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憶帆加州采訪報道/《爭鳴》雜志1977年在香港創刊﹐2002年底創辦人溫輝(火軍)先生與各界人士在美國東西兩岸分別舉行了創刊25年慶祝活動。今年初﹐溫輝先生在美國加州逗留期間接受了大紀元記者采訪﹐談了他的個人經歷以及《爭鳴》雜志25年所走過的風風雨雨。

溫輝先生1921年出生于廣州，后移居香港，一直在《文匯報》這家共產党在香港的報紙任編輯、主任。25年前，告別了共產党，創辦了《爭鳴》雜志，專門揭露中共的黑暗內幕。

溫輝說，“我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党好感是因為對舊社會不滿。國民党統治下的中國，依我所見，是一個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自從接触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應該有一個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當時只有共產党大張旗鼓的宣傳它們要改造社會，推翻國民党的統治，要使這個社會變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個主張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參加了共產党的地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后來被調到《文匯報》，25年來一直跟著党走，開始沒發現什么，一直到文革時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

溫輝說，“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廣州，在那里碰到一個石油工人。他對我說，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個國家，使它的政權有所改變。這句話一直以來成了我精神上的壓力。這是從公眾、人民的方面來考慮，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前25年我一直在共產党的戰車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想如果創辦一個雜志，以此表達人民的聲音和意愿，使得極權制度能夠改變，那么我的心里會比較舒服。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辦了《爭鳴》。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樣的25年。”

以下是大紀元採訪紀要之一。

記者：《爭鳴》雜志一直非常成功，很受國內外華人的歡迎，剛剛又慶祝了它的創刊25周年。《爭鳴》雜志是溫輝先生在25年前一手創辦的。25年前到底是什么驅使你創辦這份雜志的？

溫：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我為一家共產党的報紙寫了篇社論，我寫到“四人幫倒台后，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我那時想，如果這篇社論和這句話可以原文照登的話，我會考慮繼續寫下去，如果這篇社論或這句話被刪掉，以后我就不會再寫了。果然，這篇文章出來時這句話被刪掉了。正是這种對言論的管轄和控制，使我萌發了應該有一份報刊或雜志，讓那些被扼殺了的聲音可以自由地傳達出來的念頭。

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廣州，在那里碰到一個石油工人。他對我說，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個國家，使它的政權有所改變。這句話一直以來成了我精神上的壓力。這是從公眾、人民的方面來考慮，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前25年我一直在共產党的戰車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想如果創辦一個雜志，以此表達人民的聲音和意愿，使得極權制度能夠改變，那么我的心里會比較舒服。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辦了《爭鳴》。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樣的25年。

記者：溫先生精神飽滿，斗志昂揚，一點都看不出來已經是81歲高齡的人了。這是否与你一直以來的追求有關？

溫：我想是有關的。我經常跟朋友說笑話，你們要想年輕，不需要買什么美容品，不需要涂脂抹粉。看看共產党的罪惡，喚起你的斗志和正義感，從而投身，或者至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事業，你肯定會年輕些的。

記者：25年是一段很長的日子，這么長的時間你都在為共產党宣傳寫作，后來怎么會有如此大的轉變，轉而在《爭鳴》寫作，專門揭露共產党的黑暗？

溫：我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党好感是因為對舊社會不滿。國民党統治下的中國，依我所見，是一個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自從接触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應該有一個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當時只有共產党大張旗鼓的宣傳它們要改造社會，推翻國民党的統治，要使這個社會變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個主張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參加了共產党的地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后來被調到《文匯報》，25年來一直跟著党走，開始沒發現什么，一直到文革時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

