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秋水先生在“我為什么不回國？”一文中尖銳地指出，我國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已嚴重危害到我國民族工業和國家整體競爭實力的發展。雖然中國領導高度重視留學人員問題，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特別是留學生回國工作的主管部門，國家人事部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更連連制定這樣，那樣吸引留學生回國效力的政策法規，然而，形勢比人強，在具體部門的操作中和現有體制的規范下，阻礙留學生回國的因素層出不窮。秋水先生所指出的“三個留人”是理想，“三個攆人”經常是生活的真實。用人机构和單位只需要在事業，感情，待遇三個方面做點文章，就足以讓求職者知難而退，這也是實情。
不過，在秋水先生的文章中沒有涉及到兩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即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對海外學子帶來的影響和政府在一九八九發生天安門事件后，在處理海外留學生問題上的重大失誤帶來的后果。本文將僅注重于第一個話題展開討論。隨著改革開放，學習西方好的東西不容易，國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在學習如何積極鑽營，与政治權力挂鉤做起知識方面的國際，或歷史“倒爺”，使知識，學位，職稱迅速走向商品化，并產生高額利潤方面，卻是成績卓著，深具中國特色。以此起家的“著名博導”和“學界權威”，堂而皇之地成為了中國的學術正宗，盤根錯節地稱霸一方，形成了一個個的既得利益群體，使真正的學者和研究工作者面臨重重困難，備受打壓，使海外學子望而怯步，不得其門而入。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在最近舉行的校長論壇坦承，北大教師人事改革面臨的瓶頸在于觀念的轉變。許智宏說，北京大學的改革就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聘任制，打破過去“能上不能下，只進不能出”的弊端。但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認為，北大的改革沒有触及既得利益群體。杜鋼建教授指出，北大的改革并沒有触及到高校內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關鍵性的的問題，而是拿一部分“弱勢群體”開刀，保護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這對一個學校的學術創新能力只能帶來負面影響。他認為，如果學術研究帶有很強的功利色彩─為了評職稱而工作，學術研究必須去适應那些不得不量化的評審標准，甚至是為了評審標准而不得不去扭曲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這种成果的价值又有多大呢？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報》編輯曾軍博士，對青島社科院研究員楊曾憲作了一次《我們怎樣遏制“學術泡沫”》的訪談。楊先生指出，“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著譯著上尋出路，像國人編的西方哲學史、西方美學史，總數已大大超過西方本土；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販賣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几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游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游戲程序早已僵化。”
圍繞著几年前學術腐敗、學術規范問題的激烈爭論，使一批學術造假者被曝了光，大家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學術研究或者說學術論文寫作的基本規范等問題。楊先生認為，“真正危及學術生命且難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學術。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泡沫學術往往是打著學術旗號扼殺學術，打著學術規范幌子踐踏規范。泡沫學術在完成它的晉職獲獎彰顯名聲或其它非學術功能之后，很快就變成學術垃圾，既無益于學術，更無益于社會；泡沫學術本質上是反學術的。”他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許多泡沫學術，是學術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學術規范約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獲得很高學術獎項，其‘帶頭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導、學界權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著、蔓延著，堂而皇之地成為學術正宗。在這种情況下，任何學術規范建設努力最終都將歸于無效，因為這种合規范的非學術，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學術！”
