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1.　艱難的第一步

　　公元１９７９年的２月，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二月不可同日而語的，也大大超出了”乍暖還寒”的境界。這時節，北京民主牆發出的各种聲音与中越邊境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撞擊著中國的天空；這時節，云南十万知青正在窮山惡水中，以罷工、臥軌、絕食、下跪、自殺等形式向世界發出”救救我們吧”的悲號；這時節，成都、重慶、北京、天津、上海、昆明等各地民眾紛紛上街 游行集會，呼喊著 “救救孩子！”；這時節，成都鹽市口、文化宮等鬧市街頭，聲援云南支邊青年的大字報，与《５１６導彈－－ 炮轟華國鋒、火燒趙紫陽》、《還我河山、還我秋海棠》以及形 形色色的申訴，喊冤的大字報擠在一起，引得市民圍觀爭睹；這時節，成都南河濱江公園一帶，青年男女們一批又一批地自帶著各种樂器，赶集似的涌占岸邊的各個空地，拉起一個個圈子，狂跳著國際舞在成都南河臨江東路与十二北街交匯的轉角處，零亂地聳著几間搖搖欲墮的平房。其中一間房外院中，用殘磚壘起半截牆，隔出一小塊空地；一道 “防君子”的柴門外有一棵孤零零的槐樹，這就是陳墨的家。

　　這天是２月１０日(農歷正月１４日)。一輪冷冷的圓月朗朗地照在南河上。陳墨夫妻在狹窄的小屋內置酒炒菜，款待著應邀而來的王道榮（万一）、徐坯、馮里、野鳴(鄧墾）、建成等人。一盞幽幽的電燈被破窗而入的寒風吹晃得左右搖擺，象一個拿不定主意的人。酒酣耳熱、高談闊論中，一個自費民辦的油印刊物《野草》漸漸地凸現了出來；刊物的宗旨也在几番爭論中漸趨接近；唯一眾口一詞的是公推陳墨為主編。建成提議各位介紹一下自己的詩作。陳墨站起來，讀了他的《創造頌》。王道榮用有點沙啞的嗓音，背誦了他的《二月》。

　　２月１７日，全市各單位緊急傳達中共中央 (７９)１１號文件 －－對越自衛反擊戰在云南、廣西邊境全面展開。這對國內廣大民眾來說，不啻是一枚重磅的”精神炸彈”。它意味著不再允許各种”雜音”干擾一致對外的槍炮聲。

　　１０日決定的周六聚會當晚仍在陳墨家進行。建成委托馮里轉告退出。陳墨聞言，鐵青著臉說：”既如此，’吹燈’吧！” (“吹燈”即散伙之意。)馮里不吱聲。徐坯不同意散伙。野鳴認為，陳墨不唱主角，誰刻腊紙事小，最要命的是陳的詩稿也休想得到了。明達出來圓場說：”人各有志。建成退出，我們還是可以搞嘛！”正兩難中，王道榮赶來了，說：”建成一個人退出，有什么可怕的！在中央沒有正式公開宣布禁止一切言論自由前，我一個人也要搞！”這至關重要的表態，使陳墨大受感動。會議照常進行，一致通過了由王道榮重新起草發刊詞；一致通過了陳墨的《野草》、《創造頌》以及諸友的詩文；一致決定二月底前出第一期，每人交經費５元，購白紙、蜡紙、油墨等；由徐坯負責采購用品，明達負責建帳和保管稿件、物品等等。

　　當時，成都正在公映美國影片《車隊》，因惹事逃亡 “碰巧走在頭里”的”鴨子”仿佛想告訴陳墨們：您們也“碰巧走在頭里”，“路”很長，且充滿危險，不僅會 “碰”上警察，還會”碰”上全副武裝的”國民警衛隊”！您們的許多朋友之所以只愿站在”路”邊，而不敢 “卷”入您們的”車隊”，正是因為看清了”路”上的一切。二月下旬，時而風，時而雨，敲打著每一個”卷”人 “車隊”的人。更為奇怪的是，跑遍全城，居然買不到一點油墨。原定二月底開机油印《野草》創刊號成了泡影！　３月１日，徐坯、野鳴又頂風冒雨四處求援，老友吳鴻夫妻、開華等聞訊，積極設法尋找，終于救了《野草》的急。３月３日晚，陳墨、明達、王道榮、徐坯、野鳴等在陳墨家里忙開了，油印裝訂，不亦樂乎。一直忙累到４日凌晨３點，《野草》創刊號終于誕生了！天上，一彎新月惊訝地看見三個夜行人朗笑而去；五日晚，這彎月又惊訝地發現：又是那個足有點跛的徐坯，背有點（身亢）的王道榮，戴一副眼鏡的野鳴出現在鹽市口、文化宮、總府路等鬧市街頭，張貼和散發著一份又一份《野草》，公開地、無所畏懼地走向了社會

