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大紀元姜禹編譯自加爾格裏先驅報/ SARS使中國政府關閉了我工作的英語學校。這正好給了我一個絕好的機會去深入探究中國。不幸的是，在我回到我工作的城市西安時，政府已經開始以隔離檢疫相威脅來限制旅遊。

在威脅的嚴重性沒有明朗化之前，我想辦法逃出陝西西安，到了西南地區的雲南昆明。當我到了西安機場的出發點時，發現自己被帶著口罩的人潮淹沒，頓時覺得自己沒戴口罩，就好像在夢裏光著屁股出現在學校的感覺一樣。

登上飛機，我真的想要咳嗽。不是因爲我真需要咳，而是因爲這是一件我不應該做的事情。逆反心理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昆明是個沒有SARS的城市，但在我的逗留快結束時他們開始組織預防。當我乘巴士進入昆明西北面的大理時，我被用一個插在耳朵裏的溫度計檢查了體溫。溫度計沒有做任何方式的清洗就被用來測試下一個人。我不知道這樣的檢查在預防SARS上是否有效，但我打賭它是傳播耳疾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當我到達大理這個很熱門的旅遊點時，我發現他們已經關掉了在西北面兩小時車程的麗江的旅遊。我不明白爲什麽他們關掉一個旅遊點卻不關另外一個。

從大理返回昆明，我的體溫再度被檢查。但他們並不是檢查每個人的體溫。有些人只填一下表，而另一些人卻留在巴士上。我一個孤獨的外國人，不得不在腋窩下塞進一隻溫度計。我敢肯定那些醫療人員在口罩後面笑我，特別是在我第一次將溫度計放到嘴裏時。

我到機場發現沒有人在那裏，原來我的航班被取消了。我在昆明又多留了幾天，在頭腦中興奮地想著被立即隔離的可能。

在回西安的途中，我的體溫被檢查了三次。一次是在起飛前用了一種可以測試前額的設備。後來又一次是在著陸之後，我們被指示拿著自己的溫度計放到腋下。他們讓我們等了40分鐘才作檢查，有一個乘客不停地尖叫說我們是從非SARS區來，他們應該檢查每個西安人的體溫，而不是我們的。我沒法讓我的溫度計工作，所以自己就說了一個聽起來合適的溫度。當我們終於從飛機上下來時，他們又檢查了一遍我們地體溫，這一次是通過一個20米以外的電腦。

當我回到學校，我的上司告訴我，因爲我逃過了機場，所以逃過了隔離。

但我的溫度計的冒險歷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和另一些教師到陝西境內的山區（你可以被允許在所居住省份內旅遊）。在進入一個國家公園之前我們檢查了體溫，剛一進去之後又檢查了一次，我想SARS在這一片傳得很快。有趣的是我們是唯一的一群在公園裏的人，所以我們唯一可傳染的和唯一可傳染我們的就是我們彼此。我恐怕現在預防已經是太晚了。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乘火車去了上海。當我到那裏時，所有的宿舍都關了。對於經濟型的旅行者而言，唯一的獲取住宿的方法只能是走昂貴得多的路線—單人房間。我在一個遠遠超出我的預算的地方住了幾個晚上，然後想方設法住進了批江（音譯）飯店的一個宿舍，這是上海最老的飯店之一，像伯特蘭-羅素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類的人都曾下榻這裏。不過我想他們住的不會是宿舍。

每次外出飯店，我都要簽字告訴我“外出”的地方。我不是很肯定“外出”是什麽意思，我想是要告訴他們我計劃在哪里度過一天。我反常的一面想寫“只要是有SARS的地方”，但我還是在表上填上了讓我痛苦的細節。
在上海的法租界，所有的餐館營業員都戴著口罩和標有“今天我的體溫正常”的標簽。我想標簽應該加上“但我不保證明天”。

印有醫生建議和圖像說明的彩色海報到處都是。其中一個我喜歡的寫著“爲了你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請不要隨地吐痰”。顯然，在有些地方吐痰是可以的。

我最喜歡的一個海報上有一幅照片，是一張巨大的嘴正在對著一個拿著雨傘的人打噴嚏。標題寫著“醫生的建議：不要對著他人打噴嚏”。難道上海人需要醫生告訴他們這個？在SARS爆發之前對他人打噴嚏有什麽問題嗎？

我既不對他人吐痰也不對他人打噴嚏，帶著我唯一的超豪華的溫度計我努力地逃出上海。

回到西安後我就沒那麽運氣了，我在我的單元樓裏遭到隔離。這是個“自願”的隔離，但是如果我不服從，我的簽證就會被取消。“自願”這個詞的這種用法真是有些好笑。

好了，現在我有時間在我的小單元裏想一想那些要想的，以前我從來沒想過。

馬太-霍爾是個在陝西省西安教書的加裏戈蘭人，他的第二篇有關中國SARS的報告反映了在中國旅行的重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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