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兩幅歷史性畫面：

1972年2月21日，中共主席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顫顫萎萎的毛澤東和咧著嘴笑的尼克松會見的新聞照片和電影，頓時充斥全中國。共產中國與頭號反共國家美國為了對抗頭號共產國家蘇聯而結成了“準同盟”關係。

與此相對照，中國大地上卻觸目皆是“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及“打倒帝國主義”等典型的共產黨口號。無數對文革和共產黨不滿的思想犯們（張志新、遇羅克們）被殘害於暗夜之中。

2003年6月1日，中國新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參加了在法國舉行的由西方民主國家G8主導的會議，會見了美國總統布什。布什高度讚揚胡錦濤在抗薩斯時表現出的“堅強有力的領導”，給胡以相當的禮遇。北京也在外交上進一步向國際主流秩序靠攏，特別注意拉攏美國。

與此相對照，在中國國內，“新青年學會”成員、原北大學生楊子立、徐偉等四人卻因思想言論“罪”被判處八到十年監禁的重刑。對和平練功人士的鎮壓仍在進行，對國外信息向國內的流通仍然嚴密封鎖；而在官方控制的國內網絡上，對獨裁者薩達姆的讚揚，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仍然氣燄萬丈。

兩幅畫面雖然相隔31年，卻似曾相識。相似點何在？就是中國的外交與內政的方向南轅北轍，嚴重分裂。據說，中國已經“與時俱進”了。確實，當今中國沿海的高樓大廈與31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上述基本的政治景觀呢？卻在時間的流程中卻被“定格”了。

“進”在何處？

內政與外交取向分裂，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正常行為；同時，也不是一種可以持久運作的國家政策。

中共的上述“內外神經分裂”， 緣起於中共外交行為模式中的地緣政治因素逐步壓倒了意識形態因素。

所謂地緣政治因素，系指無論是誰當政，作為處在一定的地理與歷史淵源格局中的國家利益對外交的客觀要求。對中國而言，例如，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要求，對日本、俄國的某種平衡距離感，甚至一般地，還包括了中國（春秋戰國）傳統中和近代歐洲傳統中的均勢平衡原則等等，….這是一種長期性的因素。

所謂意識形態因素，指的是當代中國「國教」──共產主義──對外交方針的影響，是某種特殊歷史階段的現象。如，中共建政初期對蘇俄的「一邊倒」，參與韓戰、越戰，支援古巴和輸出革命等等。這是一種臨時性的因素。

在某種意義上，北京自1949年以來的外交史，就是這兩重因素的消漲起伏史。而總的趨勢是，地緣政治的因素增強，意識形態的因素減弱。應當看到，這兩方面經常是矛盾的，只有把北京外交政策中的這兩重因素剝離開來，使共產意識形態的因素消解於無形，才能使其外交更加接近中國的基本國家利益。

問題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常常成為歷史包袱，成為實施地緣政治外交的絆腳石。而且，更不妙的是，這種因素已成為現實條件的一部分，使主政者不得不考慮。

例如，就當前北韓核危機而言，雖然北京與北韓的隔膜已深，北京與南韓的實質關係早已超過與北韓的關係，而且從從地緣政治看，北韓的核武器已經構成了對中國的長遠威脅。但目前北京仍然對北韓有某種程度的公開撐腰。除了捨不得丟棄北韓這顆對付美國的籌碼外，從根源看，就是這種難以扔掉的歷史包袱所造成的。而這一杯歷史苦酒，正是北京自己長期釀造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是也。

這是中共內政與外交取向分裂所付的代價。

所以如此說的原因是，中共自從毛時代後期，即七十年代初與美國開始謀和後，外交與內政出現明顯的分裂。它必定要尋求某種解決。不是外交的現實主義方向戰勝內政的烏托邦極左方向，就是內政的極左方向戰勝外交的現實主義方向。因為內政和外交的嚴重分裂是不容長期存在的。

眾所周知，在毛垂命晚年那一輪外交與內政的競爭中，最後，是外交所象徵的路線戰勝了內政的路線，二者漸趨一致的結果，是總體上帶有現實主義實用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浮出歷史水面。即，在內政的經濟路向上，逐步走向世界資本主義、走向市場經濟。拋棄了毛的禍國殃民的公有制命令經濟方針，最後加入了WTO。於是，在內政（的經濟層面）上與外交方向逐步合流了。

這種方針，當然是比毛晚期的內外分裂的路線更符合中國的利益。

但是,鄧小平的外交與內政上大體一致的現實主義是很有限的。因為其基點是建立在維護其統治地位這一首要目標上的。即，它是維持權力第一，國家利益第二的。 因此，在內政的政治層面， 鄧並沒有對國際標準妥協。六四屠城就是其標誌。

今天的中國呢？當下外交與內政的分裂以及二者競爭的結果又將如何呢？江澤民先生那種“在外交上竭力要進入國際社會；在內政上又極力抗拒國際秩序”的分裂政策是否還行得通呢？

北京自己很清楚，“9.11”事件帶給它的非敵對國際環境的緩衝時間不可能是永久性的。而只要北京仍然堅持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則中國的潛在外交困境──從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阿富汗……的一個新月形包圍圈, 甚至9.11後還加上中亞(原蘇聯各)共和國以及加上俄國本身成為一個全封閉包圍圈—敵意的國際環境就總是在那裡的。如何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呢？

如果內政依舊,仍是極權的共產中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刺眼的異數, 無論其手腕多麼花梢,能夠真正進入國際主流社會嗎?

這裡就涉及到中國大陸新當政者在新世紀的選擇：是使內政服從外交，遵循國際秩序；還是使外交服從內政，對抗國際秩序？是內政向外交統一,還是外交向內政統一?

如果只是在外交技巧上運思，憚精竭慮，合縱連橫，盡管可能暫時得手。但從長遠來看，正是所謂“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

局外人其實看的很清楚：若實施政治改革, 即把東西方祖先在外交上的均勢制衡的智慧，吸納進內政的安排中，打破權力一元壟斷的局面，靠攏國際公認的價值體系和立國原則，與國際的主流政治秩序協調起來，反求諸己，向內用工夫，推動中國自身內政的全方位改革，達到內政修明，與世界體系融為一體。這才是一勞永逸的選擇。

“和外必先變內”。這是我們對北京新當局的忠告。中國內政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北京是否能被國際大家庭所接納的關鍵因素。

北京新當局想必知道，中國人的眼睛、國際社會的眼睛，都在注視著你們，監督著你們。眾目睽睽之下，何去何從？請中南海袞袞諸公，好自思之，好自為之。

在你們作出重大的決定之前，想想一位先知的箴言是明智的：

願意的，命運領著走。不願的，命運拖著走。

作者為《觀察》評論員

——《觀察》首發//guancha.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