　　　2.　風乍起

　　《野草》上街的第二天，即３月６日，徐坯和野鳴特別選擇下午臨六點郵局即將關門的時間和自以為不引人注意的成都東郊一家郵局去寄《野草》。兩人將昨日已分裹并已寫好單位的３５卷《野草》戰戰兢兢地拿了出來，堆在郵局的台案上。負責收郵件的是一位姑娘，這使徐坯、野鳴有了些 “安全感”，認為年輕姑娘至少沒有很高的”階級斗爭”警惕性。果然，姑娘一檢視，說：”這些都是寄編輯部的稿子嘛，不收費，不收費！”并立馬全部裝人一個郵袋中。徐坯、野鳴興奮不已，仿佛從一個長長的冷汗不斷的惡夢中走了出來。据說，公安局專門在郵局秘密設立了一個檢查科，對”有問題”的信件、包裹等實施檢查。一位老友几年前投寄匿名信就是這樣被發現而投人監獄的。這３５份《野草》，分別寄給了國務院、文化部、中宣部、胡耀邦、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詩刊、北京文藝、上海文藝、解放軍文藝、作品、邊疆文藝、四川文藝、北大中文系、北師大中文系、复旦中文系、南開大學中文系、中山大學中文系、吉林大學中文系、川大中文系、西師中文系、川師中文系、川大錦江文學社、川師 “原上草”以及艾青、公劉、白樺、雷霆、胡笳等。張貼于成都街頭的《野草》更是觀者如堵，不斷有人擠來擠去地讀抄，晚上更是憑借微弱的街燈或自帶的電筒照著讀抄。有的甚至在上面旁批 “讀后感”。有一條批得最离奇，批的是“向支邊青年學習”。由于《野草》留有真實的通訊地址，故几十年一直 “門前冷落車馬稀”的王道榮 (万一)家一時竟門庭若市，求索《野草》或交詩稿者不斷。

　　創刊號共成冊２４３份，除每人留存１份和張貼、寄出外，絕大多數在短短几天中就被一”搶”而空。各种反響也愈來愈熱烈。老友何歸 送來了詩稿 《紅樓夢人物》，吳鴻送來了詩稿《小溪旁》，謝庄送來了散文《巨輪》，楊楓送來了詩稿《駱駝》，九九送來了描寫住房緊張的短篇小說３月７日，編輯部收到了成都賴善成的來信，稱《野草》是 “沖破冰封凍土而萌生的早春”。３月１２日收到成都余勇的來信，稱 《野草》是 “一枝報春的紅梅在錦城出現”。３月１３日，署名 “漢魏華”寫來一封祝賀信。３月２０日，魯連寄來稿件 《馬克思論出版自由》。３月２５日，黎正光寄來《野草贊》。此外，３月９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姓劉的登門拜訪稱寄給該社的《野草》已收到，并對《野草》備加贊賞。成都十三中學的教師登門提出參加《野草》。３月１６日，川師 《原上草》派人來聯系。當年在社會上張貼《票證歌》的”黃蜂”也上門聯系，并稱將以”未名社”的名義出刊《螢燈》。３月２６日陽光燦爛，徐坯、野鳴一路春風騎車前往麥苗青、菜花黃的洞子口鄉鎮上購回兩大捆白紙准備第二期《野草》之需。几個皆有家庭拖累的小工人為《野草》先后各人已付出了拾元的血汗錢。這錢在每月僅三拾余元的工資中已占去了三分之一，真有點”雞骨頭上剮油”的滋味。也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神經出了毛病，打定主意一家老小不吃飯了？正當第二期《野草》緊張組稿刻印之際，國內形勢風云變幻，坏消息不斷吹來。３月下旬，各個公共場所的舞會突然宣布取締；中央嚴令 “非毛”；北京、上海、貴州等地已開始大批抓人成都市委收到《野草》創刊號后，几次開會討論給《野草》定性。４月初，市委書記正在開會，宣傳部負責人匆匆呈上一份油印刊物說：”《野草》又來了！”該書記打開一看，”天安門垮了”几個字就跳人他的眼中，他象触電似地癱了下去。

　　南唐馮延巳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李璟戲曰：“干卿底事？”這确是一個千年無法回答的疑問。這意思拿今天的話來說，即是“你當你的官，它吹它的風，關你什么事？”

不知”公仆”們弄懂沒有？

　　3.　是四級浪，還是九級浪？

　　六十年代，曾在一本書中看見一幅油畫，題名 《九級浪》，畫面上浪涌船翻，無數落水者在海上掙扎呼號 (俄國畫家愛瓦佐夫斯基所畫)。面對１９７９年４月的形勢，人們自然會聯想到這幅名畫。

