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香港七一反董建華大遊行前夕﹐董建華忙著“派糖”﹐每天亮相宣佈各項“好消息”﹐以便沖淡市民怨憤之情而減少上街人數。但是看來不大會奏效﹐一來董建華以往宣佈的鴻圖大計太多了﹐但是“屢宣屢敗”﹐所以誰也不會當真﹔二來一些求功心切的中港官員照樣胡說八道刺激民心﹐例如那個被稱爲“女希特勒”和“香港江青”的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6月28日還在說﹕“市民當日放假，有人當是一種活動去參加。所以不好以爲上街就是一定反對二十三條，或視爲對政府一種施壓工具！”而隨溫家寶來香港的中國商務部部長安民在接受電子媒體訪問時露出凶相說“有一些外部的勢力顛三倒四，有一些人則打著宗教（名號），宗教是博愛的，但是他的說話，比非宗教人士還要張狂。我看他不夠宗教（虔誠），不過我不多說。”三來以“維園阿伯”爲代表的香港“現代義和團”逢星期天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城市論壇上繼續鬧場﹐對發言反對爲23條立法的議員﹑學者喊打喊殺﹐把中共流氓暴力集團的本質不斷向電視機面前的觀衆表演出來。後兩者繼續激怒市民。

除了免費“回歸宴”﹑免費戲票﹑免費咖啡等小恩小惠外﹐最大的“喜糖”是由總理溫家寶親自送來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6月29日下午3時，在溫家寶和董建華見證下，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和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協議書上簽字。協定內容主要是從明年一月一日起，香港相當部分輸往大陸的産品將享有零關稅優惠，多達十六項依據入世協定在四、五年後才完全開放的服務業，也將自明年起優先對香港企業開放。

其實這項“優待”已經難産多時﹐香港市民這次反董示威催生了這個協定﹐以便給董建華沖喜而爲這次遊行降溫。這個構想是董建華在前年秋天就向北京提出來的﹐起初的名義叫“自由貿易區”﹐但是因爲“自由貿易區”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架構﹐這個提法有鼓吹“港獨”之嫌﹐所以北京後來就改名爲“緊密貿易關係”。

那時董建華極想連任第二屆特首﹐以挽回第一屆一敗塗地的名聲﹐北京也有此意﹐於是董建華不顧老臉皮向北京伸手。對此中共高層有分歧﹕一方以江澤民爲代表﹐認同北京要以同香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誘餌來減少董建華連任的阻力﹐包括商界的阻力﹐因爲董建華的昏庸無能使香港經濟沈淪﹐除了董建華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外﹐大部分工商界的利益也受損。另一派則有保留﹐因爲中國大陸本身連年通貨緊縮﹐每年靠大量財政赤字來“刺激內需”﹐國家不堪重荷﹐因而對每年從香港來的估計數十億元的關稅收入不捨得割愛。由於事關重大﹐所以討論了長時間﹐一直是口惠而實不至。例如當時的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就聲稱要儘快啟動﹔但是就是這次來簽署的副部長安民就百般不願意﹐在香港面對媒體擺過兩次威風﹐這次指責宗教界人士是第三次了。中國的地方勢力對北京如此厚愛香港也憤憤不平﹐廣東的官員何以常常奚落香港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本來在去年上半年落實給董建華連任沖喜的安排﹐又拖了整整一年。

這個協定雖然對香港有好處﹐但是專家﹑學者和工商界人士都指出它不是萬應靈丹﹐因爲受惠最大的主要是幾個行業﹐如電影界﹑銀行﹑律師﹑測量師等等。尤其是對解決香港的高失業率沒有甚麽幫助﹐因爲香港的成本仍然高於大陸﹐而且已經在大陸投資的外商﹑港商﹐也不會因此動衆興師撤回香港。何況爲23條立法﹐將使香港逐漸失去法治和資訊自由方面的優勢。

但是協定的後遺症顯而易見﹐因爲香港的經濟更因爲依靠大陸而失去自主性﹐以往的敏感﹑活力就此慢慢喪失﹐本來進攻型的全球化經濟﹐爲香港中國創下外匯﹐卻成了要中國來負擔。有人擔心﹐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後香港出現“負資產階級”﹐而整個香港也將成爲中國的“負資産”。

八○年代中共決定收回香港時﹐香港每年給中國創下的外匯收入最少占三分之一﹐香港還有先進的管理水平﹑技術能力﹐完善的法律制度﹐自由的資訊流通﹐特別是金融中心多帶來的外來資金﹐所以鄧小平忍痛提出“一國兩制”﹐默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優越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時候香港是會生金蛋的雞。爲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利益﹐爲了給臺灣做樣板﹐還免了香港向中央繳稅的義務。然而從那時到現在不到二十年﹐從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到現在才六年﹐香港已經變樣﹑變種﹐從會給中國生金蛋的雞變成要靠中國實施喜糖來沖喜﹑來餵養的瘟雞。九七年冬天的“禽流感”和今年春天的SARS﹐也是“特區症候群”（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yndrome）﹐這場瘟疫簡直就是上天注定的厄運。中共“解放”香港﹐當時在他們看來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是在香港市民看來已經是“天翻地覆哀而傷”。朱鎔基去年十一月最後一次來香港時有感而發的說﹕“香港回歸祖國，在我 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的確﹐中共和董建華都是民族罪人﹐歷史遲早要清算摧毀香港的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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