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說南澳阿得雷德市有一位以音樂為‘妻’以教書為‘子’的當代“林和靖”（即被人稱為“梅妻鶴子”的那位北宋杭州隱士），而且他也來自杭州。

冬末春初的一個下午，在當地好友王萍的指引下，于阿得雷德市Stirling小鎮半山腰的叢林中，我敲開了他家的門。

他叫徐家禎，阿德萊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任職20年半的中文講師。記得當時徐先生正在撿樹枝，淺灰色的高領毛衣，舉手投足中有种說不出的隨意，悠然，与山里的清涼渾然一體。我環顧他的院子，說這里的樹長得真好。他說那是山上的气候比較好的緣故。

一踏進徐先生的家門，便听見整個房間回蕩著古典音樂聲。一直到現在每每想起徐先生，那音樂聲還會不絕于耳，优雅平緩的背后蘊藏著波瀾壯闊。

出國留學的“元老”

我問徐家禎為什么對教書情有獨鐘，在大陸教了近20年不夠，到澳洲重抄舊業又是20年。
徐先生笑著說，這完全是命運的安排。

美國是79年開始對中國大陸簽發自費留學簽證的。据資料統計，那一年，美國大使館一共批了520多個名額，他就是其中一個。當時，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徐先生的一位在美國的舅舅就問包括他在內的上海和杭州的親戚們，有沒有人要去美國留學。由于那時國內非常閉塞，對國際情況根本不了解，沒有人敢去。只有徐先生沒結婚，英文也還可以，于是就萌發了“到國外去看一看”的愿望。

“我一向對音樂，對外國的文學、藝術、建筑等感興趣。所以我想，有這樣的机會有什么不好呢？”他說，“當時所有的親戚都覺得到美國就象上月球一樣，怎么可能？連我自己做夢也沒想到可以到外國去。以前申請都不敢，因為可能有里通外國，叛國投敵之嫌。我雖然已算是很勇敢的了，但還是心有余悸，膽顫心惊的。”

徐先生講他的一輩子好像是命運安排好的，一般人可能要花十倍的功夫才能得到的東西，而他可能只花三倍的力气就得到了，所以他很相信命運。

蜘蛛結网的故事

徐先生能這么順利地走過這几十年，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難道僅僅是因為運气好么？他就給我講了蜘蛛結网的事。

他說，蜘蛛結网的時候，不知道蒼蠅何時會飛過來。但蜘蛛總是不停地結。网越大，越牢，它捕到蒼蠅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作為蜘蛛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結网。“我覺得，所謂命運，其實就是所謂的机緣。我相信机緣是跟人的努力有關的。蜘蛛結网就是人能作出的努力，而蒼蠅則就是机緣。作為人，能做的就是將网結得更大一些，牢一些。至于蒼蠅來不來，自有命運去決定。如果自己平時不努力結网，那么到時蒼蠅在面前亂飛，你也抓不到。反之，如果网大了還是沒有蒼蠅飛來，那就是缺乏机緣，這也不是能夠強求的。”徐先生說，“比如當年舅舅寫信來，要我和我的親戚自費去美國留學，這好比蒼蠅飛過來了，為什么我的親戚們抓不住呢？因為他們沒有网，而我卻結了网。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我做夢也沒想過有一天會出國。當時，我只是對語言對藝術對文學感興趣，沒有事情的時候，就看英語，搞翻譯，翻詩歌，翻小說，常常翻譯到半夜十二點。那時，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學英語是為了出國。我只是在結网而已。但是，网結大了，當蒼蠅一下子飛過來的時候，我就有能力抓住了。”

徐先生認為成功靠的是机緣和個人的努力。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耐心。就像蜘蛛，光結网還不行，還要睜大眼睛，注意觀察周圍有沒有蒼蠅在飛來，要耐心地、靜靜地等待。他說，他常見這樣的人：做一件事不到一個月，見沒有成效，便就想換別的事情去干。這樣換來換去，忙忙碌碌，終究一事無成。徐先生說：“盡心盡意按你努力的方向去做，要有耐心，要有忍受能力才會成功有望。”

為自己的心而活

徐先生說：他對他的一生無怨無悔，因為他從來都是“為自己的心而活”。“我的工作，我的研究，我的興趣愛好，基本是一致的。”他說他在大學里的研究領域是語言學和語言教學；發表的論文，都是与語言教學，語言研究有關系的；寫的東西，也都是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因此盡管再忙再累，他也是樂在其中。他說：“有些人，總是一心希望成名成家，結果也并不一定見得能夠如愿以償。我比較主張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心。至于能不能成名或成家，那就听其自然、順其命運罷了”他說就像他出的第一本書《南澳散記》，寫的是他在美國、中國及南澳的一些感受，“那本書寫的，全是我自己。我在寫作過程中已經得到了自我滿足，我并不在乎人家喜歡不喜歡。但結果發表以后，卻好評如潮，這我就當作是意外收獲了。”他稱即使在大學里，他也絕不為求名利而委屈自己的心。

就一些政論方面的寫作而言，他不喜歡受外界，特別是政治方面的影響。“我覺得哪方面對，我就表揚；哪方面不對，我就批評。我只是表示我個人的看法。我并不刻意想成名成家。”