　　第二期《野草》是４月２日裝訂成冊的，共４９５份，老友楊楓也赶來幫忙裝訂。由于外界盛傳中央召開了專題討論國內“民運”問題的工作會議，對胡耀邦、陸定一等人對民刊采取容忍的態度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北京的《探索》，上海的《文藝暴動牆》，貴州的《啟蒙》等民刊負責人均已逮捕等等，成都地區首當其沖的《野草》會是怎樣的命運，應是不言而喻的。但對形勢的判斷，《野草》同仁內部卻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有人認為，目前正是 “九級浪”時期，應避過這風谷浪尖后再說；有人認為，要把第二期《野草》發出去也可以，但必須刪掉《天安門》等詩才行；野鳴認為，眼下只不過 “四級浪”而已，《野草》第二期既已裝訂，就應該義無返顧地走向社會，接受社會的評判。爭論毫無結果。可野鳴卻當即帶走了几份第二期《野草》并散發給了几位老友和寄了兩份出去。心想若第二期《野草》不保，多少總給外界留下了一點 “痕跡”。

　　４月４日上午，陳墨匆匆赶到野鳴家，說：”我已作好了坐牢的准備，這次只有破釜沉舟了！”二人就如何處理第二期《野草》終于取得了共識，便又赶往陳墨家，徐坯、衛平也赶來了。几十年從紅色恐怖中熬過來的人，都能感受到在那种險惡環境中，正是”便衣”們跟蹤盯梢”大顯身手”的時候。為避免”一网打盡”，故我們決定分散郵寄第二期《野草》。由徐坯帶兩份往牛市口郵局，寄《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由明達帶三份往走馬街郵局，寄《人民文學》、《詩刊》、《作品》；由衛平帶兩份往新南門郵局，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由野鳴帶兩份往總局，寄《文匯報》、《上海文學》；由万一負責帶三份寄文化部、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等等。其余的第二期《野草》除分贈外，仍由王道榮帶回家中以饗上門求索者。

　　４月４日晚，第二期《野草》又在總府街牆上出現了，觀者如云。在《野草》上面，還張貼了一張剛剛問世的《公民報》，轉載了廣東省委書記的講話，北京民刊《燧石》上的詩，以及《野草》創刊號上的《南昌，我在呼喚》等。有人在《野草》上旁批：”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民族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是時候了，應該把昏官們赶走！”４月７日晚，徐坯、羅鶴、野鳴、衛平四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斗膽地往沙河電影院張貼第二期《野草》，頓時圍觀者眾，四人趁亂突圍，分路而走。

　　第二期《野草》震動了朝野，”但”九級浪”并沒有降臨。

　　開華說：他的一位友人將別人手抄的《野草》又轉抄了一遍并推荐給他。吳鴻說：他所在學校有同學手抄了第二期《野草》全部詩文。學甫說：他的老鄰居小魏將《野草》帶去工學院 (現成都科大)傳閱，引起極大反響。王道榮說：有人上門購買了三套《野草》寄上海。陳墨的一位友人龔捷說：他有一位朋友要求訂購全年的《野草》。另外。４月７日，署名 “清水”的讀者寄來了《星星－－致 (野草)》詩一首。４月８日，署名”《野草》讀者”寄來一信，希望 “注意策略，以利 《野草》生存”。同日，署名”楊富文”的讀者寄來一信，稱從湖南來，求寄《野草》。４月９日，署名”漫沱玲”的讀者來信索求 《野草》。同日，成都玉皇觀街一讀者來信索求《野草》。４月９日，魯連又寄來一組文稿《瑣議》。同日，署名 “漢魏華”的讀者又來一信，對第二期《野草》贊揚備至。４月１３日，署名 “白林”的兩位讀者寄來一信，稱贊《野草》。４月１３日，余勇又寄來一信，熱情歡呼第二期《野草》問世。４月１５日，外西羅家碾署名 “符建”的讀者來信贊譽 《野草》。４月１９日，署名 “鐘旭”的讀者來信，對《野草》大加贊賞

　　這一連串熱烈的反響，使《野草》同仁們長長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已忘了我們仍處在“四級浪”中！

　　４月８日下午，明達路過總府街，發現張貼的第二期 《野草》封底已被”有心人”揭走。

　　４月１１日有人去王道榮家密告：市委認為《野草》出了格，必須追究，必須取締。

　　我們蔑視了這些信號，并又著手第三期 《野草》的組稿工作。４月１４日晚在陳墨家，陳墨、王道榮、徐坯、野鳴審定了大部份稿件，決定第三期《野草》印發１００份。四月底前問世。

