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大紀元香港記者吳雪兒報道／／國內對資訊流通的控制非常嚴厲，輿論基本上都是由國家控制，而且不時進行網絡封鎖，最近更有網絡負責人黃琦被逮捕，成了最早由於在互聯網上發表政治觀點被逮捕的人士之一。前一陣子，SARS肆虐，世界多個國家受到牽連，跟一開始大陸隱瞞疫情很有關係。不過，耶魯大學金融系的終生教授陳志武指出，大陸若要有真正的經濟發展，就必須有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環境，至於大陸何時真正的尊重影響到十多億人民的知情權，只能夠拭目以待。

近年致力從事經濟研究，關心中國問題的陳志武認為，他判斷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義，不是看政府是否採用他的意見，他希望他的工作能讓更多人理解經濟、金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如何從經濟方面可以取得更多的回報；能夠讓更多年青人或年輕官員理解市場運作，他就會覺得自己很成功。

國有變私有是唯一出路

對於最近「上海首富」周正毅案件，陳志武分析，國有體制的問題，在金融行業會繼續存在，表現的形式就是官僚體系，官員掌握很多金融資源，這些官員的個人收入通常不是太高。另一方面，想要創業的企業家，需要拿到這些金融資源，更進一步大規模投資、創業，對這些企業家來說，潛在收益是非常高的，所以出現了周正毅這種案子。

陳志武認為，怎樣把這種問題克服？答案就是必須把掌握很多資源的國有企業、銀行和其他的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從國有變為私有，進一步民營化。民營化後責任和所有權都比較明確，自然會考慮自己的經濟利益，從經濟的角度來決定他們願意給誰貸款。所以民營化可以說是唯一的出路，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周正毅，兩個周正毅，三個周正毅。陳志武強調，單是經濟改革是不夠的，政治改革也必須同時進行，才能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推高到另一步。

陳教授指出，中國銀行的壞帳比率很高，但實際數字不清楚；壞帳的產生主要是：一、要執行中央政策性指令，給虧錢的國營企業貸款；二、是由於腐敗，不顧經濟上的利益，只顧個人關係，或受賄後的貸款等，都是導致壞帳的主要原因。

財富取決於資訊自由度

調查指出，國家的財富水平，跟其整個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是有很強的關係，資訊環境的好與不好，會決定金融市場發展的好與不好，金融市場發展得好與不好，又進一步決定這個國家財富的創造(wealth creation) 。財富創造和個人辦企業，辦企業後融資的環境(cooperate finance) 好與不好，即容不容易融資，取決於金融市場發展得好與不好。

陳志武強調，金融市場發展得愈好，企業會有更大的資金來源，資金的成本愈低，更有利於擴充業務，都是一環扣一環；表面上看資訊流通、新聞自由和營商機會各不相干，但其實資訊流通、新聞自由是社會和經濟的建基石。

他表示，資訊的流通愈不受阻，愈讓商人信任，在商業的交易上互相信任的程度就會上升，而信任程度上升後，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很多，不用花很多精力去調查商業伙伴的背景，使得本來很有可能發生的交易都做不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資訊流通是很基本的；沒有資訊自由會使得經濟增長發展不起來。

陳教授說，大陸這幾年的商業環境跟幾年前不同。大陸前些年跨地區的貿易不是太多，如廣東生產的產品只是在廣東銷售，黑龍江的人可能不知道；黑龍江的人用的東西都是當地製造。可是現在的大陸就不一樣，可能廣東生產了衣服，發行了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證券，可能被這間廣東公司的市場部推銷到黑龍江，或是新疆、上海，因此在生意上的伙伴會愈來愈多是沒有見過面的陌生人。在這種情況下，資訊不發達，對買賣雙方都不利，因此目前在國內資訊的流通比任何時候顯得更重要。

香港必須維持自由優勢

陳教授續說，大陸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是單靠發展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服務行業在大陸佔的比率只是27.5%，相當低，一百個國家裡面倒數第二最低。

陳志武指出，大陸有一個優勢，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使得勞工成本很低，但也有其弊處：法治不好，訊息的流通環境非常糟糕，整個社會的誠信也很糟糕，而沒有一個自由的媒體，對大陸來說是大大的不利。大陸的「制度資本」跟香港的「制度資本」正好相反。大陸要是發展金融市場、醫療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卻不具備資訊自由流通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發展的。所以現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在製造業方面，是不需要法治或資訊很流通的環境。

他說，當然在大陸這個環境下，法院不可靠，誠信又很低，資訊又很少。為了避免以後出問題要找法院或對方，所以在檢查貨品的質量時，本來只要一個小時就夠了，現在要花八個小時的時間，這就是法律不健全所帶來的困難；大陸就是利用大量的廉價勞工，使中國變成了製造業中心，走這一條路使大陸這麼多年來可以在經濟上增長得這麼快。

法治利服務業新科技發展

在七十到八十年代的香港、泰國、韓國、台灣也是依靠製造業，因為當時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現在這些地方都必要在服務行業以及新科技方面發展，尢其是愈是新科技，愈是需要有法治。

陳志武認為，如果大陸把制度做得好，它的經濟發展潛能就無可限量，現在大陸的服務行業只佔27.5%，主要還是在製造業方面。不過，根據香港、台灣、韓國的經驗，等大陸的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使平均家庭收入再不上升的時候，下一步服務行業肯定會發展起來。但中間的過程就需要「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把服務行業建立起來，法治概念的引入也是必需的，因為服務行業的產品如股票沒有實質形態。

陳志武續稱，金融服務本身的價值有多高，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法治好不好；對知識產權保護得好不好。譬如在中國某個地方開設一個證券交易公司或銀行，到底值多少錢，可能取決於這個生意做起來後，發展一個品牌、一個信譽。金融公司誰都可以去開，花了很多功夫去經營，能否給投資者創造很多的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社會是不是對那個知識產權看得很重。

重視知識產權促投資

他舉例說，香港的匯豐銀行，總共價值假如說是一億，這一億裡面很大部份的價值是因為它是「匯豐」，「匯豐」這個品牌代表一個很高價值，但卻是無形的東西──知識產權，單是這個名字就會帶來很多生意。若在法治不好的國家如中國大陸，這個匯豐銀行可能花好多年的時間把這個品牌建立起來了，別人給這個品牌稍為變一點點如叫「小匯豐」，變相盜用品牌。最後，「匯豐」生意沒有辦法發展起來。

在先進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很重要，企業都花很多金錢在廣告上，把品牌建立起來。若果那個地方容許盜用情況的出現，那麼商家也不會花太多的錢去建立品牌，最後使得業界發展不起來。

陳教授認為，內地的經濟增長已經走到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大陸在法治和資訊流通不好的環境之下，靠低微的製造業來發展做得很好，但經濟若要繼續發展，金融服務行業必須要有進一步發展。那是因為要經濟繼續發展就要有新的生意，或擴張現有的生意，兩者都需要注入新的資金，外資是一部份，但中國有千千萬萬小的和中等的企業，不一定有外資。那麼資金從哪裡來？大陸老百姓的儲蓄很多，他說，儲蓄率是兩成，在世界上算很高。

他說，另一方面，新的和現有的生意需要資金，如何把這兩方面拉在一起，中間就需要金融市場。服務行業的商機很多，但是要發展金融業，就需要一個有利的制度環境：資訊自由流通、誠信、可靠的法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