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陳陽﹑謝宛均報導/凌鋒﹐原名林保華。出生於重慶﹐隨即到了印尼。中小學期間就接觸了中共地下黨的教育﹐因此17歲時即回到北京讀書﹐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中國大陸期間﹐凌鋒經歷了從“反右”開始到以後文革的全部政治運動﹐接受了中共可貴的再教育﹐終於對中共有了深刻認識﹐遂於1976年8月毛澤東逝世前夕義無反顧離開中國大陸移居香港。1997年6月28日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前夕﹐凌鋒因為珍惜自由和人權而不願意再接受中共的獨裁統治﹐也因為根本不信任中共所許下的各項承諾而離開香港移居美國。凌鋒現為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和大紀元新聞網專欄作家等﹐勤于耕筆，在海內外影響廣泛。
六四14週年前夕﹐凌鋒接受大紀元採訪﹐談論六四﹑江澤民與訴江案。以下為訪談紀要。
凌鋒：我在香港那時是感同身受。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若干年以後中國要收回香港，等於說在北京發生任何事情，將來也可能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六四這個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夠改變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民眾、學生意見，這樣子的話，將來北京收回以後香港就會覺得安全一點，比較太平一點，大家之間的差距就會少一點。所以當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抱著這個心理。你講難聽一點就是說為了我們自己香港的利益；講好聽一點，中國民主運動能夠成功，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們當時抱著這個態度。同樣的，我對中國也是缺乏信任，我覺得隨時可能會鎮壓。所以當時，就是4月15號，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中午飲茶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就來通知我們，胡耀邦去世了。當時我們，我是跟張五常教授在一起，就估計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國可能會出事。所以張教授就立刻打電話給方勵之，張五常就關照方勵之，中國出什麼事，你都不要出來，你一出來，他們可能就要抓你。這是4月15號胡耀邦去世那天我們估計到的會出什麼事。4月15號那天以後，我就沒有再進中國大陸，因為我知道我寫中國大陸很多問題，隨時他們可以抓我什麼反革命煽動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進去，你要抓我也沒辦法抓。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事情，絕對不會有什麼很好的結果，但是我沒有想到結果會是這樣子用機關槍、坦克來收拾。我原來想可能最後壓平了以後，把幾個為首的抓起來，但是沒想到居然是用這種武力方式的鎮壓，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所謂改革開放，他只是要錢，要錢來鞏固他統治，其他的對不起，還是照舊，共產黨那一套。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近出的一本新書《告別江澤民》，對江澤民在六四中間所起的作用，扮演什麼角色?
凌鋒：江澤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兩個角色吧：第一個他帶頭把那個鼓吹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封殺，因為他當時是上海市市委書記，把那個封殺了，意思就是很明顯，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對的一方，對這個學生的民主運動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也正因為他這樣子的一種作法，得到中共高層的賞識，不是高層，是元老，得到這些元老的賞識；當然，也還因為他以前一直很會拍馬屁，當時陳雲啦，李先念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很會奉承他們，所以當趙紫陽位子已經不穩以後，因為他們知道趙紫陽當時比較是在同情學生這一邊，他們馬上把江澤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參與以後鎮壓的決策，所以後來六四的鎮壓，包括開槍，我相信江澤民在裡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那時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鵬，江澤民在二線，我想這個也是鄧小平老謀深算，他讓這個李鵬出來做壞人而保留江澤民，鎮壓完了讓江澤民出來，群眾的抵觸情緒、抗拒情緒就會相對比較小，覺得江澤民可能會比李鵬好一些吧，因為他可能沒有直接參與這種屠殺，這樣子對穩定比較有好處。但是後來江澤民的表現，一個他堅決不肯為六四平反，一直認為這鐵定不能動，相信就是他對六四的鎮壓捲入也是比較深的。第二個，就是鎮壓法輪功，他有血債。他能夠鎮壓法輪功，說明他當年六四肯定也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鎮壓對他來講，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鎮壓，六四學生也是這樣，你法輪功信徒也是這樣子。要不然鎮壓法輪功是個大問題，你要做出個大的行動以前應該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很長的時間來考慮。但是江澤民很快就在425以後，也就是到7月份就鎮壓，這裡面沒有太大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鬥爭，或者應該是事先大家先談判能不能和平解決，他完全沒有做這個功夫就決定鎮壓，所以他觀念裡面根本沒什麼人權的觀念，他覺得只要跟他唱一點對台戲，他要鎮壓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從法輪功問題可以證明他在六四上肯定也參與鎮壓。
記者：您怎麼看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最近法輪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起訴江澤民這件事？
