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最近，一艘挂著五星紅旗的中國漁船，在風浪和雷暴之中，在16艘日本海上防衛隊的艦艇包圍下，駛近太平洋中的釣魚台島。据說，這是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保釣活動人士第一次聯合舉行的行動，也是第一次使用中國漁船進行抗議。這次行動并未受到中共當局的阻撓，因此被認為是民間和官方在保釣問題上，第一次取得一致立場。

我對過份強烈的民族主義，一向敬而遠之。尤其是已故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曾經把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稱之為“五四運動”，這种言過其實的贊譽，更是見笑于世人。偉大的五四運動引進了民主和科學，而保釣運動仍然停留在古老的民族感情－－－“靖康恥，猶未雪”。

但保釣運動之所以引起我的關注，是由于1996年的陳毓祥之死事件。陳毓祥是“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1996年9月26日，他從保釣號船上跳下釣魚台附近水域，以游水方式宣示釣魚台屬于中國主權，由于不熟水性，不幸被波浪淹沒溺斃。

1993年我在香港做編輯時，曾經在一個新聞招待會上見過陳毓祥。當時他激昂慷慨地發表為中共辯護的言論，与整個會議的气氛格格不入。与會的一位香港朋友小聲告訴我，說此人是香港著名的“左仔”。于是，陳毓祥給我留下了印象。

然而，那么年輕、激昂的“左仔”為保釣獻出生命，使已經遙在北歐的我，不免產生几分傷感。陳毓祥去世后的棺材，覆蓋著中共贈送的五星紅旗，當時仍未接受香港的中共，借新華社之口給予他高度評价：“他是高舉五星紅旗而去的，－－－他是愛國烈士。”

然而，陳毓祥之死是值得的嗎？人的血肉之軀，親人無盡的哀痛，難道真的是一個“愛國烈士”名號就值了？在陳毓祥的激烈的愛國行動之后，還有什么其他的背景？台灣左派作家陳映真在《我不會忘記－－－悼念陳毓祥》一文中，毫不隱諱地道出：

“今天的釣運，截至今日，尤其是台灣，基本上右派抓了主導權。陳毓祥為什么在行動上急起直追，號召“不分左右先后”，團結保釣，最后縱身怒海，恐怕是深有感于當年保釣左翼歷史、政治和思潮的正當性和正統性，在二十五年后淪落逆轉的形勢，思有以力挽狂瀾所引發的悲劇吧。”

這就清楚地說明的，陳毓祥是要從台灣馬英九等保釣右派手中，奪回保釣左派的主導權，要爭一個正統和正當，所以不善游泳的他采取奮不顧身的行動，以致喪命。他因此被香港人譏諷為：為賺取政治本錢而舍身成仁。

這就更令筆者悲哀了。誠然，保釣運動牽涉到歷史遺留下來的國家主權問題，牽涉到民族大義、捕魚糾紛、石油藏量，它更与左右派權力之爭和國際政治風云有關。

保釣運動原本是一個純粹的學生運動，它于1970年興起于中國大陸之外的台港，以及江山遙隔的美歐。最初，投身保釣的大都是一些熱血青年，他們接受了傳統的民族精神教育，繼承了儒家的經世傳統，要一雪近現代的百年國恥，于是，一場保釣運動轟轟烈烈、如火如荼。

這像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傳奇。在自己創作的《保釣戰歌》里，保釣一代人高唱：“滾滾狂濤，東海之遙，屹立著一群美麗的小島。釣魚台英勇地俯視著太平洋，釣魚台捍衛著我們富饒的海疆。－－－怒吼吧，釣魚台！我們寸土必爭，誓死抵抗，我們要藐視那東洋的強盜。”

然而，任何一場純洁的學生運動都可能被人利用，前面提到的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就是利用年輕人的高手。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北京接見海外的保釣驍將，鼓勵他們像搞文革一樣搞保釣，使保釣運動分裂成左右兩派。當親共的保釣左派占优勢時，保釣運動就蛻變成“中國統一運動”，不少左派驍將，后來成為令人不屑的投共人士。

利用了海外保釣左派的中共，又無情地毀滅了保釣運動的理想。1972年9月，周恩來与日本政府達成共識，將釣魚島爭執擱置下來。左派占主流的保釣人士從此逐漸沉寂，接近曲終人散。后來在港台，雖然還陸續有保釣行動發生，但正如他們自己互相揭露的，在“為保衛祖國領土完整赴湯蹈火的義膽豪情”之下，一些不知“理想”為何物的俗人，打著政治算盤，在保釣這個做秀的歷史舞台上賣力演出。熱情赤誠的保釣人士，已經不多見了。

在海外曾鼓勵、挑唆保釣青年的中共，卻在中國大陸不斷打壓民間自發的保釣活動。1996年，當局阻止中國民間“保衛釣魚台聯合會”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并指他們的保釣行動干預中國的外交政策，破坏中、日關系。中共需要以妥協換取日本的投資和經濟利益。對于中共來說，既然中國許多固有疆域是歷代皇朝征伐侵占少數民族的領土而來，那么送出去一些也無妨。今天，當局突然又認大陸保釣行動為“愛國”了，看來他們又要借民間保釣行動和日本討价還价了。

筆者不喜歡太強調民族主義，但也不反對保釣。以我的性格，以我的祖輩被日本侵略者殘殺的家庭背景，如果當年我在海外，也可能會成為保釣隊伍中的一員。但是，一旦我投入保釣，我不認為找几只船去海上熱鬧跑一趟有什么真正的意義。作為納稅的中國公民，我得首先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質問中國政府：以中國強大的國力，為什么你們不能保衛本國領土？

一只只在大海上顛簸的保釣船，承載了太多的東西：三十余年保釣一代的青春和血淚，海外人士的家國之思和民族之恨，也承載了中國人丑陋的政治投机，以及政府之間肮臟的國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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