楊曾憲先生在這里談到的只是在文科方面的一些情況。文科可以被認為是一些描述性學科的統稱。搞文科的可以仗著一支禿筆，引經据典，妙筆生花，自由發揮，是歷代科舉選拔制度的寵儿。由于近代的中國缺少了思想和主義，隨著改革開放，一些有權有勢，投机取巧的文人做起了“文化倒爺”，挾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來，一發不可收拾。而且，他們已經根深葉茂，坐大成了气候，按照常規的改革和學術規范，還真把他們無可奈何。
在理科方面又是如何呢？形勢恐怕更不樂觀。本人是學習理科的，感触自然要比對文科更深一些。理科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不入流的能工巧匠，屬于下九流的工匠一類。理科也被認為是一些由定性發展向定量，可以用數學邏輯准确表達的科學和技術的統稱。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孔孟之道擋不住西洋的軍艦和洋槍，洋炮，吃虧就在于制度上的腐朽和科學科技上的嚴重落后。正因為落后了就會挨打，就會亡國，痛定思痛，從清朝后期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興起了洋務運動，選派留學生赴西洋學習取經，主張科教興國，注重的正是理科，而不是文科。
在科學技術和知識方面，洋為中用，實行“拿來主義”，只要不侵犯注冊了的專利，無可非議。但是，如果在學術研究上抄襲別人的論文，剽竊人家的研究成果，還公開發表占為己有，就不但是個職業道德問題，也是一种制度上腐敗和人格上的沉淪。進而，如果作為國內的學部委員，著名教授，學術權威，竟然習慣性地把剽竊來的研究成果，大言不慚地拿到重大國際會議上去宣讀，當著原作者的面作演講就更不可思議，喪盡國格，簡直厚顏無恥了。
出國的留學研究生有幸參加各种國際會議，增長見識，宣講自己的研究成果，弘揚中國的國威，為國增光，但是也很不幸地親眼目睹了以往深受自己尊敬的學術泰斗，德高望重的權威教授在國際會議期間所表現出來的丑態和本來面目。面對這樣的情況，這些海外學子只有兩种選擇：要么与他們狼狽為奸，同流合污，回國后可以指望得到他們的大力提攜，輕易得到高職稱，成名，升官，發財；要么就不恥他們的行為，与他們分道揚鑣，任憑這些海外學子在學術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在回國內找工作時卻被有關的教育和研究單位軟性地拒之門外，反复扣門而不得入，只得漂流在國外。
在這方面，很難找到确切的統計數据來證明，只能以實例舉證。有人曾經問到我，為什么留戀，定居于國外，而不回國發展？我的內心充滿著苦澀和無奈，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很不幸，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本人就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國農業部USDA的研究中心所在地，內布拉斯加大學，召開的四年一屆本專業大型國際會議上遇到了上面所說到的困境。當時一起參加這個國際盛會的中國籍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共有十三位。我們在會議報到后，領到了會議論文集匯編，厚厚的四大本，加上一冊會議日程安排，并且了解到中國派出了一個由本專業頂尖的一批教授和學者組成的代表團，已經簽到。我們在當天晚上相約一起去中國代表團下榻的旅館，探望了我們仰慕已久，十分尊敬的教授和學者們。
誰知道，當我們回到會議安排的大學宿舍，靜下心來翻閱會議論文集匯編，看到中國代表團遞交的五篇論文時，那份吃惊，失望和生气的心情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他們遞交，并打算在會議上宣讀的五篇論文，其中四篇是屬于BLUP理論研究性質的。任何一個在這個領域從事BLUP理論教學和研究的學者，一看就知道這四篇都是抄襲，不管是核心內容上的抄襲，還是整段，整篇的抄襲，白紙黑字，一目了然，根本無法遁形。連我這個當時剛到加拿大才９個月的訪問學者，起碼也系統地熟讀了代表本專業理論發展每一個環節的２００余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看到這四篇中國代表團遞交的論文，我滿頭霧水，冷汗直冒，簡直無法相信，因為我連原作者是誰都清清楚楚啊。
從晚上１０點到下半夜２點，我所在的宿舍門就被敲個不停。先是住在同一棟樓，一起來開會的加拿大同學來紛紛提醒，告知他們的發現，接下去是美國康奈爾，威斯康星等大學，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前來提醒，并告知原作者都已到會，希望能及時通知中國代表團，采取措施，不要弄出大的丑聞。反正已經無法入睡，我打算到樓下校區走走，吐出胸中的這口悶气。結果在宿舍走廊我遇到了同樣無法入睡，住在同一棟樓的其他五位中國留學生，并輕而易舉地約齊了住在別棟樓的另外４位中國男留學生和３位中國女留學生。
