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各共產主義政權如多米諾骨牌，連鎖崩潰之后，西方原本就有的一個理論：“共產制度無法改革”，得到了證實。蘇聯和東歐的例子證明，共產制度即便改革也要亡，不改更要亡。但是為何世界上還剩下四個共產余孽呢？北韓、古巴的共產極權將變色，應該不會太久，至于越南和中國看上去還很興旺，似乎沒有衰敗動搖的跡象。原因無它，這兩個國家早已經“修”得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了，只不過挂羊頭賣狗肉，還抓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根“雞肋”當令箭，以便掌控權力而已。在此全世界自由民主意識高漲的時候，一個非民選、非民有和非民享的政府不抱緊一個意識形態作幌子，還真是無立錐之地。

中國共產党從1921年7月建党以來，走過了一條被壓、壓人，被殺、殺人的血跡斑斑的道路。從被國民党打壓圍剿的受害者的地位，一躍成為殘害人民、欺壓异族、威脅鄰國的怪胎。中共建國以來的五十年，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這是三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死亡人數，是任何戰亂和外患都難以比擬的殘酷和恐怖。這樣暴虐政權的衣缽傳人還統治著中國，專制獨裁的道統依舊駕馭整個社會。不獨為此，當前的共党掌門人胡溫稍稍表現出一點与前任領導有所不同的風格和作為時，什么胡哥、溫公、儀姐的阿諛奉承之詞都來了，可怜的中國人，盼青天大人都快盼瘋了。不放棄希望是生命賴以依存的泉源，但是非理性的盼望奇跡，只有讓人牽著鼻子待宰的命運。

沿著歷史的軌跡追朔到中共建党初期，不難看出它是一個以斗爭奪權為主軸，蔑視真理正義和生命的集團。中共一大召開時的13名核心人物中，總書記陳獨秀在几年之間就被扣上托派、反党、右傾机會主義者的帽子開除出党。文武雙全的首腦人物張國燾，為中共初期打天下立了汗馬功勞，領導工運、發動罷工，為中共組織了第一支武裝軍隊，解放軍由此誕生。他所領導的四方面軍兵力最強，能夠跟國軍的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對抗，真是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然而遭到毛澤東的嫉妒，指控他另立中央，借極左的王明斬了他的三個愛將。張國燾終于識破中共的險惡丑陋本質，當他1938年宣布退党時曾痛心地說：“這個共產党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斗的那個党了。”

文人王實味是中共最早的思想犯，他在党內的經歷最能凸顯這個党的狹隘、狠毒和卑劣以及最擅長使用的栽贓伎倆。王實味性格激烈，有文人的狂狷，他的英文功底不淺，1937年到達延安后于短短兩三年工夫把馬、恩、列的作品都翻譯成中文，貢獻不小。1942年他寫了一些雜文《野百合花》，批評了延安中共組織的官僚作風，也對中國的革命路線、民族問題提出跟党不一致的看法，并批評過斯大林。然而赶上延安整風，赶上毛澤東要殺雞儆猴，加上一些無恥的文人党員如陳伯達、艾青、范文瀾、丁玲等打落水狗，硬把思想問題提到政治層面上來，王實味被莫須有地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党探子、特務、反党五人集團成員。”經過長時間的精神折磨，1947年王終于被秘密處死。

王實味的冤案把中國知識分子和文人缺乏德性、智慧和勇气的本質，勾勒得一清二楚。大約科舉制度讓歷來知識分子都為了當官謀職而折腰，兩千年來當慣了權力的奴才，若是中不了舉，官當不成時，也要西望長安，作出忠君愛國，懮國懮民的模樣。毛澤東太清楚如何對付這些有軟骨病遺傳基因的文人了 — 恩威并施，威多于恩，一個人的膽被嚇破以后，就成了爛泥一灘，如何搓揉都可以。多少人被殺被關被辱之后，照樣哈巴狗儿一般爬到打它的主子腳下，搖尾乞怜。王實味的家人于1990年終于盼到了一份“平反”文件， 當公安人員向他們宣讀之后，王實味的儿子流下眼淚，說這是他們一家最快樂的一天！等待凶手來向你宣讀，他當初殺錯了你老子，現在恢复死人的“名譽”。這种絕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喜劇”，每日在上演，只是讓人笑不出來，也哭不出來。

