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在上一篇“我在美國怎樣成為右派”一文中，談到導致我偏向美國右翼的主要原因是1996年總統大選時對美國兩黨經濟理念分歧的理解。而我對美國兩党的不同經濟政策的最初瞭解，是1991年在夏威夷和一位銀行家的談話。當時我在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做訪問學者。有一次該中心讓我做一個演講，聽眾中有一位是華裔建築學家貝聿銘的弟弟貝聿文先生，於是相識。幾天後，貝先生打來電話說，夏威夷“先鋒聯邦儲蓄銀行”的總裁姚女士希望一起吃頓飯，瞭解中國政情，因她考慮去大陸投資。

這位前台灣選美小姐下嫁夏威夷富豪，因經商成功，成為當地的商界領袖之一。談話時我們自然談到了當時克林頓要代表民主黨參選一事，我表示支持克林頓。沒想到她卻立刻對民主黨的經濟政策一頓痛斥，說千萬不能支持民主黨，左派民主黨總統卡特在任時，把美國經濟弄得一塌糊涂，糟糕透頂。談到卡特時，這位女強人不僅表示出厭惡至極的情緒，甚至流露出一種恐懼感。而我在國內時，印象中卡特是個平民總統，木匠出身，很重視人權。現在聽到一位在美國經商多年的成功者，而且是一位女士，如此這般強烈地抨擊卡特“無能”，民主黨的高稅收政策扼殺美國經濟，真是十分吃驚；十多年後對那場談話仍記憶猶新。

後來隨著對美國經濟的深入瞭解，才越來越理解了這位華裔銀行家對卡特的忍無可忍。她對美國兩黨經濟政策的關鍵不同非常清晰﹕左翼民主黨主張“高稅收”，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作用；而右翼共和黨主張“降低稅收”，強調把人民的錢還給人民，限制政府的權力，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兩党的經濟政策可謂針鋒相對。而且不僅美國，西方的主要民主國家，基本都是這樣兩種不同經濟理念的政黨相互競爭。

過去這些年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已經證明，左派的“高稅收”政策不僅導致“高失業率”、“低增長率”，而且更是一種鼓勵懶漢、掠奪勤奮者的不道德政策。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共產主義烏托邦。

“高稅收”政策首先並直接導致“大政府”，因為它要通過重稅制度來搜刮民財，然後擴大政府開支。而政府規模不斷膨脹、擴大，行政部門越來越多之後，必然導致官僚主義更加嚴重。因為只要是政府衙門，本質上都是官僚的；“國營”幾乎就是缺乏效率、人浮於事、以至腐敗的同義詞，這是世界性現象。共產主義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政府包攬一切，結果政府最官僚，最無效率、最腐敗。而在西方國家，公有制成份（政府規模）越大的地方，這種現象也越嚴重。

據被美國很多大學選為教科書的《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一書中的數字，在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時期（1800年開始），美國聯邦政府的雇員總共只有2,120人。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增加到500萬以上（幾乎接近整個香港的人口），擴大了兩千多倍。據今年5月9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六位商界領袖反對紐約市長漲稅方案的“拯救我們的城市”一文引用的數字，過去40年來，紐約市政府的雇員人數增加了20％，達到9萬人。

《民治政府》引述說，“聯邦官僚薪水太高卻幹事太少，而且列在受薪名單上的人太多；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浪費了他們大量的稅金。”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的印度裔作家丹尼斯．迪索扎（Dinesh D’Souza）在他的《給青年保守派的信》一書中說，“政府部門在所有領域都比私營企業缺少效率，除了在開泊車罰單上。”

美國最官僚、最無效率、最糟糕的兩個部門是政府經營的移民局和郵局（美國郵政總局是聯邦政府中最大的非軍事部門）。老布什總統曾在公開演講中把這兩個衙門稱為“克格勃”，意為像蘇聯最壞的機構KGB一樣令人討厭。以我自己和移民局打交道的經歷，就深感老布什說的絕不為過。1989年我在洛杉磯申請政治庇護時接受移民局一位中年官員的面談；他看到我的申請材料中有關於我就職的《深圳青年報》因刊發“勸鄧小平退休”一文而遭關閉等內容時，好奇地問，“鄧小平是誰？”我當時很吃驚，怎麼一個負責政治庇護的移民官員連鄧小平是誰都不知道？於是對他說，鄧小平是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獨裁者。他的下一個問題就更令我目瞪口呆了﹕“中國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嗎？”天呢，中國如果不是共產主義國家，我還用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嗎？而且，當時全世界的媒體都正在密集地報道八九民運事件。但我的律師則對此習以為常，事後說，“這一點都不奇怪，移民局到處都是這種笨蛋。”