這次采訪會議的記者來了不少，要防止在第二天的國際會議上出現重大丑聞，我們必須直接了當地向這些國內學術泰斗，權威教授指出這些抄襲行為，勸阻他們在大會宣讀論文。雖然我們清楚知道，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這些頂尖的教授在國內的權勢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專業的學會，學報，雜志，以及教師的晉升和評級推荐，研究經費調撥，科研課題審核，研究成果評審，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上，這是我們万万得罪不起的。如果這次与他們碰翻了，我們哪怕就是有了博士學位，在國外發表再多論文，回國也別想有出頭之日，但是我們也顧不得那么多了。
我們十三人一起在中國代表團下榻的旅館外守過了夜。等他們一起床，我們就向他們說明了當前存在的實際問題，及其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在我們的一致要求下，代表團長不得不在分組會議開始前，主動宣布放棄了這四篇論文的講演，避免了一場國際丑聞。會議結束后回到加拿大自己所在的大學，向比自己早出國，參加過多次國際會議的不同專業其他院系中國研究生一打听，我這才知道這只能怪自己少見多怪了。抄襲和剽竊別人的研究成果在國內的學術界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在國際會議上這樣的丑聞和沖突也屢見不鮮。
按照他們的經驗，如果不想同流合污，抱著私人目的去刻意巴結，搞好關系，為了避免彼此的尷尬，不要陷入敵對狀態，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最好在以后的國際會議中不要与國內派出到會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至于出不出國際丑聞，則不是我們的責任，也不是我們控制得了的。這些“大人物”不在乎出丑，我們在乎又有什么用？反正在國內報刊，甚至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是見不到這些丑聞的。每次都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會議上的講演，得到各國專家的一致好評，獲得如雷般的掌聲”的報道，因為這些人在國內有權有勢，稿件就是他們自己提供的。在國外，這些國內的名教授，博導會向我們“不恥下問”，甚至專程前來虛心討教他們帶研究生課題中的一些問題。然而，回到國內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對他們的威脅太大，又不是他們的門生和弟子，恐怕就很難被容得下了。
有一位在國內很有地位的博導教授，被派出到加拿大作為高級訪問學者進修一年，逾期不歸，流落到餐館打黑工。正好遇到了六四，他申請了移民，在等待移民身份時，本人湊巧听到了他的一次毫無羞愧之意地鼓吹自己的“丰功偉績”，使毛塞頓開，終于領悟了他們這批人是如何通過“識時務”而成的“俊杰”。
在問到他，怎么不回頭搞他的專業時，他回答，“這你應該很清楚啊，我們在國內搞的那套，与發達國家比，差得太遠了。我可不是書呆子，看問題看得很透。才到了兩個月我就清醒地認識到，這里大學工程系里的教授都是些自命不凡的書呆子，一點不懂得變通，送禮也都沒被看上眼。討論合作研究項目，居然要我來親自動手具體做，真想得出？他做好了我來審查還差不多。他想出來的題目我都沒搞懂，我怎么做？在國內具體工作都是我的一些助手做的，根本不用我動手，因此，我很快就放棄了。”
“你能評上教授，當上博導，發表的論文不會少吧？”我問道。
“這還用說？沒有兩下子怎么當的教授？現在反正說穿了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國內要想吃的開，首先是要緊跟領導，在政治上要求進步，取得領導的信任最重要。又紅又專，紅字在前面，入党，行政上兼職是最可靠的，不紅就什么事也做不了，想專也專不成。專業上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嘛！關鍵就在于你會抄，不會抄？你要抄，也得多看几篇文章，費一點心思。就像要做一個好裁縫，也得改改式樣，換換顏色。寫文章取材至少要來自几篇不同的文章，組合起來要改用自己的文字，改用自己的构思和編造出自己的表格，不能笨到照單全收，讓人家一眼就看穿嘍。這些自命清高的書呆子怎么跟我比？他們一年，或几年辛辛苦苦才搞了一篇，兩篇東西，又不知道抬頭看路，有了文章也不一定能發表。到要評級，評職稱時，我有几十篇在一級的專業學報上發表的論文，他們才几篇，我升上了教授，他們有的連副教授都沒有評上，還不得來巴結我，看我的臉色？人就是這么一回事，你幫我一把，我也幫你一把，你放我一馬，我也放你一馬。大家相互拉扯提高一下，不都上去啦，都當了教授，學報的編委，評委，學術委員會的會長和秘書，不就都成了我們的天下？”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早，中期出國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都是公費生，不是自己考取的出國研究生，就是大學從教育部和外事辦等有關机關，爭取來的經費和教師培訓名額，經過嚴格挑選保送出國的。這些留學生的專業基礎非常扎實，而且學習和做研究都十分努力，在美國和加拿大創下了“東方不敗”的記錄，即多數都是全A 學生，在為數不多允許外國學生申請的獎學金得主的頒獎儀式上，可以見到上上下下的多數是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北美的教授對中國留學生的“超高智商”困惑不解，因為當時通不過博士資格考試，或考試不及格的決不會有中國留學生。
