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大紀元香港記者吳雪兒報道/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第六個年頭，這一天，五十萬香港市民走到街頭，不過，並沒有聽到慶祝這個特別日子的歡呼聲，而是市民對特區政府蔑視民意和六年施政失誤等充滿憤懣和無奈的納喊聲，他們高呼著「反廿三條立法」和「董建華下台」等口號。過去在英國政府統治的一百多年，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國際級城市，香港大紀元時報記者專訪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吳國光，請他談談回歸短短六年間，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吳國光也參與了「七一大遊行」，他的體會是：「從整個遊行的過程可以看到非常的和平、非常的理性、非常守規矩，在這麼炎熱的天氣下，整個城市有十分之一的人上街表示不滿，這個怨氣是多大啊！」

吳國光把香港回歸後六年來的變化概括為五個方面：

經濟 :

現在香港從政府到市民最關心的是經濟，經濟不斷下滑，整個社會民怨載道。過去香港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新型工業化地區，她的發展經驗是全球最成功的，回歸六年後失業高企，失業率從九七年前的一個百分點不到到現在上飆升至八個百分點，大量餐飲、零售業倒閉，香港人一輩子為地產商打工，九七年後很多市民購買樓房成了負資產業主，導致有些人不勝債務自殺。

生活質素下降：

生活素質是有錢買不來的，以前香港的生活素質有些方面是很好的，如香港的治安，生活在香港會感覺很安全，但最近几年就不一樣了，街頭兇殺案越來越多。衛生質素同時下降，九七年前香港同樣從大陸進口雞隻，沒有禽流感，九七年後幾乎每隔一年就發生一次禽流感。

SARS的出現，以前不單是香港人去公立醫院看急診不用錢，甚至只要是合法進入香港的人在香港生病，去公立醫院看急診也不用錢，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福利，現在香港人去看急症也要交一百元急症費，對一般家庭是一個福利上的損失。

另一個是教育，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教育是非常重視的，香港的教育本來就不太成功，最近經過特區政府不斷地進行改革，改那裡，那裡就出問題；改小學，那麼有經濟能力的就將小孩送去國外讀書，去年曾經看到一篇報道，說七、八月的機場看到很多父母送十五、十六歲的孩子到國外讀書。這都是這幾年特區政府出現的現象。

還有環境、空氣的污染，我是九六年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每天在我窗口能很清楚的看到吐露港對岸馬鞍山的山頭，九七後我不明白空氣和九七年前有什麼關係，連老天爺也欺負特區政府，現在要看馬鞍山的山頭要連下三天的雨，上午能看到，下午四周被灰濛濛的煙霧籠罩，看不到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生活質素不斷下降。

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背了重債，巨額的財政赤字是特區政府施政最大的困難之一，他們年年都在講這個事情，對香港的經濟也是巨大的威脅。

有人不了解情況，說財政赤字是英國人留下來的爛攤子。事實並非如此，早於九七年六月底英國政府撤走時，據說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個沒有赤字的政府，而且財政盈餘非常多。在九七以前，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吵架，其中一個是要不要在香港建一個大型飛機場，吵架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擔心英國要建飛機場，就會利用這個機會把香港的財政儲備都花掉。結果飛機場建成了，花掉的錢只是當時財政盈餘的一個零頭。

我沒有實在的數字，但相信當時香港的盈餘至少有幾千萬，在短短的兩、三年間，政府就將其變成赤字，但在這幾年來，政府既不發展進一步的社會福利服務，也沒有甚麼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還向公務員開刀減薪，大學教授現在已經連續減工資，財政赤字仍不斷上升，在短短的兩三年裏，錢去了那裡？這是非常奇怪的。

政府管治能力的下降不僅僅表現在這一方面，香港公務員體制是全球最好的，九七年前，連英國如此重視公務員體系，做得也不如香港。我在九七年給香港公務員講課時說，中國公務員改革應該向香港公務員學習，當時大家都很高興。事隔一年，九八年，我再去跟公務員講課時說同樣的話，馬上有公務員說：「吳教授，你是否在諷刺我們？」一年的時間，公務員已感到一塌糊塗。

過去香港公務員很廉潔，自從成立廉政公署以來，公務員廉潔是全球有名的，中國反腐敗是一個長期頭痛的問題，也需要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現在香港公務員也不敢以此為自豪了。