無求而自得

他相信“無求而自得”的道理，因為他認為人都是平等的。“我覺得比我聰明的窮人多的是，只是他們沒有我這樣的机遇，我有什么好驕傲的？我從來沒有看不起別人，我從來不認為我應該有這樣的生活，而別人應該只有那樣的生活。我認為如果命運安排讓我吃苦，那我就吃苦，我可以忍受，如果有人認為我成功了，那么，無求而自得，可能就是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徐先生認為：成功不是靠強求而得到的，“有時候，你不想成名成家，卻反而成名成家了；而要強求，有時卻可能永遠也達不到。我覺得，這是很哲理性的。”他說，“我并不想扮成清高，不要名利。如果有人無條件給我名和利，我也要；但是如果因此而要我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這樣的名和利我還是不要的好。我只想干自己想干的事。”

徐先生最大的樂趣是听音樂。他說：“我對音樂的態度是比較嚴肅的。我覺得音樂是比較崇高的藝術。他不但給你感官上的享受，而且給你心靈上的触動和啟發。有些音樂，你听了會想哭、想笑；會痛苦、快樂、感動、難過。音樂也常常給我很多靈感，我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打開，撥到ABC FM，再做其他的事。我對音樂十分敏感。雖然收音机里的音樂只是背景音樂，好象我做事時根本沒在听，但是一旦播放好的音樂，音樂會自己鑽到我的耳朵里去，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經常會在電台里發現非常好的作品或演奏。”徐先生每個月都在家里舉辦音樂欣賞會，叫“音樂沙龍”，和那些有共同愛好的人一起分享、交流對音樂的體會，這個活動已經了持續十五年之久了。

對海外中文傳媒的看法

徐先生是教中文的，平時喜歡寫東西，并留意本地中文刊物。最初，徐先生是從給墨爾本的某雜志寫文章開始寫作散文的。后來，他又為悉尼、南澳，甚至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的報刊雜志寫稿。他曾對墨爾本的一本雜志主編講過，海外傳媒，最大的一個优勢，就是可以不用因為政治壓力而偏向任何一种政治勢力。可是，有的雜志卻為了私利，膽小如鼠，昧著良心講瞎話，竟然在澳洲這塊土地上，連文化大革命都不敢提。那就太窩囊了。“作為一個海外的媒體，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脫离政治，但脫离政治并不是不講政治，而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講話。不管共產党還是國民党，好的就要贊揚，錯的就要批評，只要事實就事、有根有据，都可以登。只要文章有价值，就能吸引讀者。我覺得這是在海外辦中文報最有利的一個條件。”

另類婚姻觀

我問徐先生，這么多年在海外，一直都沒有結婚，是不是結了网而沒有‘蒼蠅’飛進來？他笑了笑，有些尷尬地說：那是主要因為沒有好好去結网，‘蒼蠅’也沒有飛過來，可能阿德雷德的‘蒼蠅’太少吧。

他還說，將來社會，可能理想的伴侶不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吧。像在歐洲，已經有的伴侶，各有各的家，“感到需要的時候就生活在一起，不需要的時候就各自回家。各人保持各人的生活方式，有分有合。我覺得很可能這是未來社會的模式。”

我問這是不是一种不愿意承擔婚姻責任的表現？徐先生說，這要看每個人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了。“确實，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責任感，比如，對工作的承諾、對父母的承諾、對子女的承諾、對配偶的承諾、對友人的承諾，等等。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每一個人也必須對自己有所承諾。每個人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生活，不能因為要對別人作出承諾就把自己變成為了別人而生活。怎么既對別人有所承諾，又能成為自己一個完整獨立的整體，那就是一种生活的藝術了。”他還說：“我自認是一個責任心非常強的人，做什么事，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則宁愿不做。所以，有時，覺得既然有些事不能盡力做好，那么就還是不做為妙。”我想，說不定這就是徐先生不結婚的原因吧。

徐先生說，長期一個人的生活，使他養成了一种獨立的性格，并總是盡量為自己創造一個舒适滿意的居住環境。他說：“因為居住的環境很重要。沒有一個使自己賞心悅目的居住環境，就不可能好好工作或學習。所以，無論住在哪里，我都要先使那里的居住環境變得令自己滿意、高興。我喜歡干淨、整齊、美觀、舒适。我的家，24小時都可以進來參觀而不用事先整理。客人走了，就是到夜里12點、1點，我也要把碗洗好、房間整理好，才睡。有人說，我有洁癖，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有這樣一种好習慣。”

我問他，是否准備當一輩子以音樂為‘妻’以教書為‘子’的現代“林和靖”？他說他自己從來沒有刻意地想要當什么，一切隨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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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家禎簡介

徐家禎，語言學家，散文作家，1942年生于上海，祖籍杭州。60年代初畢業于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在上海任教十八年。1980年2月赴美國留學，先后在紐約市立大學及夏威夷大學學習，并在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系執教中文，1983年獲該大學東亞語言系碩士學位。同年2月，徐家禎應聘來澳洲阿德萊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漢語，并定居于澳洲。1990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他被推舉為首屆理事會理事，歷任該會副秘書長等職。1986年起擔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理事。主要作品有，語言學專著：《上海話的語言研究》（英文，碩士論文），《語言和情景》（譯著；語文出版社，北京，1988年9月），《語言的演變》（譯著，語文出版社，北京，1997年6月），雜文、散文、隨筆：《南澳散記》、《東城隨筆》、《西窗漫話》及《山居雜憶》（与母親高誦芬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