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憶帆加州采訪報道/《爭鳴》雜志1977年在香港創刊﹐2002年底創辦人溫輝(火軍)先生與各界人士在美國東西兩岸分別舉行了創刊25年慶祝活動。今年初﹐溫輝先生在美國加州逗留期間接受了大紀元記者采訪﹐談了他的個人經歷以及《爭鳴》雜志25年所走過的風風雨雨。

溫先生1921年出生于廣州，后移居香港，一直在《文匯報》這家共產党在香港的報紙任編輯、主任。25年前，告別了共產党，創辦了《爭鳴》雜志，專門揭露中共的黑暗內幕。

溫先生說，“我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党好感是因為對舊社會不滿。國民党統治下的中國，依我所見，是一個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自從接触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應該有一個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當時只有共產党大張旗鼓的宣傳它們要改造社會，推翻國民党的統治，要使這個社會變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個主張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參加了共產党的地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后來被調到《文匯報》，25年來一直跟著党走，開始沒發現什么，一直到文革時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

溫先生說，“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廣州，在那里碰到一個石油工人。他對我說，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個國家，使它的政權有所改變。這句話一直以來成了我精神上的壓力。這是從公眾、人民的方面來考慮，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前25年我一直在共產党的戰車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想如果創辦一個雜志，以此表達人民的聲音和意愿，使得極權制度能夠改變，那么我的心里會比較舒服。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辦了《爭鳴》。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樣的25年。”

以下是大紀元採訪紀要之二。

記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還是個畫家，有很多的畫作，您多畫些什么？

溫：小時候就迷上了畫畫，上了共產党的戰車后繼續畫，那時候是畫漫畫，大概畫了一千多張，每天都畫，每天都發表。我手上也有些許權，可以隨時發表。那是25年前的事了。宣傳共產党的我沒有畫過，反美的漫畫常畫，不光在《文匯報》，所有左派的報刊都發表過我的反美畫作。

記者：為什么你有那么強烈的反美情緒？

溫：因為相信毛澤東，相信毛選。毛有一條很堅定的概念，就是反對美帝國主義，這其實是一种爭霸的思想。他有很大的志向，要和世界上的超級大國蘇聯、美國爭霸。馬克思、恩格斯所寫的《共產党宣言》當時很鼓舞我，“我們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 最后一句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而要創造新世界，美帝是一個很大的阻礙，如果要創造新世界，就一定要反美，當時的邏輯是這樣的。后來才越來越感覺，美國是一個保衛世界民主、和平的國家，現在如果誰對我說美國實行霸權主義，我會說，是的，你可以說美國是一個世界警察，但幸虧有了這個世界警察，不然就是共產党所說的“全球一片紅”了。你是希望 “全球一片紅”， 還是希望雖然有一個世界警察，但這個警察正在保護著人類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你的選擇是什么？我會這樣對他們說。

告別了共產党之后，我的畫也全然不同了。主要表現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有感于人生的道路，人生就是應該与邪惡勢力，腥風惡雨搏斗，這部分的畫表面上看像是純粹的風景畫，人物不多。另一方面是直接表現共產主義的沒落。

毛澤東有句明言：“与天斗其樂無窮，与地斗其樂無窮，与人斗其樂無窮。”這可是偉大領袖的語錄，很有點道理。他斗劉少奇，斗很多人，殘害人民其樂無窮，我們斗這樣一些殘害人民的人也是其樂無窮。

我畫過德國的柏林牆，89年我到那里親手鑿過柏林牆；畫過捷克的布拉格……；畫過羅馬里亞的“革命廣場”，當時的獨裁者齊奧塞司庫曾在那個大廈上對著著几十万民眾宣稱他們一定會胜利，后來就在這個廣場被推下來，這個廣場后來被稱為“革命廣場”；也畫過蘇聯變成俄羅斯那一刻。當時很有趣，葉利欽上台的時候很多人不了解但卻擁護他，當時我在莫斯科，參加了一個擁護葉利欽，反對共產主義的游行。我很少出現在《爭鳴》的封面，但那次我上封面了，和那些示威游行的人拉起手風琴一起唱歌，因為他們唱的歌剛好我也會唱。更有趣的是這個示威還沒有完，另外一個示威隊伍就來了，那是一個支持共產党，歌頌斯大林和列宁的游行示威。都是那些蘇聯的老党員，很老了，失去了權利。那一幕后來就构成我的一幅畫：莫斯科的紅場上，有小貓三、兩只，高舉著斯大林的頭像，要求保持過去的共產党專政的政權。那幅畫就是反映當時的現實。