那時候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都很單純，注意力集中在學習和研究上，相互憋著勁，比著學習成績，研究成果和發表在國際專業學報和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和質量，并沒有把物質和待遇上的中西差距看得很重，都是打算學成后回國工作的。我們對自己的學習和研究能力充滿信心，能夠憑自己的能力得到教授，北美的同學和各國研究生的尊重，思想上受到國際知名教授和學術帶頭人的影響很大，比較正統，容不得學術上的抄襲和剽竊行為。盡管１９８９年發生了六四，由于母校和中國領事館都切斷了与我們的聯系，使大家對回國工作產生了一些疑慮，但是不少人還是沒有放棄學成后要報效祖國的初衷。
本人是在１９９２年夏天取得的博士學位，在完成論文答辯前的一年半期間，与許多同期完成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一樣，我向國內的有關大專院校和研究單位發出了超過５０封求職信。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希望能得到一定的條件保障。很遺憾，我只收到兩封回信。一封回信來自內地某省一所大學的教務處，在半張紙大的便條上只寫了表示熱烈歡迎的一句話，再聯系就沒有了下文。另一封是來自本人十分敬重的一位當時將退休的老教授的回信。他在几頁的親筆回信中，為我分析了當時國內教學和科研方面所面臨的問題，說明取得博士學位直接回國很難開展工作，而且有被認為在國外混不下去才回國的可能性，建議我不妨在國外做博士后，或先某職，工作几年后再看情況。
加上政府在一九八九發生天安門事件后，在處理海外留學生問題上的重大失誤，使那些堅持愛國，不愿意在海外攻擊中國政府，拒絕在屈辱條件下填寫移民申請表的許多中國留學生，對被政府無情地拋棄，感到寒心和失望。与許多同期完成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一樣，我不得不放棄了取得學位后直接回國的打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本人又多次試探過回國工作的可能性，遺憾的是，在國內本專業掌門和風光的還是同一批人和他們的嫡系傳人，本人仍然是反复扣門而不得入。至今，當年在美國的內布拉斯加大學一起參加國際盛會的十三個人，除了一名進修教師期滿后直接回了國，本人尚未听到另外十一位先后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有任何一位回到國內工作的消息。
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和知識分子的道德沉淪恐怕是一個積重難返，根深蒂固的老問題了。自古就有千古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會抄不會抄之說。再有偷書不算偷，論賊也是個“雅賊”，作出一付“書呆子”的窮酸樣來掩蓋其道德上的惡行，博取同情，自欺欺人的謬論。在近代，更有政治目標為其外衣作掩護，政治權利和學術互補共進的妙用。在長官意志決定一切，體制僵硬，缺乏法制概念和輿論監督的中國，是非不分，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受到層層保護是司空見慣的。這些稱霸一方的學術權威，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的掌權者，被宣傳為在引進和普及西方科技方面，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成績是主要的，貢獻是巨大的，以此掩蓋了一切弊端。
上梁不正下梁歪，毛病出在上頭。被權力和體制維護下的惡性腫瘤如果不被切除，中國學術界的腐敗現象要糾正也難。面對國內嚴重的門戶之見，不是這些學術權威的門生，崇拜者和被認定的自己人，很難擠入門牆，正真有才華的海外學子只能望洋興嘆，知難而退了。缺乏一個公平的競爭，新聞監督和權力制衡机制，這才是中國的教育和科學研究體制改革困難重重的真正問題所在。
中國學術界的腐敗是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滯留在國外，不回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說，在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大批中國在海外的學者和研究工作者能夠舍棄一切，響應政府的號召，回國為建設新中國而獻身，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同樣能做到。只要政府能夠真正拿出決心，清除學術界的腐敗現象，安撫當年因為政策上的嚴重失誤造成的傷害，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和發展机會，當年中國派出的大批留學生中的多數人，還是不會忘了他們出國留學的初衷，甚至會帶上他們在國外已經育成了的下一代，回國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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