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圍繞人民幣匯率，國際間爆發了一場新的爭議。先是日本，然后是美國、歐盟、和韓國等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家，都紛紛發出聲音：要求人民幣升值。
或許，各國自有各國的考慮，但不論出自怎樣的角度，隨著經濟的高增長，尤其外貿和外資的高增長，匯率不變的中國人民幣，其价格被嚴重低估，不足以反映其真正价值，确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權威的美國顧問投資公司高盛集團最近估算，表面的人民幣幣值，比其真正价格低15％，甚或更多；瑞士銀行則聲稱，目前的人民幣被低估了20%。
各國中，日本的關注是，中國保持過低的人民幣匯率，對日本的出口构成了威脅，削弱了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傳統优勢。但日本本身一直奉行貨幣干預政策，對中國的指責似乎有些站不住腳。實際上，中日兩國操縱貨幣的做法，同時受到了美國的批評。因為中日兩國都故意將其本國貨幣价格壓低，籍以增強本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使美國成為直接的受害者。
与日元貶值政策不同的是，中國的貨幣干預為間接方式。自1994年貶值之后，人民幣就緊盯美元，將匯率鎖定在1美元兌8.3元人民幣的狹窄幅度內。如此，在經濟高成長的同時，人民幣毫無升值，大大抬高了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日兩國為分散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均大量購入美元，眼下，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400億美元，日本則為4360億美元。种种做法，顯示中日兩國非常近似。
事實上，正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情形一樣，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中日兩國正在各种領域展開比肩的殊死競爭，除了貨幣之外，近期兩國在能源上的激烈爭奪，也是對這一世紀競爭的明顯注腳。
針對人民幣匯率，美國方面，大體分出兩种觀點。主流的觀點是：中方人為壓低人民幣价格，危害了美國制造業，剝奪了美國人的就業机會。最能代表這种觀點的，是近期寫信給財政部長的四位美國國會議員。信中，國會議員們要求美國執政當局，針對中國故意貶值人民幣，來降低出口商品价格的行為作出全面調查。他們認為：中國獲取的巨額出口利潤，是建立在美國厂商的犧牲之上，中國商品的低价傾銷，使美國制造業受到扼殺。
在這批議員所表達的焦慮背后，是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1995年至2002年期間，美元价格上升了40%，嚴重惡化了美國的貿易赤字。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年貿易逆差已經高達1100億美元占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四分之一。這一數字，也正好是中國全年的經濟增長值。
來自美國的另一种觀點卻有所不同：讓人民幣升值，可能引發亞洲金融危机。提出這一見解的，包括美國《福布斯》雜志，以及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先生。麥氏指出：如果中國放棄与美元挂鉤政策，后果將是傳染性的，因為，一旦人民幣升值，其他亞洲貨幣會跟著升值。投机者會大量搶進人民幣、泰銖、日圓、韓圓等亞洲貨幣。亞洲金融危机可能一触即發。
正如通常表現的那樣，為我所用，選擇性的宣傳，是北京官方媒體的一大特點，《中國證券報》立即在頭版對麥氏的一家之言大肆渲染。表明中國當局不會輕易動搖有關人民幣匯率的立場。
美國方面，還是以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的表述最有意思，在最近的一次听證會上，格林斯潘既回避批評人民幣的人為貶值，也拒不建議人民幣升值，而是從中國的角度，闡述了中國積累美元的危害。他指出：中國不斷買進美元，勢必增加國內貨幣供給量，長此以往，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因為，按照中國的規定，外幣進入中國，都必須兌換成人民幣，以每年五百億美元外資計算，中國每年就必須增加發行人民幣四千多億。為此，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將急劇增長。格林斯潘的暗示再明顯不過：中國將同時面臨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格林斯潘最後預言：如果全球的經濟架构不變，中國放棄緊盯美元的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升值，是遲早的事。
也許，正是格林斯潘的客觀態度，引起了中國方面的高度注意，中方為此專門作出回應，除了強調繼續維持人民幣穩定的不變政策之外，也委婉表示，隨著環境的變遷，中國有必要改善現有的匯率制度。意即，盡量在不触及人民幣匯率的前提下解決貨幣供應量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明文規定，禁止任何成員國人為操縱貨幣。但不管是否符合國際經濟組織的規范，也不管是否符合國際道義，目前，中國當局變更人民幣匯率的可能性都很小。
一方面，對中國的保守派而言，最好什么都不要變，因為任何改變，都可能危及“社會穩定”，所謂“國際義務”，只是需要時，才能打出來的幌子；對改革派、或胡溫新領導層而言，短期內也不會作出任何重大政策的改變，因為任何改變，都伴隨不可預知的風險，進而可能授人以柄 2290;
更何況，中國經濟成果中，絕大部分，靠的是出賣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勞動力，靠的是全民打工，靠的是龐大卻虛弱的市場，一旦人民幣升值，這些利基可能很快消失殆盡。謹小慎微的胡溫新領導層，顯然擔不起如此巨大的風險。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07/22/03)(//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