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大紀元編譯報導/ （據7月20日多倫多星報報道）北京駐香港的聯絡員高先生發出了直接了當的嚴厲警告，“香港是商業城市，不是政治城市。香港如果太政治化，其社會穩定必將受到影響。”象往常一樣，他的話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密切關注。事實上，香港人衷心地贊同高的觀點，他們認同金錢是香港的動力，而政治一般是無關緊要的。

然而，現在不是一般時候，所以原先的說法就行不通了。7月1日，50多萬人在香港的市中心遊行示威。7月9日，5萬多示威者再次集會。香港政府因此被迫推遲了原定的國安法的實施。上星期天，在既象徵著香港殖民歷史又象徵著今天的臨時政治中心的立法委大樓外面，又有2萬多人集會。

領導了反對國安法的天主教主教陳日君說，“人民感到孤立無援。他們的不滿程度已無法忍受。香港人民是智慧的，也是文明的，但是他們不被允許自己主宰自己。香港人民真正地熱愛他們的國家，但是他們從來不被信任。”

現在，政治家和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香港這個通常安定沈穩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在問，一個已經失去大衆信任的跛腳政府還能維繫多久。香港的人民力已經取代了購買力了嗎？究竟是民主的火山即將爆發，還是民怨的激情不久即將冷卻下來？

前反對派政要陸恭蕙預計說，“這一事件不會消退。現在正是危機狀態，民怨或將沸騰。”她說，領導層再也經不起忽視這種批評他們的聲浪。因爲普通民衆、不問政治的專業人士、中層工人等都已覺醒。她說，“這幾次參加遊行的人不是原先那些經常上街的人，而是50多萬被激怒了的普通民衆。”

不過，遊行本身倒是和平的。在悶熱的天氣下遊行了好幾個小時的軟體程式師馬可·賴說，“香港人民很寬容。只要你給他們足夠的空間，他們用不著誰來管理他們。但是現在他們給政府激怒了。”

香港擁有比加拿大還高的人均收入。這個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們構成的人口密集的都市已經被中國式的愛國主義和西方式的多元主義所分裂。香港大學的政治學家盧兆興說，“香港的政治身分是分裂的。有香港政治身分，又有中國政治身分。二者之間的關係正日益緊張起來，因爲中國政治身分更傾向于孔夫子主義和權威主義。”

香港的700萬人民正在注視著橫跨亞洲的包括他們的兄弟臺灣在內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在想他們還需要等待多久。香港實行的仍然是一個老舊的殖民地時期的“職能”體系。少數立法委員由直接選舉産生，而多數立法委員以及特區首長則由權貴階層選舉。對香港這樣一個複雜的城市來說，這種“職能”體系等於是一個機能不良的獨裁專制系統。人民要求有更負責任的政府，要求自己對政府的管理有發言權。

“香港普通民衆的聲音非常清楚，” 盧兆興說，“只要特首不由直接選舉産生，人民就毫無權力之感”。人民現已表明他們拒絕認可現行的政治系統，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可能起來反對他們的政治主子。

在目前日益增長的壓力下，董建華內閣的兩個主要部長已經辭職。非選舉産生的董建華在與媒體見面時也被迫懇求公衆理解。這個由於北京的原因而被搞得灰頭土臉的特首許諾在實施任何不受歡迎的政策之前都將徵求公衆意見。

他的象徵性的第一步，是趕緊到北京彙報工作。作爲多年前曾被中國大陸從破産的邊緣挽救回來，現在被北京指定的領導人，只要他能按北京的吩咐行事，他的位子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們顯然緊張不安。他們要求香港回到經濟上來，不要自找麻煩。他們相信，示威遊行爲的是經濟。上星期的失業率據報道達8.6％，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正指望著經濟的復蘇能使香港人心安定下來。

但是北京也許落伍了。實際上，一切爲的是民主。這一點他們現在應該已經明白過來了。即便如此，他們在處理這一問題上至今還沒有走上正確的軌道。在高發出“太政治化”的警告之前，中國官方的中國日報抨擊香港“陰謀推翻政治秩序。”中共的喉舌嚴詞抨擊民主陣營，“香港基本上是經濟城市。香港人民一定要認清他們的詭計，不要中了他們的政治圈套。”他們稱一定要贏得這場“攸關保持香港現行政治體系的鬥爭”的勝利。他們指責香港反對派企圖“奪權”。

人們可能認爲和平地推動政府的選舉改革是一種健康的民主形式。但對大陸媒體來說，這卻是一劑難以下咽的苦藥。大陸謹慎地控制著媒體對香港遊行示威的報道。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可能波及到對面的大陸。

民主力量團體的領導人政治學家約瑟夫·程說，“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香港。中國當局擔心的是示威遊行所産生的影響。”

確實，7月1日50萬人的遊行示威使人們想起了1989年中國動用軍隊屠殺抗議學生之後香港100萬人的大規模遊行。那次示威遊行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他們因此在與英國進行最後的談判時，要求在香港基本法中加上一個威脅性的條款以便將來全面修改國安法。

這就是衆所周知的23條的由來。今年董建華政府把23條翻出來要重新立法。他們爲了滿足北京的要求，將叛國罪、煽動叛亂罪等包括在內，以期窒息一切反對中國的聲音。他們針對的是在大陸遭禁的異議團體，例如法輪功等。提議中的23條招致了大衆的猛烈反對。他們批評政府忽視了從殖民時期沿襲下來的法律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關於23條的抽象辯論時高時低地持續了近一年。人們對23條的反對情緒後來與政府在薩斯危機上的處理不力和經濟下滑等因素交織在一起。

政府一味盲目地要推行反顛覆法。結果卻喚起了人民要求改革選舉法。對23條的辯論如今已超出了叛國罪和煽動叛亂罪的立法，進而集中在香港尚欠缺的民主監督和權力平衡的問題上。而這些問題是世界各國實行類似的國家安全法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董建華上星期承認7月1日他從電視上看了遊行之後一晚上睡不著覺。但他再三回避是否在2007年之前推動民主進程的提問。董建華無疑處於窘境的中心。但同時，人們注目的焦點也正漸漸地轉向其他主管香港憲法改革的官員身上。香港90年代駐加拿大的最高使節斯蒂文·林，是董建華內閣最近的公共關係主任，對2007年前的民主化進程有舉足輕重的責任。現在，他閉口不談有關問題。

象董建華一樣，他堅稱，現在距基本法規定的實施全民普選的日子2007年還有4年，他將針對人民是否要選舉的問題作些研究。近來他已經徵詢過反對派的意見，但表示不論遊行的情況如何，他都不會匆忙行事。上星期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到面前爲止，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專門的方案。我們必須一步一步地走。我與你們一樣有強烈的願望，但是現在還沒有解決問題的答案。

然而，在答案找到之前，問題是不會自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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