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為了生存和活命，確切地講，為了讓我的這具為國因公雙殘的軀體的健康，得到應有的人道關懷和法律的正當保護，在歷經幾年的上訪申訴依然無果後，我不得不又抱病扶傷、冒著被肆虐於北京的「非典」侵襲的危險，於2003年4月20日從徐州啟程，再次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機關上訪。兩天的旅行，雖然毫無收獲，但是，在此期間的所見所聞卻令我耳目一新，感慨頗多，而且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的哥」調侃

看到北京人們談「典」色變的表情，我也不想做無謂的犧牲，讓自己的冤案石沈大海。於是，我準備將原訂一週的上訪改為2日。

出了火車站已是上午10點多鐘。憑經驗，此時無論到哪個部門去上訪，一定都排不上隊、掛不上號了。因此，我決定將上午的時間用來去看朋友。我找「的哥」問路。「的哥」說：「你要去的地方，附近沒有公交車，打的，十多元錢也就到了」。儘管「打的」是一件超奢侈，我還是狠狠心、破天荒地坐上了一輛每公里1元2角的夏利車。

司機40歲左右，很是健談。一上車，他就問我從哪裡來、要幹啥？我說是從江蘇徐州來上訪的。他吃驚地說我不像上訪，像幹部。我說：「過去曾是，但現在我冤深似海，比竇娥還冤，在本省本市找不到衙門口和清官，只好來北京。」他笑了笑說：「你還以為北京中央的官都管事。和下面一個熊樣！你沒看北京的『非典』，比他媽的伊拉克戰爭還厲害，可那個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還吹牛皮、說沒事！這和那個伊拉克的新聞部長薩哈夫有何區別！都他媽兵臨城下快要命了，還吹牛呢！老百姓都說，現在和明朝末年差不多了：當官的眼裡只認錢和權，下面發生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你說這多危險呀。」

我說：「我還以為僅是下面的官壞呢，沒想到京官也是官僚，難怪我上訪幾年都沒有解決問題。」

「的哥」說：「我這開出租的，掙錢不多，可哪裡人都見過，你只管問，只要他是中國人，講良心話，沒有幾個說他們那裡的官是好的。你說我們這些老百姓的納稅錢都養活他們幹什麼了？」說著說著，車子駛到了朋友家附近了。

吃閉門羹

從朋友處出來已是下午2點，我急忙找公交車到公安部去上訪。幾經轉車，我來到了位於米市大街的東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訪處。下了車，我忍受著傷腿的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信訪處門口，還沒走到大門口，就看到門前圍著一群背包提兜的上訪者。走近一看，大門已經緊閉。我問那群人：「現在幾點了，就關門？」一個男人抬手腕看看錶說：「3點40，3點鐘就關門了。」我說：「怎麼會關這麼早？」「他們怕死，怕『非典傳染』。」有人回答。還有人說：「他們告訴我們2個月後再來北京。這2個月不接待了。」聽了這些話，再望了望緊閉的鐵門，我只好拖著疲憊的身體往回走了。

排不上隊

次日上午，我從北京三環路的住處向市內趕，準備到國務院的信訪辦去上訪。幾經換車，來到了位於永定門游泳池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此時是上午10點，我在長長的上訪隊伍中排隊等待拿表。可還不到11點鐘，窗口就關上了。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喊道：「下班了，上午不接待了，下午學習。」人群頓時一片譁然，有的嘆息，有的責罵，有的面無表情，紛紛向後轉。我只得隨著人群往回走。這時，我突然想到朋友因為「非典」讓我儘快離京的勸告，便急忙到火車站，買到了當日返回的車票。

盲人集訪

買到車票吃完午飯，正為此次上訪無果而不甘心，突然想到中殘聯信訪處距離北京火車站很近，於是，我便徒步來到位於長安大戲院後面的中殘聯信訪處。剛到門口，我就見一群男女盲人，手拄枴杖，相互照顧著簇擁在大門旁。憑著過去自己當警察作信訪工作時的職業病，我主動上前問他們：「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人群中有的說：「是從河南開封來的。」有的說：「是從中牟市來的。」

我問他們為什麼來京上訪。來自開封市的一對盲人夫婦說：「我們都是喪失勞動能力的盲人。本地政府不但不給救濟，還給我們要農業稅。我們實在沒錢交稅。鄉村幹部就威脅我們，要扒我們的房子。我們到開封殘聯去找。他們不管。我們只好集體到北京上訪。」我說：「你們開封不是出包公的地方嗎？你們為什麼不去找現代包公？」他們說：「哎呀，現在哪還有包公，到處都是見利忘義的陳士美。」有一位來自中牟縣的女盲人說：「我被人打了，花了1千多元錢，因為打人的有關係，認識幹部，一分錢都不賠，還說告到哪都沒有用。」

聽了他們的控訴，我不禁十分惱怒，竟忘了自己也是個同他們一樣喪失工作能力的殘疾人、也是一個應受到社會關助的弱者，便向人群講：「雖然我也是告狀的，可你們比我還苦。來，我告訴你們《中央焦點》訪談的電話。你們向他們求助。」盲人一聽，紛紛靠過來。我告訴他們：「區號是010，號碼是62986298。」盲人們便爭相用盲文記了下來。

這時已近2點，我上去打門。一個人開門說：「今天下午學習，不接待。」我喊道：「你們看看這20多個盲人千里迢迢，冒著『非典』危險到這來上訪容易嗎？告訴你們領導，算你們行好積德，出來接待一下吧。」那個人看我態度堅決，語言懇切，便說：「等一會再說吧。」不一會，接待室的門果然打開了，一個年輕的工作人員手中拿著幾張表說：「你們先把表填上。」盲人們面面相覷，說：「我們不會填。」我說：「我幫你們填。」我接過登記表，分別把他們的姓名、案情填好交給工作人員，又要了一張表簡單寫上：「本人因公雙殘，急須治療，而無人過問。」也交給了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說：「你們都先回去吧。我們給你們當地領導聯繫。」我對盲人們說：「我先走了。請你們給我留個電話，日後我再問問你們的情況。」盲人們告訴了我以下幾個電話：0371-2116532找劉慶杰；0378-6557221找王三民；0378-6698184找李雙印，並異口同聲地說：「你真是個好人。」我起身與盲人們告別，向火車站走去。

勝利逃亡

當晚，我乘坐北京至徐州的2565次列車返回。候車室內人聲鼎沸。有幾個北京小青年喊著：「誰想先進站交10元錢跟我走。」其中有一個戴口罩當兵的和幾個人跟他們離開了候車室。上車後，看到大多數乘客都戴著口罩，我想到臨行前在和鮑彤先生電話告別時，曾經提醒我：「在火車上要注意，因為人群密集，空氣流通不好。」我很後悔沒買個口罩戴上。一夜無話，次日早上順利回到徐州。可萬萬沒想到，我一出站口竟然沒見到檢票的。原來從車上下來的乘客像洪水猛獸似地把檢票員嚇跑了。同我一起下車的二位乘客說：「早知如此，就不買票了。」

回到家裡，總算鬆了口氣，真有點劫後餘生之感。次日，我跟南京朋友樊百華通話時講了以上經歷。當我講到徐州火車站沒遇到檢票員時，百華竟然不相信，說：「怎麼可能呢？省委書記李源潮不正在徐州市檢查防範『非典』的工作嗎？他說，徐州是江蘇的北大門，一定要把好關。」我說：「我看到的是關口大開，可能是在唱空城計吧！」……（2003年5月1日）

──轉自《民主論壇》asiademo.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