從微觀的角度，我看到那些共產党人，特別是我身邊的人的言談舉止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一個個吹捧、拍馬屁、搞小動作。甚至那些很資深的共產党員，作風非常坏。從宏觀的角度，我看到這個党的政權，所有的思想作風、政治行為都違法了人民性。如果說共產党當初的路是對的，它已經逐漸逐漸走入了斜路。不是從文革后開始的，其實從建党后不久就入了邪。毛澤東是個暴君，党內的斗爭不斷，總書記一個一個倒台，一個一個換。林彪葬身于溫都爾汗是我思想的一個轉捩點。林彪是毛的親密戰友，紅寶書舉得最高，毛与他的斗爭是共產党几十年來党內斗爭史的一頁，而這一頁很明顯、突出地表現了共產党內部的矛盾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造成文革的禍害不但是四人幫，其實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于是在文革后期我漸漸否定了過去自己對共產党的尊崇，取而代之的是對這個党的怀疑和厭惡。這個曾經要改造舊社會，創建人民的國家的政党，變成了一個反人民的党，一個高高在上，統治人民的政党。共產党說法輪功是“邪教”，其實共產党自己才是邪教。我覺悟得很晚，真可以稱得上是后知后覺中的后知后覺。

毛死后不久，我曾寫了篇“評毛才能前進”的文章在《爭鳴》連載。那是77年，毛是76年死的。當時說這种話是犯天條的，因為鄧小平絕不允許評毛。記得這篇專論出來后招來了風風雨雨。當時港澳辦的頭頭廖承志通過他的秘書對我說，毛是不能批評的。這反映了整個共產党高層關于毛是不能碰的意志。而它恰恰与我的觀點相反。我覺得他們完全站在了一個錯誤的立場上，是為了保住共產党，保住他們的政權。毛澤東是他們的神，要是他們的神保不住的話，共產党就沒有了，它的政權就動搖了。由此可見共產党人，特別是共產党高層，全都出于自己的私利，不是公心。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時刻想著人民，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

記者：這与你當初的追求很不相同？

溫：完全是兩碼事。

《爭鳴》一出世就与中共有很大的沖突。因為當時很震撼，沒有一家雜志、報紙能象《爭鳴》那樣，營業額從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一万一直上，期期增加。尤其是后來我們還增辦了《爭鳴日報》。他們很害怕，又收買又打壓。開始是用金錢、名譽、地位收買，收買不了就打壓，我過羅湖橋就要抓我，還有很多威脅到生命的恐怖事情，比恐怖主義更恐怖。但這些對我們都沒有用，他們動不了我們。共產党要左右我。党憑什么左右我？你以為《爭鳴》是党刊？它不是党刊！從這就看出它們是邪的，我們是正的。盡管壓力很大，我們始終堅信邪不胜正，所以不理睬他們。后來許家屯給他的接班人留下了這么一句話，說在香港有兩個人最難搞，其中一個姓溫。

二十多年來，除了最初的兩年，《爭鳴》一直是香港銷路最高的雜志，不是与那些八卦雜志比，是与嚴肅的雜志比，在八個國家都有訂戶。我們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們，使我們不會象其它團體那樣受到經濟上、政治上、甚至人身上的迫害，至少我們排除了一樣限制，那就是經濟上的限制。所以我說有兩個上帝，《爭鳴》真正的上帝是人民、是讀者。

記者：國內有很多人看《爭鳴》，非常出名。同時又有很多人覺得奇怪：《爭鳴》的內幕消息是怎么得到的？似乎《爭鳴》的記者遍布全國，特別是中南海的很多內幕消息都得到報導。

溫：這反映出愿意為我們執筆，提供各种材料的朋友确實很多，很多。所以來自各方面的信息量很大。經過編輯、整理發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不一定出版。共產党對此最為害怕，不光是因為真相被揭露了出來，還因為他們意識到國內有一批人在為《爭鳴》提供信息，支持《爭鳴》。正如你剛才提到的，讀者在琢磨那些消息從何而來？他們也在琢磨消息是誰提供的？他們不斷有內部的斗爭，是不是對方的人提供的？姓陳的？姓王的？還是姓陸的？一句話，就是支持我們的朋友很多，所以我們的信息源源不斷。