我作畫預示過香港回歸后的變質，所有的法院上面那尊護法女神塑像，她手里拿著那把代表法律公正的天平自從共產党來了之后被泡在水中，被淹沒了。

我還畫過中共殘暴地鎮壓了六四天安門和平的學生運動，就象一只凶狠的鷹抓住了一只鴿子。這是一個顛倒，他們稱學生是反革命暴亂。畫的下面告訴讀者不要把這幅畫倒過來看。妙的是香港報紙居然把它倒著印刷，大概是排版坊的工人覺得沒有理由倒過來，應該倒著看才合乎情理。

最有趣的是香港回歸前夕我在香港的一次個人畫展，整個畫展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幅畫。這一幅畫寬12尺，上面是全世界歷來最突出、主要，人所共知的一百個暴君、獨裁者，有希特勒，秦始皇、斯大林……畫的題目是“地下歡迎會”。這些人在開歡迎會，他們在歡迎誰？那個人就是我要揭露和刻畫的，但他沒在畫中出現。畫中的人物都在往這邊看？似乎在恭候著一個人，而這個人正在拾階而下。畫的題字是“歡迎你！1976年9月9日”。七六年九月九日是毛的死日，死了之后他就下地下，于是地下這幫人為他開了個歡迎會，暗喻毛就是暴君。這畫曾在很多地方展覽，在法國、紐約的几個地方、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三藩市都展出過。

香港回歸前我用它在香港作過一次試驗展。之前香港各大出版社均用彩色專頁印刷廣告，大肆宣傳。開幕的那天很妙，畫還沒挂上，香港的傳媒都到了，有中國的，有外國的，來干什么？來看我的這幅畫？當然不是僅僅來看這張畫，是來看這幅畫的遭遇的。因為當時共產党在香港的勢力已經很厲害，曾經有一部寫紅衛兵的電影，共產党一聲令下不許放映，香港政府馬上遵命禁止上映。當時大家都感覺這幅畫屬于被禁之列，不可能展出的，展不出就有新聞，所以都來齊了，訪問的，照相的，攝像机當然比現在這里多得多，而我在其中儼然像一個明星，心里特別好笑。誰知畫挂上之后平平安安，一個外國記者甚至在那蹲了2個多小時，結果徒勞無功走了，那是97之前，97后我离開了香港。

記者：在您剛才的那幅畫里毛澤東是個暴君，文革之后几十年的一系列運動是否都因為當時有一個殘暴的君主？如今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接替了江澤民，你是否覺得中國會有希望，前途會比較光明？

溫：這個問題使我想起剛才談到的自己的思想變化，正好是我要補充的。“四人幫”或者“五人幫”倒台的時候我很歡喜，但很快我就發現了問題，換了人，不換制度是沒有用的。這“四個”下來了，還會有另外“四個”上去。這個極權、共產党一党專政的制度一天不倒，國家不會有很大變化。所以我在《爭鳴》創刊不久就寫了篇“不能依靠包青天”的文章。后來朱鎔基，“朱青天”要上來，我并不覺得是怎么一回事，因為由不得你，不論誰上來，這個制度都要制約著你。

