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一段時以來，占据世界各國媒體，尤其亞洲媒體頻率最高的名詞，莫過於SARS。打開報紙或電視，除了“薩斯”，還是“薩斯”。作為“薩斯”（非典型肺炎）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

從廣交會慘淡看經濟災難

4月15至30日，第93屆“廣州國際商品交易會”在廣州舉行。与上屆相比，成交額暴跌了70%，客商劇減了90%，慘淡景象，為歷屆廣交會所罕見。甚至遠遠低于“九一一”事件后的第90屆廣交會，僅相當于當時的一個“零頭”。

廣交會慘淡，恰恰是非典帶給中國經濟災難的一個縮影。今年第一季度，當局宣布經濟增長率為9.9%，并預言“新一輪高速增長已經來臨。”然而，突如其來的非典瘟疫，卻給中國經濟以迎頭痛擊。外國游客已經止步。境內跨省旅游被禁止，“五一”長假被取消，由此延伸的“旅游黃金周”不复存在，預計全年旅游業萎縮40%以上。

5月，國際足聯宣布：取消原定今年于中國舉行的女子世界杯足球賽。這一體育盛事的取消，將導致中國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億美元。這僅僅是在中國被取消的一系列國際盛會之一。原定4月在北京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被迫推遲到今年秋季。

實際上，非典，已經嚴重打擊了占中國經濟總量三分之一的服務業，并極大地影響了占經濟總量一半的制造業。知情者斷言：中國經濟几乎陷入停頓。

疫情深重的香港，更是受到致命打擊。旅游、航空、酒店業的大幅滑坡，連帶拖累零售業、運輸業、房地產業、和娛樂業。僅房地產，因价格節節下挫，全港平均每天就有70個業主，淪為“負資產者”。今年，香港的財政赤字可能高達800至1000億港元，創下歷史記錄。有人惊呼：香港已經癱瘓！

非典危害全球，誰是真凶？

源于中國的非典，不僅迅速在國內各地蔓延，也遠禍國際。對世界經濟的危害，遠遠超過“九一一”事件。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机构和國際媒體，對中國當局的刻意欺瞞和玩忽職守，給予了嚴厲批評和譴責，正是在這种強大的國際壓力下，胡錦濤溫家寶新領導層，被迫罷免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然而，應該罷免的，還包括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和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等更多官員。

尤其是張德江，作為廣東省委書記，不僅在非典問題上一再撒謊，又在廣交會議題上大肆造假，就在廣交會形勢不妙的過程中，張德江操縱國內媒體、尤其是廣東媒體，宁愿淡化甚至不做報導，也拒不將大會真相告知民眾。其強令省內商家赴穗參展的做法，更說得上是海盜行徑与惡霸嘴臉，因為，廣州，恰恰是非典最早的發源地和重災區。

說起來，蓄意隱瞞的始作俑者，卻是張德江劉淇等人的總后台江澤民，此公在疫情最嚴重的三月份，以确保“兩會”順利進行為由，親自下令隱瞞當時已經瀕于災難性的疫情。江澤民、張德江、劉淇這些人物，自然是胡、溫動不得的！

江澤民等人之所以蓄意隱瞞瘟疫，是由其專制本性決定的。他們的顧慮在於：政治上，唯恐瘟疫消息的大面積傳播，造成民間人心不穩，進而將民怨宣泄的出口對准當權者；須知道，保持手中權力和既得利益，永遠是他們的首要考慮。經濟上，則擔心外商裹足，外資減退，外貿減低，外匯減少，甚至可能影響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須知道，外資和外貿，是中國經濟賴以增長的主要動力。

盡管胡溫新領導層強調“不得瞞報謊報”，并罷免數名高官以儆效尤，但瞞報謊報風气并不可能由此扭轉。看上去大刀闊斧，實際上收效甚微。正如文革時，毛澤東也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全國卻是一片火熱血紅的“武斗”一樣。之所以然，在於制度，層層人治，并非一紙政策所能改變。罷免若干官員，絲毫不能動搖制造謊言和欺騙的机器—-一党專政的政治體制，這，才是導致非典瘟疫迅速蔓延的真凶。

此前，但凡國內弊端受到國際輿論的批評与譴責，當局均以“不容干涉內政”的高調，予以搪塞和反擊，也因此模糊了國內老百姓的視線。如今，當“國產”的非典瘟疫釀成國際恐慌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究竟僅僅是一個“內政”問題，還是一個地球村面臨的共同問題？相信稍稍具有一點智商的人，都能一目了然。

於是，人們自然聯想并期望，非典，或成為開啟中國政治改革的良机。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民主制約獨裁，建立起一种輿論獨立、上下監督、彼此制衡、民選民察的文明制度，勢在必行。一時，万眾矚目，呼喚政改。

權爭激烈，政改無望

然而，5月中旬，在經過短暫的新聞放松、信息公開之后，中南海悄悄改變了政策。一個月前，曾經把防治疫情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党政干部“不必計較一時的得失”，“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各地於是紛紛將經濟發展放到次要位置，全力“抗薩”。然而，一個月之后，“上頭”突然改了口風，強調“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經濟建設”。