反觀斯大林和蘇聯暴政下的知識分子，他們所受到的鎮壓、肅清和迫害絕不亞于中國的同行。不僅在斯大林時代，連六七十年代期間，蘇聯的政治犯也是動不動就送往西伯利亞，一去十几二十年，然而蘇聯的异議分子前仆后繼何其多也。大部分科學家和作家不但堅決拒絕跟政權合作，還設法把極權政治的恐怖、勞改營內的地獄景象，冒著生命危險向西方透露。最有創造性的是詩人N.Glazkov(1919-1979)，他發明了叫做“异地出版”（俄文Samizdat一詞，已經變成世界語言，指俄國的抗議和揭露暴政的文學）的方式，將透露蘇聯“家丑”的紀實文學想方設法在國外出版。B.Pasternak的《齊瓦戈醫生》首版在意大利出版，就是這种策略的成功，作者于1958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但更重要的是世界知道了鐵幕里的抗議聲音。

1964年A.Sinyavsky 和J. Daniel兩個青年詩人用筆名在西方出版了作品因而入獄。烏克蘭的記者作家V.Shevchenko于五十年代批評斯大林應對三十年代烏克蘭的大飢荒負責，指出是他亂推行集體農場而制造的人禍（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瘋狂和錯誤何其相似，中俄人民所受的磨難實可類比），他自然被投入獄中。A. Martchenko 是政治犯，他48歲的一生有19年在牢里度過，他因為坐牢而變成作家，把監獄的內情變成文字，讓世界知道。1986年他在獄中不堪折磨，絕食而死。至于索忍尼辛、沙哈諾夫、布羅斯基等有名的人學家和科學家就不用提了。蘇聯解體后，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從西伯利亞或外國返回家園，社會固然尊敬他們，但也沒有稱他們為英雄，這些人也不認為自己是精英，他們只是本分而平靜地享受自由，繼續返回本行本業。

再看中國的同行們，似乎從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布以來，文藝就注定了要為政治服務，文人科學家就都成為党的家奴了。從王實味的例子，一系列接下來的高饒事件，后來的胡風事件全是栽贓，也全是有一大堆無膽兼無骨的御用文人在那儿跟著牆倒眾人推，以為當了党的同謀，也就成了同志，腦袋可以保住。缺膽的人也缺腦，稍有一點判斷能力的人應該知道中共那條斗爭的“鐵的規律”是個回飛棒，總要砸回來，時間問題而已。像周揚之流后來一樣紛紛中箭落馬。“好死不如歹活”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所在。

痛苦的經驗在中國是沒有价值的，能忘就忘了，向前看吧。几代受過騙，遭過罪的中國人還是那么天真馴服，年輕一代的人忘了他們父母是當年鄧小平執行的反右運動的受害人，他們看到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改善，小鄧比老毛強，所以“小平，您好。”八九天安門運動時，少有人會相信這將會是一場血腥的收場。當湖南的三名教師把顏料砸上万惡之首毛澤東的挂像上的時候，不是警察，而是學生把他們糾送給公安。學生們打出的旗號中也有“擁護共產党”的字樣。這是一种天真的策略嗎？總之，讓人看了心寒，絕望。學生們的代表和血性青年跪在權力腳下，請求上大人開恩，听听小民們的一點儿謙卑的肺腑之言。這，應該是党五十年來的教育成功了，任你北大還是清華的精英，見到党的權威，先就自動趴下。真不知是“怎么樣的政府就有怎么樣的人民”，還是“怎么樣的人民就有怎么樣的政府”。

然而近年來由于電子网路的興起，不少网上作者表現了非凡的勇气，筆鋒直指政治社會上的陰暗面，向專制政權挑戰，常常令海外同行捏把冷汗，為他們的安危擔懮。同時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爭取自身權益的集團，從農民的抗稅、下崗工人的抗議、受騙股民走上街頭、法輪功集體練功、不堪受壓受辱的藏族僧尼進行示威，這些都是十年以前十分罕見的群體爭抗活動。雖然目前還看不出82歲的中國中產党有日薄西山的景象，但是蘇聯帝國的瓦解也沒有前兆，戈巴喬夫不是個改革派人物么？他的魄力和見識難道輸于胡溫？世人不也眼睜睜看它“樓塌了”嗎。向你們致敬，中國國內那些不向政權低頭的人們，不論你是民工、法輪工學員、寫作者、网路异見分子、少數民族，你們要看到希望，把中共那句謊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真話擲還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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