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在美國的大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大型專机。我銀團沒有這樣的的財力，所以，購買的專机很小，是一架1995年生產的波音737飛机，在美國國內飛行自然沒有什么問題，但要跨洋飛行，顯然不很合适。

1996年，因為与日本富士銀行進行一個合作。所以，我和銀團的Frank帶著一行六人前往日本商談公務。因為我在1983年曾為政府工作被派駐日本8個月，對日本應該是很熟悉，加上會講一口流利的大坂口音的日語。所以，對此行日本并沒有什么擔心。

我和Frank先生坐全日空的頭等艙，其他四人坐公務艙。十几個小時后就到達了日本東京机場。下了飛机排隊等候過關。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中國陝西省的考察團，剛從美國返國，途徑日本。一見是中國人，我就和他們用中文聊了起來。很快輪就到了中國訪問團邊防檢查，中國代表團的領隊与日本邊防官交談著，不知什么原因，二人爭吵了起來。只見日本邊防官指著中國代表團，讓他們站到一邊。我一見輪到我們了，我就和中國代表團說了几句再見，走向日本邊防官面前。誰知日本邊防官卻讓我和中國訪問團站到一起。我知道他見我是中國面孔，又和中國訪問團用中文聊天，誤會我是他們一起的。就用日文對他講：“下一個應該是我”。雖知日本邊防官并不理會我，仰著腦袋向我身后的Frank招手。Frank先生一見，笑著搖了搖頭，用手指著我說，“應該論到他了”說完，對我做了一個鬼臉：“你不是日本通嗎？”誰知這位日本中年邊防官還是客气地招呼著Frank先生。我一見怒气上來了，走到日本邊防官面前質問：“你為什么不對我進行驗證？”

日本邊防官臉無表情地對我說：“你需要等待特別檢驗”。

“為什么”我改用了英文：“你歧視我，我要控告你”。

日本邊防檢查官仍是一樣的面孔：“你可以到旁邊的房間控告我”說著指了指右邊。然后，又向Frank先生招手。

Frank先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仍站在原地不動，向日本邊防官聳了聳肩。

我大聲地說：“你不給我入境，你需要向我國使館報告”。

日本邊防官一听我在大聲叫喊，忙將附近的警察叫了過來。警察馬上就要拉我。Frank一見，忙和隨員走了過來問：“他發生了什么事情？”

日本邊防官，客气地對他說：“這個中國人擾亂秩序”。

Frank一听楞住了：“他是美國人”

“什么，他是美國人？”日本邊防官有些吃惊了，忙叫住了正在拖我的日本警察。走了出來對我說：“非常抱歉，你的日語講的真的很漂亮，我剛以為你和那些中國人是一起的，很抱歉，我向你道歉”。說著對我深深地鞠躬。

“我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我真的气惱了。我大聲地說：“我要控告你，你把你的名字和證章號碼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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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机場，日本富士銀行的小姐早已在等待著我們。我气憤地對她講了過關的事情，接待小姐一個勁地道歉，我堅持道：“我需要你們的一個理由來解釋這件事情”。無奈，接待小姐馬上与富士銀行進行了聯系。我們一行坐在咖啡廳里等待結果。半小時后，一位日本邊防官和一位長者來到了我們面前。馬上就是鞠躬道歉。我堅持讓隨員寫了一份文件，將事件記錄下來。然后請他們簽字。我鄭重地對他們說：“我可以原諒你們對我的誤解，但決不原諒你們對我人格的侮辱，我有權利控告你們”。

全日空公司的人員一見僵持著的局面，忙遞給我一份表格：“請您將您的名字和地址寫上，我們公司將給你寄送一張免費的一年內有效的美日往返机票做為對您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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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天早晨，富士銀行派來了專車接我們前往銀行商談投資生意。我很清楚日本人的手段，虛偽的面孔隱藏著卑鄙的心態。我和Frank早已經對此做好了思想准備，我也准備了沒有頭銜的名片。進了會議室，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謝，但在生意方面卻反复無常，斤斤計較，繞來繞去。可恨的是日本人看到我說的很流利的日語還以為我是翻譯。對我的話根本就沒有答理，一直對著Frank先生討好。我一看情況和我想象的一樣，就找個理由說要出去。日本人一見，高興的不得了，忙找來自己的翻譯給Frank一行進行翻譯。我和Frank先生會心地笑了笑，然后走了出去。一出富士銀行，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新宿玩去了。

日本我曾住了八個月，雖然是十多年前，但面貌并沒有改變太多。憑著一口日本人都難以辨別的日語，我一直玩到了轉天的凌晨。但我只和Frank通了一個電話，交換了談判的看法，通知他我住到了我在東京的一個朋友家中。

我走之后，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日本人与Frank他們翻來复去地談了一天，到最后Frank先生告訴他們：“我做不了主，我的老板是Bill先生，他出去了”。這時候論到日本人吃惊了。才知道談判找錯了對象。忙派人打听我的去處。我們預計的行程只有四天，已經二天過去了，還有二天，但真正的談判還只有一天半。等到了晚飯，仍沒有見到我的蹤影。富士銀行專門在我們居住飯店派人等候。也是沒有蹤影。Frank告訴日本人說：“Bill先生住在朋友家了，他不想讓人打擾”。

第三天下午，我獨自來到了富士銀行，走進會議室一看，日本人和Frank一行仍在無精打睬地討論著。看到我回來了。日本人忙向我道歉。我也裝出一副很疲憊的樣子和他們道歉。我當著日本人的面詢問Frank談判的結果，我故意裝出一副不在意的樣子小聲地對Frank先生說：“日本邊防官的事情讓我很生气，日本這國家很令我失望，這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這里投資我不放心。我想我們不需要再談了，我們明天可以回家了”。日本翻譯听了之后忙將我的話翻譯給他們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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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日本人照例請我們吃飯，我們誰都不提談判的事情。盡管日本人小心地奉承著我，但我深知日本人的劣根性，故意裝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樣子。

第四天早上，我們打好了行李，將住房退掉。一起來到了日本富士銀行。我一見到他們就裝出一副很痛心的樣子：“很抱歉，我們在這此合作中沒有成功，我希望下次還有机會合作并能合作成功”。

日本人一听，忙說：“尊敬的Bill先生，我們已經基本同意您的方案，但我們希望您能對您的方案有一點小小的改動，如果您能同意我們的小改動，我們馬上就可以簽約”。

我一听就知道日本人又在耍花招，我一口回絕：“我不想在浪費時間了，很抱歉，我不能認為你們會有誠意，我很了解日本人的性格”。我看了看臉在發紅的日本人：“如果您們有誠意，我相信我們的方案應該能夠接受，你最好給你的老板再打一個電話問一下”。

日本人顯然明白了我是一個日本通，忙擦了一下漲的通紅的臉：“我可以馬上与老板聯系，請您們坐几分鐘”。

半小時過去了，富士銀行的老板与談判人員一起走進了會議室，高興地對我們鞠躬行李：“很高興能和你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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