与此同時，官方媒體開始不斷釋放“病例下降”、“疫情穩定”的“利好”消息。似乎表明危机已經過去。然而，世界衛生組織警告，中國報告的“病例下降”，極可能是因為誤診、以及對病例的重新定義和重新歸類所造成的表面數字，一些輕微症狀的人，沒有再被統計在內。另外，非典向農村蔓延的趨勢正在加劇。誰都知道，中國農村，人口多，條件差，一旦瘟疫橫行，后果不堪設想。一句話，中國非典形勢依然嚴峻。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當局突然修改了政策呢？

其一，非典瘟疫，已經讓中國經濟蒙受重大損失，當局已經在經濟上“輸不起”。

其二，非典瘟疫，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像，尤其當世界衛生組織先后宣布越南和加拿大成為有效控制疫情的地區之后，疫情依然嚴重的中國、香港（以及台灣），更形尷尬。

其三，胡錦濤出訪在即，中方需要重塑一個“相對良好的國際形像”，自稱非典瘟疫“受到控制”，并重新以“經濟建設”來轉移視線，或有助于營造胡錦濤出訪的“良好气氛”。

這些現象和動机，促使曾采取短暫的“求實”与“透明化”政策的北京新領導層，重又回到“适當隱瞞”、“外松內緊”、和“輿論導向”的固定格式。這一變遷，對於那些樂觀事態，以為籍非典瘟疫，可以給中國帶來政治改革的人來說，無疑是沉重一擊。實際上，如果能參透更多“玄机”，這沉重一擊便顯得順理成章。可以羅列的“玄机”，包括：

某些御用文人，將非典瘟疫稱作“良性危机”，為當局松套；另一些人，則以台灣疫情加重為例，證明“民主也并不能解決問題”；高層開始加重強調：“任何時候，都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違背法治精神、而帶有濃厚人治色彩的“從重從快”，被迅速用到了非典危机上，當局宣布：故意傳播薩斯者可判死刑，編造傳播薩斯謠言者可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管香港形勢如何，北京只是一味“挺董”，辯稱“他需要一個過程來摸索”（吳儀語）；而對台灣，則繼續無情打壓，縱然薩斯當前，北京依然嚴詞拒絕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哪怕僅僅以觀察員的身份。在這一環節上，北京与台北“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雙方都指責對方將薩斯問題“政治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党報《人民日報》以《沖鋒在前，党的旗幟更鮮艷》為題，發表社論，將抗非典戰役，悉數歸功于執政党。可以預料，不久的將來，待薩斯危机成為過去，當局又將是如何的大肆慶祝，歡呼“在党的領導下”，取得的又一“偉大胜利”。到那時，“政改”一說，就丟到爪哇國去吧！因官僚蓄意隱瞞造成的大批冤死鬼，就冤死去吧！

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就說過：有些人認為，改革就像上超級市場買東西，可以盡挑自己喜歡的帶走，不喜歡的就不要。吳敬璉的這句名言，一語道破了當權者的心態，也足以讓那些對專制當局抱政改幻想的一廂情愿者猛省。

再說，胡溫上台伊始，就遭遇如此巨大的危机，對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穩定經濟，是穩住人心，是鞏固權力。指望他們冒險實施政改，無异緣木求魚，或望梅止渴。

退一万步而言，即便胡溫有意政改，在目前的條件下，量也不敢輕舉妄動。不要忘記，“太上皇”江澤民依然軍權在握，虎視一側，任何危及其既得利益的舉動，都可能刺激他張開血盆大口。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誡世人：不可小看權力斗爭。無休無止的宮廷權爭，可能延緩、割裂、甚至主宰歷史，足以中斷或葬送任何迫在眉睫的改革。勃列日尼夫的上台及前蘇聯“停滯的十八年”，便是一個确切的先例。

4月底，正當全國上下抗非典的高峰時刻，中共政治局突然召開會議，主題不是“抗非”，卻是“全党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新高潮”。外界愕然，猜測在白熱化的高層權利斗爭中，江澤民利用非典疫情，又躍然居上。另一种觀察則是：一方面，江家軍有意淡化胡溫等人的實際工作；另一方面，江家軍或者已經耽于唯心主義，試圖以其所謂“与時俱進”、實則腐朽透頂的意識形態，來祈求瘟疫減退，進而苟延其一党專制的殘喘。

所以，古人云：慶父不死，魯難不已。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縱觀五千年中國歷史，瘟疫起，宗教興，往往是一個王朝沒落的象征，崩潰的前兆。從漢末到清末，從黃巾軍到白蓮教，以及伴隨其間的瘟神疫气，天怒人怨，几乎沿襲成律，推動綱常更迭，天地一新。有關“黃禍”的箴言聲猶在耳，歷歷跡象隱約浮現。如今，法輪功久壓不垮，反而如日中天；非典從天而降，肆虐境內外。似乎預示著，又一個王朝瀕于垂死，指日可待。

──轉自《北京之春》2003 七月版 www.bjzc.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