凌鋒：我相信他一種是恐懼，一種是非常的憤怒，所以我想江澤民十六大以後不肯把權力全部交出來，有相當的因素就是怕法輪功將來對他，等於說要跟他算帳。因為他現在如果作為軍委主席，槍拿在他手裡，至少這些異議人士可以鎮壓，即使胡錦濤想給法輪功平反或怎麼樣，他都可以阻止胡錦濤這樣子做。如果他完全把權力放棄，萬一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對法輪功覺得應該採取比較妥協的態度或是比較溫和的態度，對江澤民就非常不利，因為他自己也知道，歷史上很多獨裁者的下場，從那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一直到印尼的蘇哈托，都是鎮壓到最後他們就完蛋了。所以他對這個權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話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話，他死了也希望兒子能夠繼承這個權力。他有這個意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您對江澤民對法輪功四年來的鎮壓，以及法輪功學員的非暴力反抗有何看法﹖
凌鋒：我覺得這點法輪功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長期在失望當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我自己感到海外民運隊伍越來越弱，越來越縮小，被中共逐漸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運頭頭越來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國政府給你賺一些錢，他就完全可以背離以前的理念，所以感到我們似乎越來越孤單；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朋友越來越多，像是法輪功在中共鎮壓下沒有屈服，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特別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我覺得中國民主運動缺少一個奉獻精神，而且要講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並不健全，好像搞民運是為了去要錢，維持自己生活。當然能夠公私融合，能夠有利民主運動又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維持自己生存最好，但是很不容易。法輪功則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獻來支持對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覺得從道德層次上，法輪功的道德層次是相當高的，也就是真善忍這種精神。我想具備這種道德品質的人如果能夠擴大的話，對改造中國整個的道德沉淪，是會有好處的。但是我也接觸一些民運朋友，對法輪功真善忍這個忍字他們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共產黨迫害我們迫害這樣長時間了，你怎麼還能忍啊……當然我也理解法輪功不能夠主張用暴力﹐是吧﹖
記者：從中國存在的一些現狀，您看到哪些是中國老百姓的希望？
凌鋒：從希望來看，這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總是越發展越好吧，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民主國家是越來越多不是越來越少，就從這裡面來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如果說樂觀的話就是審慎的樂觀，這要非常謹慎，走的這個路，相當曲折，這時間是相當長，這裡面我就覺得當然是因為中共太壞了，他掌握了資源，全國的資源都被他掌握，要改變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要負上一點責任，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很壞的一個統治者，長期欺壓他們、長期騎到他們頭上，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要負責任。但是怎麼負責呢？當然這同中共對老百姓長期的宣傳有關係，還有中國本身的傳統文化，即使是說有一點民本思想，什麼君為輕、民為本，但本身他還是有一個“君”字，就是老百姓覺得有一個皇帝還是理所當然的，就算這個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夠照顧到老百姓，這皇帝還是要的，這本身並不是說我是主人。民主則認爲我是主人，他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能夠容忍共產黨統治，統治得再壞只是失望，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共產統治之下，開始我覺得毛澤東很好，後來覺得他不好，不好那怎麼辦呢，不是想著怎麼去推翻他，而是希望最好是周恩來上來，周恩來比毛澤東好；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能夠好；江澤民出來，好像比李鵬好一點；就是缺乏一種，把整個制度推翻的意識。連我都有這種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是如此。在外國，政府做出中國政府這種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罷工了，早就起來造反，中國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人治觀念，要皇帝統治他，只要好皇帝這種思想，我看是相當難改變。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中國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負上一點責任。這種講話可能比較殘酷一點，但是實際情況也是確實如此，所以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別江澤民》一書﹐您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凌鋒：因為十六大本來講是中共權力的轉移，那江澤民無論怎麼樣，權力就應該轉移給新的領導人。但是我們事先也知道江澤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權交出來。這裡有很多講法，開始他連總書記、國家主席都不肯交，後來講他是願意全部交出來，但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國家安全會議，他擔任主席，凌駕在國家主席跟總書記、軍委主席之上；當然也有一種講法就是他保留軍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最後是保留了軍委主席職務。不但是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另外就是黨章上面還要說明什麼“三個代表”，讓他好像做一個精神領袖，永遠保持在中共黨章裡面。此外據說在一中全會上又通過決議，說重大事件都必須由他拍板，那不等於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傀儡嗎，只是表面上掛一個總書記牌子，實際上總書記還是江澤民。所以我同他“告別”，就是說你不應該再留戀權力了。鄧小平致力於改革開放，有一個是他要廢除終身制，當然他自己最後做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把中國的歷史推進一步，但是江澤民到現在為止只想恢復終身制。所以我出版這本書本就是對他的批判，他應該早日滾蛋。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雖然你江澤民一直留戀權力，保留軍委主席職務，重大事情還要拍板，但是我也覺得歷史是向前走的，你搞了很多花樣，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垂死掙扎，他再留戀權力我想也沒有幾年，遲早也要被歷史淘汰，而且，你這樣子做法，淘汰的更加難看。
