來看實際是社會轉型的前兆。是主動地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化解危机以使社會能夠和平地轉型、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還是被動地坐待各种各樣的矛盾交織、積聚而至社會危机的總爆發，是擺在新一代中共領導者們面前并不很新的課題。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舊的傳統政治都將終結。只是如果不幸是后者的話，面對劇烈的社會動蕩，不論貴賤誰將都無法逃逸。

──原載《議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