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本刊上一期發表了題為《与江澤民反政治改革路線徹底決裂！——論變SARS危机為政治體制改革契机》的社論，現在我們覺得有必要對政治體制改革再深入議論下去。

一、“三個代表”是垂死的斯大林主義之折衷版

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固然是胡錦濤仍然處于江澤民陰影之下的一個指標，然而，倘若胡錦濤真如外界所期盼的那樣講了“党內民主”或“政府職能轉變”，就意味著他走出江澤民的陰影了么？

其實，無論是党內民主還是行政改革，對于中國共產党來說，都不是什么新鮮事。甚至就連胡錦濤這次刻意對“三個代表”詮釋出的“立党為公、執政為民”，均無一例外地可從前几屆 中共政權中找到相似的版本。

于是問題便來了：喊了好几十年、喊遍好几代人的這類口號或誓言，中共就“立党為公”了么？中共就“執政為民”了么？中共就“為人民服務”了么？中共就是“人民勤務員”了么？如果答案為“是”，那為何胡錦濤今天還要強調再強調？如果答案為“否”，那為何中共數十年來就只能說到而做不到？今天，倘若胡錦濤、倘若中國共產党人，還要繼續陷在第三國際意識形態的禁錮里，那么他們想求此解就比登天還難了。君不見有詩曰：“不識廬山真名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毫無疑問，在一元化體制下，執政者的這种言与行的自相矛盾、言与行的尖銳對立，無解。原因就在于：任何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權力，即使真有其“立党為公、執政為民”的初衷和開端，也將注定以“立党為私、執政為己”的歸宿而告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實，拂去那些個光怪陸离的党八股泡沫，這所謂“三個代表”的實質不外乎“強權代表一切”。請看：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無須有客觀的標准；是否代表先進文化，無須經多元文化的鑒別；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也無須獲被代表者的授權和認可。總之，僅此，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斯大林主義本質便暴露無遺，其皇權主義面目亦昭然若揭。

不過，江澤民的這“三個代表”，卻只是羞羞答答的斯大林主義，只是吞吞吐吐的皇權主義。何以如此？蓋因專制文明大勢已去，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來點猶抱琵笆半遮面的“与時俱進”，就實難混得下去了。如果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即指那种妄想憑借“主觀能動性”，憑借“上層建筑反作用”就可為所欲為、并終給半個世界帶來過巨大災難的主張；即指那种以為憑借手中的政權強制力，便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歷史，便可以強行抹掉或跨越人類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之學說；即指那种用馬克思主義術語和社會主義辭藻包裝起來的專制皇權主義，那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則不過是這不 個甘退出歷史舞台的斯大林主義在一敗涂地之后，于中國大地上的一絲折衷主義回光返照罷了。說它是折衷主義，是因為：它既看到了以資本主義市場文明所代表的現代生產力的摧枯拉朽，勢不可擋，卻又力圖將其与腐朽的一元化專制文明嫁接在一起；它既想用生產關系必須适應生產力的唯物史觀來為現行的經濟改革作辯護，卻又竭力抗拒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文明之不可抗拒的歷史鐵律。說它是折衷主義，還因為：這“三個代表”妙就妙在，將它放在几千年前也無不适用，因為中國的歷代帝王，有哪一個不是自稱代表天、代表道、代表普天下的子民呢？

二、全部問題的要害：決不能回避資本主義文明之歷史必然性

在當代，由于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兩种不同歷史階段的必然性在空間上并存：一种是資本主義代替專制主義的必然性；另一种則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但是，不經前一种必然性，就談不上后一种必然性。歷史已經證明并仍在證明：試圖回避、抵制、繞過、跨越前一种必然性，不僅統統碰壁，還將繼續碰壁。而且，在一個專制文明根深蒂固的國家里，在一個還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文明充分洗禮的國度內，抵御和抗拒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也就實際上是在抵御和抗拒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資本主義文明的標志是權利平等，而專制皇權文明的標志則是官僚特權。不錯，社會主義文明并不滿足于抽象的、法權上的平等，它要追求物質極大丰富基礎上的事實平等。然而，不經過“權利平等”的歷史階段，何以侈談“事實平等”？妄圖跨越“權利平等”，直達“事實平等”，其結果則只能是畫虎成犬，導致更低歷史階段的官僚特權文明的大复辟。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早已在理論上嚴整地論證過這一點，那么所有第三國際版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專制复辟史，便為此論點提供了丰富的歷史佐證。這是因為世界上除了建立于資本主義多元文明基礎之上、并進而對其加以揚棄的社會主義文明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社會主義文明。由此可見，沒有資本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奠基，沒有對作為人類文明發展之优秀遺產的人權、法制、自由、平等、多元等等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性繼承，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所謂社會主義文明，便統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便統統不過是挂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而已。