記者：請您簡要地介紹一下您這本書。
凌鋒：我這本書主要分三個部分，最主要前面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江澤民和十六大”，主要是根據十六大權力交接的情況，以及十六大以後中國出現新領導人，他們做得事情跟江澤民有些什麼區別，這部分是評論文章。第二部分就“戲子春秋”，戲子春秋本來是我整本書的名字，江澤民的外號叫戲子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我的雜文。可是我想用戲子春秋這個名字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戲子春秋到底什麼玩意兒，不太清楚在講江澤民，可能夜太遊戲化了一些。而且我這本書出來，總希望中國老百姓也能夠買，也能夠看，他們長期受江澤民的蒙蔽，他們可能一看到這名字就反感，覺得我不夠尊重江澤民，所以我想書名取中性一點，這樣子我希望中國大陸民眾可以多看一些，能接受我的觀點。所以這個戲子春秋擺在中間，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評論文章，更多的是我的小雜文，這裡面大概一共有九十幾篇，等於是我十五大以後長期追蹤江澤民在各領域的表現，我隨時給他寫的評論都在裡面。最後一部分只有五篇，一是我用“李鶴”的筆名寫的，是寫了一些小品文，想像力很豐富，有若干的真實情節，但是場景是假的，有的是我訪問他的啦，或一些我的什麼信件啦，挖苦的比較多，根據他一些特點我來挖苦他，塑造江澤民的形象。從整部書來講貫徹了批判江澤民的精神，因為開始我對江澤民也抱著一定的期望，希望他上台以後能夠平反六四，在中國政治上的改革，將鄧小平沒有做到的他能夠做到，但事實上後來，經過十五大以後對他已經相當失望，我後面基本上就是對他採取這種批判態度。
記者：您很關注中共領導人的事情是因為關心中國？
凌鋒：我以前，在91年毛澤東100週年生日的時候，我出了一本“閒話毛伯伯”，那是把以前我寫的對毛的雜文匯集而成。那確實是雜文，在香港出的，因為香港人比較喜歡看那種小雜文，不想花多時間看那種長篇大論的文章。那本書裡面我對毛極盡挖苦之能事，我想我生前給他控制，他死了以後我也有言論自由了，我應該可以寫寫他了。到94年我出版了一個文集“閒話鄧伯伯”，因為那時候鄧小平已經差不多了，可以給他未蓋棺先論定了，也是一個雜文集。江澤民是第三代領導人，而且統治時間蠻長的，13年嘛，所以我覺得我也應該給他寫一本，這樣子我想中共從建黨到現在這幾個領導人的表現，我都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我相信我這套看法將來會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記者：請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為什麼您會這樣做，從您自己生平的經歷來説。
凌鋒：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在印尼，當時中共地下組織在印尼就有些影響，他們就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那時候第一次知道有毛澤東這個人，而且知道他是一個窮人黨的領袖，是為人民服務的，那時候開始對他崇拜，也不是崇拜啦，就覺得他是好人。那時候分辨忠奸，就是好人壞人。然後到47年、48年以後，中共講的是解放戰爭，就是國共內戰，解放軍取得勝利，所以毛澤東在我的形象裡非常高大，覺得他真有本事，把國民黨推翻，每一場戰爭都勝利，沒有一場是失敗的，所以就是蠻崇拜。然後就是韓戰，就是美國要打到中國結果給中國打回去，又是中國勝利。所以後來我回到中國去學中共黨史，看那那個文件當然是寫毛澤東如何英明偉大，連陳獨秀都不行，就是毛，樣樣正確，以前正確，現在正確，未來也正確，所以當時也成了我的偶像，但是後來經過文革各方面的經歷，我對他就開始逐漸比較多的懷疑，但是我最大的懷疑就是到底他是一個怎樣的領袖？我有思想鬥爭。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完全大公無私，兒子都到朝鮮戰場犧牲，他自己非常艱苦樸素，是不是這樣的偉大領袖？還是跟封建帝王一樣抓權力，像朝代輪替一樣的。但是經過文革，我看到他也是一個權謀家，實際上就是為了自己權力，什麼事都做得出，這一次我對他的希望就幻滅。但是對共產黨還不是這樣幻滅，所以我講了希望周恩來可以上去，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所以開始對鄧小平也抱著希望，但結果看到鄧小平把魏京生抓起來，我覺得怎麼共產黨老是抓人的，所以那時候開始對共產黨基本上一直抱批判態度，但是抱批判態度同時我總是希望他們能夠出幾個好人，讓中國能夠進步的更快。不要老是等待，我們要等到毛澤東死了才可以知道中國能不能改革，要等到鄧小平他死了以後才知道能不能改革，江澤民也要等到他死。每次都要等一個領導人死了，我說中國人民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寫文章，我盡量對他們的錯誤罪行進行批判，最好希望老百姓能夠知道這些人不是我們想像的什麼好人，你不論推翻也好強迫他們改革也好，讓中國老百姓能夠盡早的脫離苦難，不能讓中國墮落下去，即使發展經濟，果實也落在他們手裡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手裡，所以我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也希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當中、改革過程當中能夠盡我的一份力量，但這個力量是非常的渺小，共產黨看來太強大，中國這個社會，以前金觀濤講是超穩定結構，確實是超穩定結構，若不是很大的力量去衝擊，是不容易動搖他的統治。文化大革命因為做得太壞了，所以後來改革開放，76年那個天安門事件衝擊了他一下，這次SARS事件能夠衝擊到多大實在還不知道，我希望也有個比較大的衝擊，能夠讓中共成為一個改革的契機，我也抱著這個善良願望，但是我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免得將來帶來太大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