　　我們沒有及時發現：４月２０日，一只黑手編織著一張巨大的陰影，正悄悄地從我們的頭上籠罩下來。

　　混沌初開，宇宙洪荒。諾亞方舟真的是神話么？

　　　4.　黑云壓城

唐朝李賀《雁門太守行》詩云：”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宋朝王安石大惑不解，明朝時我四川老鄉楊升庵譏笑王安石 “宋老頭巾不知詩”。這段筆墨官司，豈能用一句”詩無達詁”了結。后人不管這是非，常將第一句作為”經典”來比喻處境險惡。

《野草》當時的處境即有些 “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４月２０日，市委書記在全市部、局、委領導干部會議上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說：”《野草》出了兩期，內容相當反動，攻擊毛主席是 ‘紅衣教主’，是 ‘死神’；對我們出現的暫時困難，給予惡毒的嘲笑；還要求人權；《野草》是反動刊物，必須向全市各級傳達清楚，要警惕；据初步調查了解，《野草》几個主要成員思想一貫反動”

　　就在同一天，陳墨開始刻寫第三期《野草》。這僅僅是一次”命中注定”的巧合，壓根儿沒有 “頂風作案”的意思。因為我們當時并不知道書記大人正在對《野草》進行宣判。令人后怕的不是這講話，而是兩天前 (即４月１８日)陳墨遭遇了一次威脅性的車禍。他下班回家途中，一輛小汽車猛地從他身后沖過來，陳墨的自行車當即“碎尸”几段，万幸他倒向另一邊脫險，小車揚塵而去。陳墨的車技堪稱一流，六十年代即能騎車彎腰拾起地上的硬幣，一車搭乘五人 (包括他騎車)等。因此汽車撞他絕非他的車技有問題。

“圣旨”一下，全市各單位，首先是各大專院校進行了緊急傳達，要人們對《野草》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受騙。老友蘭成當時正在成都大學讀書，听到傳達后即赶到陳墨家密告。老友樂加從省屬一家單位听到消息后立即告訴了徐坯。万一說，他去見了孫靜軒，孫說兩期 《野草》他都讀了，認為 “火太旺了，不策略，是不是安心進監獄”？孫還說，市委已給 《野草》定了性，并報告了省委，省委又報告了中央，還沒有批复下來。老友吳鴻說，他的朋友劉濱參加了省文聯召開座談 《野草》的會議，會上，多數人認為《野草》突破了一些框框，內容上雖有過激和出格的地方，但不能定為反動刊物云云。

　　《野草》第三期在各种消息的”高壓”下，緊張地進行著組稿、改稿和刻印工作。外界 “不信邪”的也大有人在。４月２３日，市公安局車監所署名”鄭建平”寄來１４首詩；４月２４日收 到成都無縫鋼管厂署名”高正輝”寄來的信和一首長詩；４月２５日，以”《野草》的忠實追隨者”自命的賴善成寄來一信，后又直赴王道榮家交詩稿，真有些”偏向虎山行”之概。四川日報社一位記者也去找王道榮，稱他很賞識《野草》，希望《野草》堅持辦下去。

　　《野草》還能堅持下去么？

　　５月１日，第三期《野草》刻印完畢，裝訂了６００余份。陳墨、王道榮敦促野鳴寫一份致成都市委的《野草編輯部聲明》， 野鳴認為這是 “狼和小羊”的游戲，即使我們學著小羊重复一万遍”我沒有罵你”也沒有用，因為 “狼”們還會找碴儿說你在下游污染了他上游的溪水，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野鳴還是寫了。陳墨讀后說：”你這實際是給市委的一份挑戰書”；徐坯建議刪去最后一段對市委”警告式”的句子；王道榮說：”你還認為現在是 ‘四級浪’么？你寫得這么激烈，是不是安心進監獄？”他把孫靜軒的話也用上了。”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野鳴重又寫了份語气 “溫柔”的函，并于當天寄給了市委。

　　５月２日，獲悉陳墨已被當局點名抓捕，王道榮、徐坯、野鳴當晚聚在陳墨家，緊急商討對策。一致決定：關閉聯絡處，王道榮暫去青白江躲避一段時間，不要回張家巷；轉移全部第三期《野草》，王道榮帶１０份，徐坯帶１０份，野鳴帶５０份，其余由陳墨全權處理，不得外泄一份；目前大家都不要碰面，以免牽連，等等。真有點風聲鶴唳了！

　　《野草》被扼殺了。但當年十六歲的白香山不這樣看，他吟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千一百九十余年后，我們還在低吟這樣的詩句，是社會的不幸，還是我們的不幸？ 　　陳墨說：”野草是卑賤者的比喻，但同時也是生命力的象征”，”縱然十字架倒在我們身上，也不能阻止和否定我們，因為我們深信，它將被我們蓬勃的生命的力所埋葬”。

－－摘自長篇紀實《南河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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