盡管中國共產党今天已經拋棄了毛澤東時代那拔苗助長的國策，但它卻繼續以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類折衷版的斯大林主義來強力抵御資本主義多元政治文明。其結果，就如同我們每時每刻都看到的那樣：一方面，新興的、健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幼芽在官僚特權的肮臟政治中苦苦掙扎、被逼良為娼、被逼良為盜、甚至被逼良為匪；另一方面，那沒有憲政文明約束的市場經濟与中共官僚特權政治相結合，就如同一頭毫無羈絆的怪獸在中國大陸橫沖直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的殘酷、貪婪、暴虐、無恥、血腥，在中國大陸暢行無阻。一些外商甚至將所在國或地區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時勞動、違法低薪、體罰工人、強迫搜身、污染環境、賄賂官員……統統搬到了中國。資本与特權沆瀣一气，使整個中國大陸的墮落与腐敗触目惊心。過去中共是“公正”至上，今天，它又走到另一極端，來了個“效益”至上。為了提高“效益”，許多當年為中共高積累政策作過巨大犧牲的老工人被掃地出門又毫無社會保障。為了提高“效益”，一級壓一級的所謂“行政責任制”，驅使農村官吏橫征暴斂，窮凶極惡。也是為了提高“效益”，公檢法等執法机构，將“公正”、“執法如山”棄之如敝屣，一個個如狼似虎地扑向籠中獵物。還是為了提高“效益”，甚至在醫院、學校這些歷來的圣洁之地，也竟然將人道主義、人文關怀悉數踩在腳下……。就這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江澤民當道的這十几年里，整個中國共產党，整個中華民族，包括苦不堪言的人民大眾，均在瘟疫一般的腐敗中沉淪和掙扎。

由此可見，這樣的跛腳經濟改革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刻不容緩！而且這個政治改革還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以資本主義的多元憲政文明為導向。原因就在于，中國當前的腐敗和痛苦，均非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苦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尤其是苦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不發展。中國百年來的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一切脫离資本主義憲政文明的藥方統統無效，唯有資本主義多元憲政文明，才是專制獨裁文明的天敵。

三、不要絞盡腦汁修補一元化體制，而應旗幟鮮明走多元化之路

因此，中國共產党今天所面臨的，就決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類的行政改革，這類“改革”，朱鎔基干過，趙紫陽也干過，結果統統失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史的教訓是：所謂“党內民主”、所謂“差額選舉”、所謂“轉變政府職能”等等，都是既可以成為啟動現代政治文明的支點，也可以成為抵制現代政治文明的盾牌。兩者之別就端賴其受制于何种改革基礎理論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如果中國共產党仍舊以“改善和加強党的領導”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仍舊將對一元化政治文明的修補作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歸宿，如此亦即仍舊以折衷版的斯大林主義為圭臬，那么，完全可以判斷，中國的腐敗、中國的黑暗、中國的沉淪、中國的動蕩，將有增無已，中國大混亂、大分裂的危險因素將与日俱增。因為，這种一元化的政治上層建筑必將与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基礎發生不可調和的尖銳沖突。這种沖突的張力若無法以漸進的方式逐步釋放，就必然以激烈的形式引發天崩地裂。

如果中國共產党是以多元憲政文明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這也就意味著，党的生存、壯大、發展、執政，統統須靠多元體制下的競爭机制而獲得，如此亦即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指明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那么，這就表明中共終于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重生之路，即由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党向著現代型政党轉變了。即使這個轉型需逐步實施，非一蹴而就，但它畢竟標志著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指明；畢竟標志著政治上層建筑在向著与經濟基礎相協調的方向受控調整了。事實上，匈共、保共、蒙共在主動轉型后的多元化憲政體制中的繼續執政，便不失為一种參考。

所以，毫無疑問，對于胡錦濤、溫家寶而言，對于今天中國共產党的所有改革派而言，他們正面臨著比當年發動經濟體制改革更深刻得多的思想大解放，更艱巨得多的理論大突破。它將面對：要不要徹底拋棄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唯心論，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承認不承認由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歷史必然性，承認不承認中共只能順應這個歷史必然性而在資本主義憲政文明中求生存求發展。如此，也便自然將涉及迄今為止的諸多理論禁區，譬如：關于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党，關于馬克思主義与列宁主義的分水岭，關于重新認識修正主義，關于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爭論，關于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爭論，關于列宁与普列漢諾夫的爭論，關于第二國際（社會党國際）与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爭論，乃至關于晚年陳獨秀与中國共產党的爭論，……等等、等等。

四、社會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者干資本主義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文明的問題，那么，現在就是中國共產党人正視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党的時候了，也是中國人走出近一個世紀的對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党人相關信息之誤導的時候了。

在上世紀初葉，圍繞著俄國社會民主党所發動的“十月革命”，當時的社會党國際即第二國際發生了一場空前的理論大論戰。其焦點均圍繞著如下一些問題而展開：落后的俄國是否已具備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是否會因工人階級的掌權便可能被“省略”或“跨越”；以及當時是否已經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這場理論激辯，一方以德國社會民主党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為首，一方則以俄國社會民主党領袖列宁為首，并最后以第二國際的大分裂為結局。當時，以俄國社會民主党率先改名為發端，各國凡是贊成列宁主義的政党和派別，均紛紛退出社會党國際并更名為共產党。1919年3月，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自此，社會党國際与共產國際便分道揚鑣，兩种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便分頭地進行了。于是，在二十世紀的歷史畫面上，人們看到：一种是由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社會党國際所推行的、在不否定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之必然性的前提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以合法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擴展社會主義政策的實驗；另一种則是由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所進行的、用暴力跨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借助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而直奔共產主義“天堂”的豪邁窮過渡實驗——中國共產党也就正是誕生在這一背景之下，并且是直接受莫斯科派出代表的領導，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面世的。近一個世紀以來，雙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遠，世人現已有足夠多的資料來對這樁世紀公案作出評判了。