公務員態度的改變，這裡面有些因素，如特首對公務員的不信任，令公務員非常喪氣，另外，出現了幾次危機，如禽流感、近海的污染，事件中公務員的應對表現得不太好。吳國光分析，公務員是按步就班去做事，而公務員在危機處理時得不到上司明確的指示，以致事情處理不當，變成士氣低落，紀律渙散。吳國光認為，公務員問題可能是香港長期的負資產，經濟危機只要有幾個利好因素，可能就會再起飛，但人的因素被破壞之後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問題。

由於對公務員的不信任，董建華去年也即是第二個任期開始，引進所謂高官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實行一年了，可以用八個字形容，首四個字是「呼朋引內」，就是兄弟、臭味相投的就拉進來，讓他做局長；另外四個字就是 「有問無責」，可以問：「你是怎麼搞的？」但好官我自為之，他也沒有任何責任說要下台，要引咎辭職，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因此出現如財政司梁錦松涉嫌逃稅偷步賣車事件，以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基本法》二十三條上衝得太猛，連左派的人都在懷疑她是真的在幫二十三條立法還是在給中共搗亂。高官問責制給市民的形象非常的差。

政策上的變化：

香港的基本政治制度最主要是法治和自由。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香港沒有民主，但因中主國英國也有民主，所以在香港，法律的權威是受到尊重的，自由是受法律保護的，這就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世界數一數二、巨大的進出貿易轉口港。

金融中心不是只是有錢就可以的，一定要有自由的訊息和權威的法治保障，沒有這兩個因素，所謂的金融就一定變成詐騙。法治和自由對香港來講絕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與每個人的經濟生活直接相聯繫。回歸六年來，法治方面受到基礎性的破壞，香港政府干預司法獨立，使香港過去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受到動搖。

如「胡仙案」，胡仙是香港一個大財團（星島報業）的負責人，過去（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家）胡文虎的女兒，涉嫌虛報旗下兩份報紙的發行量（誇大《英文虎報》和《星期日英文虎報》的發行量），總編輯和社長也被抓起問話，但是律政司司長（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長）梁愛詩卻說，不應該起訴胡仙或是找她問話，結果引起了很多批評的聲音。老闆就可以完全沒有問題，打工的反而要被抓起甚至判刑，（非常不公平）。當然這個老闆和中國政府的關係非常好，她是八零年代後期到九零年代後期第一批獲批准進入中國與國內資本合辦雜誌的外資企業家，她還當過政協委員，這背後有沒有政治因素？

還有就是特區政府干預司法獨立，現在最嚴重的是二十三條立法，其嚴重性引用香港律政司長梁愛詩很坦白所說一句話：「二十三條立法是懸在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雖然懸在你頭上，但我是不會砍下來的」。

關於香港資訊的自由，據網上消息，號稱香港獨立的七份報紙就七月一日香港大遊行報道作統計分析，只有一份報紙沒有被中共勢力控制侵入，其它六份或多或少被政府操縱，這是他們的結論。香港報紙被侵入，自由就大打折扣，今天可以讓你講話，明天就可以用非政治性原因，用一些技術性原因不讓你講話。

香港地位的變化：

在中共江澤民口中或溫家寶口中，都說香港是祖國的一顆明珠，過去香港是世界明珠、東方明珠。現在她的地位明顯下降了，失去了光芒。在過去要講世界前五個城市一定會說紐約、巴黎、倫敦、香港，其它有名的城市如柏林、羅馬等也要讓給香港。現在香港最著急是不要被上海、廣州、深圳壓下去。亞洲一些落後的國家像泰國已經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復甦，香港還一直在走下坡路。

吳國光為香港過去六年的變化作出分析後，他引述鄧小平過去曾說過，要利用香港的優勢開發特區，中國要發展得好，就要發展多幾個香港，最好能造十幾個甚至幾十個香港。吳國光指出，深圳在二十五年裏從一個邊陲小鎮變成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現在香港卻需要中央政府的幫助。

吳國光感慨地說，需要中央幫助的是青海、新疆、陝西、寧夏等中西部地區，香港的物質條件不至於像這些地區這麼貧乏，但是香港的地位在這六年裏卻變成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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