至于胡錦濤上台后會如何？應該分兩方面講。一方面，目前權力最尖頂的政治局常委會的控制權實際上仍然掌握在江澤民一幫人，也就是“江家班”的手里。江家班中最突出的是曾慶紅，他本來連政治局都進不了，居然能夠把他捧到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見江在党內高層還有一定能量。在這個由江澤民或者江澤民加曾慶紅操縱的最高權力中心下面，中國能否在近期發生很大的變化？我看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還牽涉到胡錦濤自己。即使胡錦濤是個明君，是個要求開放，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也得經過一個積蓄力量、團結力量、鋪開自己的階段，展開一場很險惡的斗爭，這都要時間，在一段時間內很難有所作為。而現在胡到底是一個怎么樣的角色呢？我在紐約這么說，在三藩市也這么說，我們要听其言，觀其行。我們希望他是這樣，但愿他不會因為制度的制約，而走向我們希望的反面？目前看來有些跡象似乎不錯。最新的一個跡象是《南方周末》登了全國的十個風云人物，胡錦濤是第十一個，十加一。這馬上招致中宣部的壓制。這似乎給了我們一個關于胡錦濤的信息，說明胡并不是在舒舒服服的鋪開他的政策。這個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還要研究。但我很相信另外一個信息，就是江家班正在搞一個陰謀，要在大陸、香港、美國、加拿大、澳洲、世界的傳媒，凡是中共黑手所能及的地方，散布胡錦濤無德無才，遠遠不如江澤民。所有胡的作為，對的都是江澤民步置下來的，不對的都是胡錦濤的責任。這是一個倒胡的陰謀。我在美國，那邊听到大陸的這個消息，這邊果然這些言論已經傳到我耳朵了，說胡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說胡不可靠，散布關于胡負面的東西。

從此也可以看到党內的斗爭很激烈。如果江很輕易就可打贏一場倒胡的戰爭，他就不需要搞這么多名堂，現在他搞得那么复雜，證明他的對手也很有力量，所以除了明的一手外，還要有暗的一手。《南方周末》是明的，散布言論卻是暗的。這似乎給了我們一些希望。但我認為希望歸希望，要看實際。有种說法是換人沒有用，一定要換制度，這很對，但制度也是要人去換的。所謂“人”，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中共中央內部，中南海的人，另一個層次是廣大的人民，這兩個方面的力量能夠結合起來就很有希望了。問題是上面有組織的力量究竟如何？下面無組織狀態的力量能否走向一個有組織的狀態？

記者：關于江澤民執政這十三年您有什么評价？

溫：江澤民可是個“很偉大”的領袖。他可以在國王面前梳頭，可以隨便掀起音樂大師莫扎特的鋼琴，那是人家奧地利的國寶，他居然可以揭開琴蓋就彈奏；最近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居然与兩個美國人一起唱“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居然在大庭廣眾与外國人一起唱情歌。那首歌的中文大意是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我們在談情說愛。他确實偉大，這樣的國家領袖，這樣的前任總書記，是歷史上沒有的，是看不到的，將來為他寫傳記的人應該好好地寫上這一筆。江是一個什么人，是個小人，只有小人才會有這樣的表演。江是個野心家，野心很大，我曾經把他和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比較，他的心態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心態。一方面野心大，一方面要讓人家相信他不但高高在上，而且無所不能，懂音樂，懂拉二胡，會唱情歌，會梳頭，什么都懂……他的心態是自然發出的，制止不了的，即使他旁邊有個秘書說，你不要梳頭，人家國王在這里，他還是要梳的。他的表演欲、表現欲，從心理學分析就是一個大野心家的所為。

江澤民沿用了鄧小平留下來的所謂改革開放。我加了“所謂”兩個字，因為那不是真正的改革，只不過是引用某些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模式，變成中國經濟運行的一部分，其它沒有改革，政治改革根本就談不上。他們整天說的政治改革實質上只是行政改革，即使這個行政改革也是很低水平的改革。當然鄧的改革也确實使經濟出現了一种新局面，使一部分人的生活有所提高。江澤民繼承這些，其實當初他是反對的，他比鄧小平更左，鄧當初把他搬來北京的時候，他應該跟著鄧的路線走，可是他曾經反過鄧小平。所以才有鄧的“南巡講話”，“南巡講話”是針對江澤民的，教訓他不要搞左，雖然鄧自己也左。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

當時李鵬他們不服江澤民，然后才有鄧小平那句“不要不服，要服，要服江澤民。”鄧一方面打了江澤民一下，另一方面又安撫了其他人一把。如果說江澤民曾經作過什么似乎對中國經濟有好處的事情的話，那是鄧小平路線的延續。一句話，就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江澤民時代”，這十三年如果中國有什么改變，那也不是江的功勞，只是“后鄧小平時代”。他有什么創新？沒有。“三個代表”根本不成為理論，是廢話、笑話。所以得不到支持。我估計90％的干部都覺得所謂的“三個代表”只是一個笑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