我們知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國社會党相繼上台執政。目前歐洲許多國家的本屆執政党即為社會民主党。今天，各國社會党乃至社會党國際，已經是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家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了。所謂社會民主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由社會主義者建設的資本主義。它是由怀抱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們，堅持走歷史必由之路，在承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進步性、合理性、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的前提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一步一步地推進社會主義政策的資本主義；它是首先以“權利平等”文明為前提，并創造條件在量變与質變中同未來的“事實平等”文明逐步接軌的資本主義；它是以自由主義為同盟軍，令專制主義官僚特權文明無以藏身的資本主義；它也是与自由主義者并肩作戰，沖決專制羅网，高擎人道主義大旗，高唱天賦人權戰歌，砸開形形色色奴隸的鐐銬，大寫“人”、解放人的資本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體現了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兩個必然性的有机連接，體現了社會主義理想与資本主義現實的有机連接，也體現了包括中國共產党人在內的中華民族几代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興之道的有机連接。無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是中國共產党的新民主主義，就都是一种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中國共產党當年不是靠高舉什么社會主義的旗幟、而是靠高舉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旗幟，去吸引農民、吸引工人、吸引資本家、吸引知識分子而打敗國民党蔣介石的。中共所犯的歷史性錯誤，也就是從它拋棄自己當年作為旗幟號召人民響應的新民主主義的建國方針開始的。自那以后，毛澤東奮斗了近三十年，想全面跨越資本主義，大割資本主義尾巴，走不通；鄧小平（以及江澤民）試了二十多年，欲只要資本主義物質文明而又抵御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走不通。難道今天胡錦濤、溫家寶還要再試下去嗎？還要信誓旦旦“決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決不搞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嗎？論權力和資源，論威望和能量，毛澤東、鄧小平掌控的不可謂不大，還有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几乎半個地球、數十億人口都操在其手掌心中。結果又如何？能抗得了那看不見的手、能抗得了歷史必然性嗎？偏要与歷史鐵律過不去，偏要向歷史必然性宣戰，能不“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嗎？

五、拭目以待

世人已經注意到，胡錦濤、溫家寶上台伊始，就響亮地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親民口號，就刻意塑造新一屆政權的親民形象。這至少表明，胡溫體制一開始就不乏“合法性危机”意識。看來他們比江澤民聰明，他們明白：政權的合法性最終得以人心向背為准繩。然而，真正与民心相連并有歷史悟性的政治家當敏銳體察民心的深切需求。如果說當年毛澤東是靠新民主主義、靠聯合政府、靠反 “一個主義、一個政党、一個領袖”的民主憲政訴求而一度獲取過執政的合法性；如果說當年鄧小平是靠撥亂反正、靠平反冤假錯案、靠改革開放而一度獲取過執政的合法性，那么在今天，歷史留給胡錦濤去建立執政合法性的机會，就只剩下以多元化憲政文明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了。歷史是苛刻的，也是公正的。本來，這個建奇功、立勛業、超毛鄧的難得歷史机遇，是江澤民的。可此公有小聰明卻無大智慧，他成天只盤算著玩點不擔風險的文字游戲便去与毛、鄧比肩，卻悟不出鼻子尖前的重大歷史課題。這個政治侏儒盡管心比天高，可他的歷史地位恐怕比那只會念“兩個凡是”經的華國鋒還不如。在SARS危机中，人民給予了胡溫體制那么多的鼓勵，可說均無不出自于對 其將開啟政治體制改革的殷殷期待。因此，倘若胡、溫眼下竟然感悟不到今日中國這一洶涌澎湃的最廣泛民意，竟然与歷史机緣擦肩而過，那么歷史就只好另尋使命執行人了。

誠然，江澤民留下的舊包袱實在太多，從對SARS的隱瞞到貪官如雨后春筍，從剿滅法輪功到推行香港“二十三條”，從全國民主党案到各地工運農運案，從黃琦案、揚子立案、劉荻案到楊建利案、王炳章案，從國內异見者遭盯梢騷擾到國外流亡者被拒于國門之外，……等等、等等。 更何況舊政尚未結束，新政亦還朦朧。誠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個極為錯綜复雜的巨型系統工程，它需要通盤考慮，需要瞻前顧后，需要謀定而后動；它甚至需要迂回、需要妥協、需要后退，需要縱橫捭闔……。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當其沖需要的，是一位有歷史擔當、亮出旗幟的領軍人物以及他那立于歷史之巔的高瞻遠矚。

胡溫體制何去何從，人們正拭目以待。

──原載《中國之路》雙月刊：//chinaway.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