記者：有沒有人因為支持你們，不受中共高層喜歡而受到懲罰？

溫：有。公開的有，暗中的也有。廣州有一位朋友因為向我們提供了一些“保密資料”被判了12年徒刑。所謂的“保密資料”，是鄧小平關于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的講話。三中全會之后在西單牆曾出現了一張對鄧小平質疑的大字報，促成鄧發表了那個講話，講話的中心點就是四個堅持。其實這篇講話當時已經傳達到了全國下層的干部，隔了一兩天，另外一個參加了廣東省政協會議的朋友也送來了鄧小平講話全文的印刷本，證明講話已經公開了，已經印刷成文了，但居然就是因為這個拉人、判刑、坐牢。后來我們才知道，主要不是因為這個人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他是很冤枉的，其實主要針對的是我。因為鄧的講話發表不久，82年我寫了篇“評四個堅持”，實質上就是反“四個堅持”，在《爭鳴》連載，那是和鄧對著干的。當時鄧是最權威的，我這個小人物居然弄刀弄槍使得他十分惱怒，馬上就定《爭鳴》為反動雜志，把那個給我們提供“講話”的朋友抓進牢里。

這是公開的，還有很多懲罰是不公開的。中國新聞社的一個主任加入了《爭鳴》雜志當編輯，當時他的家人仍在北京，他要回去安排家人，希望把家人都帶來香港。他硬著頭皮經由深圳海關進去，但結果很糟。他們讓他進去，但要接受他們的條件，給他們提供情報。這個編輯以為隨便編點情況就可以應付過去，誰知事情卻沒完沒了。安排好了家人之后，共產党控制了他，不斷地找他，要他去匯報。這個同事很害怕，不敢繼續在《爭鳴》留任，但換了工作之后壓力還是很重，本來他血壓就高，后來就更高了，之后在一樁不測中把性命給丟了，這件事情說起來都很凄涼。

記者：很多人認為批評中共，尤其是揭露中共的內幕是不愛國，您怎么看？

溫：問題是這個國是個什么國？共產党的宣傳混淆了“國”与“党”兩個概念，弄得國等于党，党等于國了。在它的意識形態里，愛國就要愛党，不愛党就是不愛國，使得人民很迷惑，不知道什么叫做愛國。其實很簡單，國家應該是人民的，愛國應該是愛我們國家的文化、优良的傳統，愛我們的人民，特別是愛人民。如果离開了愛人民，就無所謂愛國了。而共產党恰恰是不愛人民，所以如果你真愛國，你不但不應該愛共產党，既然它把人民放在它的對立面，我們就應該把它放在人民的對立面。

記者：最近很多人關注香港“二十三條”的立法，“二十三條”立法是否針對《爭鳴》的？

溫：“二十三條”廣義上是針對香港的自由、人權，窄義上是針對新聞、言論、信息流通的自由。《爭鳴》既然致力于信息流通和言論自由，對立性肯定是十分強烈的，因此有人說 “二十三條” 是針對《爭鳴》來的。我覺得未必，我覺得“二十三條”的立法重點是針對傳媒的。

記者：“二十三條”如果得以立法，你覺得《爭鳴》是否會受到影響？

溫：這不是可以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所能考慮的是在這個局面，這么大的壓力下我們應該怎么做？我曾經說過“以不變應万變”，這是真的。我們的一切都不會變。我們的立場不變，觀點不變，我們會始終如一地提供給讀者各种信息、各种言論、各种對共產党、共產主義、共產党目前這個政權所犯罪行的批評和批判，這些絕對不變。我們不變，那么視我們為仇敵的共產党會怎么做呢？這點我們無法預計。

記者：听說《爭鳴》有個很明确的目標，連具體什么時間關門都定好了？

溫：《爭鳴》的存在就是為了揭露和批判。我在紐約慶祝《爭鳴》創刊二十周年的典禮上說過這么一句話，這句話到目前還很适用。我說，只要共產党的極權制度關門，我們馬上就關門。它今天關門，我們至多比它晚一個小時就關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