第二次跟移民局打交道是1996年在紐約入籍時接受面談。這次是位年輕的女移民官，她問道﹕在拿到綠卡後是否在美國境外居住過，我說沒有。但她看到我的申請表中有在夏威夷住過一年多的記錄，竟然說，你不是去過夏威夷嗎？我愣了一下，“你是說夏威夷不屬於美國嗎？”她想了一下，然後起身說要去問問主管。過一會兒她回來說，“你對了，夏威夷是美國的一部份。”臉上沒有一絲一毫的尷尬，非常自然地開始提下一個問題﹕“美國現任副總統的名字叫什麼？”別以為我是在編晚間脫口秀的笑話，我的想像能力還沒豐富到能戲謔美國移民局官員不知道夏威夷屬於美國的程度。不知她怎麼考上的移民局，大概進入這政府機構的考試比入籍還簡單。

我僅和移民局打過幾次交道，就踫上如此程度的白痴，可想而知，這個每天主掌成千上萬移民事務的龐大機構，不知有多少不稱職者。但美國的現實是，只要進了聯邦機構，就等於旱澇保收，不管多麼不稱職，多都不會被解雇。上述《民治政府》引述說，“美國聯邦政府對不稱職者的解雇率低於七百分之一……職業政府雇員似乎享受最接近於終身任期的工作，幾乎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的職位一樣穩固可靠。”而且聯邦政府普通雇員的薪水普遍比私營機構要高。例如，在克林頓性丑聞時，那個揭發克林頓和萊文斯基有婚外性的國防部女官員琳達．崔普，原來只是一個隨軍家屬（丈夫是駐德國的美軍士兵），偶然機會進了國防部，經歷和水平都極為平常，但年薪當時已是九萬多。而萊文斯基小姐，只是大學畢業，剛進五角大樓，起薪就近四萬美元。

只有兩千聯邦政府雇員的傑佛遜總統曾說，“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但現在左派民主黨主張的高稅收、大政府，正好和這種理念相反，結果使美國政府的規模越來越大，官僚主義愈加嚴重。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左派政黨長期主掌美國政府有直接關係。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從1932年羅斯福政府開始，一直到1994年，62年間民主黨一直壟斷美國國會（是多數党，除1946年時那屆例外），而在過去70年中，民主黨籍總統主掌白宮40年，共和黨只有30年。

這種“大政府”現象得到一定的糾正，是在右派共和黨總統里根當選之後，里根的著名口號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於是大刀闊斧地削減稅收，實行美國歷史上幅度最大的減稅政策，同時削減聯邦政府雇員人數，其中最大的預算削減是聯邦文職人員的薪金和附加福利，使“大腹便便”的政府“縮水瘦身”。

里根與當時和他聯手推行大幅減稅、充分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一樣，都堅定地相信，資本主義發展的秘密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社會和市場的作用；從而糾正“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大政府”趨勢。里根和撒切爾聯手，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了一場被史學家稱為“金色緊身衣”的強化自由企業、保護私有財產，鼓勵自由競爭、限制政府權力的經濟革命。

里根擔任兩屆八年總統期間，實行的這種自由經濟政策，為後來美國有長達連續110個月（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民主黨總統克林頓進入白宮時，正趕上里根的減稅等自由經濟政策產生效果之際。面對克林頓把當時如日中天般（包括科技股票泡沫泛起）紅火的美國經濟說成是自己的功勞，美國的評論家說，這就像說太陽升起是被公雞叫出來的一樣。

高稅收不僅導致效率低下的大政府，而且這種政策如同“殺雞取蛋”，更嚴重的後果是扼殺經濟活力，最後將整個社會拉向“均貧富”的社會主義。就這個問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繼續探討。

2003年7月8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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