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慧雪梨報導/首位榮獲英國托馬斯國際旅行文學獎的華裔作家，英籍華人馬建先生不久前應邀參加了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辦的“長城–中國經歷” 的華人專題講座，其參展的多部作品受到當地華人的普遍好評，尤其是已被翻譯成德語、英語、義大利語等六種文本的著作《紅塵》更是引起當地華人的強烈反響。這本書也為馬建先生帶來了英國托馬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大獎的榮譽。這是被譽為旅行文學之中的諾貝爾獎。

80年代，在大陸生活的馬建先生曾因追求自由而常被大陸警方傳訊和拘留，84年起經歷過近三年的尋找自我的到處流浪的生涯。紅塵也是基於這段生活的經歷而寫的。出版之後即被評為中國八十年代的代表作品，是中國的克魯雅克的“在路上”。

那麼，馬建先生自己怎樣看待《紅塵》這本書？通過這本書，他希望向西方展示怎樣一個中國大陸的“紅塵”社會？為此，大紀元記者專程采訪了馬建先生。

記者： 馬建先生，請問是什麼動機促使您去寫這本書的呢？

馬建： 15年前，我曾在中國流浪了將近三年。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是所謂的經濟開放，而政治，到現在也沒開放。這種經濟開放，把我們這一群人，這一群現代藝術家都給沖散了。有的人就去深圳做生意了，有些人下海了，有些人出國了。慢慢的我們就很失落了。以前我們都還有理想，搞地下詩歌朗誦會呀，印詩集呀，經常聚會辦展覽呀。到現在，都沒有了。

那麼我想探討這一代人，是如何從那個改革開放初期——就象一個放爛的罐頭突然裂開了，得到了新鮮空氣那麼激動——然後慢慢的失落，慢慢的被經濟利益改變的這麼一個過程。

記者： 《紅塵》獲得了國際榮譽，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馬建：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本身不是寫旅行文學的，但這本書恰恰在旅行文學中獲了最高的獎。而我以前寫的一些長篇小說，三部長篇小說，可能看的人也沒幾個。為什麼那種純文學的東西，所謂嚴肅的作品沒人讀，而一個旅行文學就有這麼多人來讀，這確實引起我很多思考，思考文學與作者之間的關系。我想，以後的創作如果能簡單，我就盡量的簡單一點。

記者： 您在獲獎演說中談到，“中國現在是一個缺乏同情心的社會。”您是否可以舉一兩個具體例子？

馬建： 我只能說我用眼睛看到的吧。比如說在北京，有很多所謂的民工的孩子們，我去了他們的學校。這些學校多在郊區。孩子們在倉庫裏偷偷的上學，因為父母非法嘛，孩子當然更是非法的，那麼他們也請了一些所謂的非法的老師，給的錢很少，來教他們這些孩子。如果政府來抓了，他們外面有卡車，開著卡車就跑。這樣的學校他們說在北京有26座。也就是說，光是這樣的孩子，在北京就兩萬多。

我的意思不是說，政府不著重教育，而是政府製造了這樣一個東西：城市戶口，農村戶口。有戶口制度，走到哪兒都要介紹信。共產党的原意是把中國人分成塊，你不准動，這樣比較容易控制。改革開放沒有帶來相應的戶口制度或者政治制度的開放，導致普通人一流動就成了非法。在北京，要合法居留打工的話，需要具備很多證件，包括結婚證，節育證，暫住證等一大堆。這些證件辦下來就要花很多錢，百姓都有口難言。

還有一個例子：我記得有一年中國新年回去，看了中央電視台播放的一個叫‘愛心行動’的節目。聽故事，送大獎。就是讓兩個病人去講他們患病的痛苦。一個是癌症，一個是癱瘓，下邊很多觀眾。兩個人講完了以後，主持人問大家這個獎該給誰？最後那個癌症的得了一萬五，癱瘓的得了5千。

我覺得人可以把病人的痛苦來作為節目內容比較的話，就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痛苦了。我們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但中國人已經非常麻木，可中國人自己可能並不知道。

另外，我覺得中國社會沒有同情心的最典型的表現，可以從處理SARS這個問題上看出來。

我的朋友告訴我，世衛組織去北京檢查的時候，醫院會把病人放在救護車上滿街跑，甚至還會把病人藏在旅館裏。就象伊拉克的化學武器一樣，到處躲來躲去別被檢查到。我覺得這就是沒有尊重人。不只是不尊重病人，你也沒有尊重周圍的人。這種對人的不同情，這種麻木，中國人已經習慣了。

記者： 剛才您提到SARS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目前中國政府對于有意傳播SARS病毒的頒布了一條新的法律，最嚴重者可判處死刑。對這個問題您怎麼想？

馬建： 怎麼說呢，當SARS出現了以後，共產黨第一個做法首先是隱瞞，隱瞞全世界，隱瞞中國人，只是政府內部的人知道。

我二月份正在廣州，如果命運安排的話，我說不定也得了SARS。我在那兒呆了半個月，帶著我母親到處去旅遊。天天在飯館裏，天天坐BUS車，完全不知道正在疫區。這說明，中國政府對中國人不承擔任何責任。它為什麼不承擔這種責任呢？因為中國政府它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

那個時候，他們正在開一個叫人大代表的秘密會議。在所謂兩會其間，他們正忙著當人民的領袖。當他們一旦選完了，出來後便宣佈，我是你們的人民領袖了，我愛你們。這完全胡說八道，因為人民也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人民。與此同時，會議外面的人民可能因得SARS死了很多人，這可就跟他們沒關系了。

然而他們會利用SARS掀起一場“人民戰爭”。因為共產党的歷史始終是一場革命的歷史，它革命的手段就是搞運動。那麼現在又搞一個SARS運動。比如他們的口號：象北京是一個主戰場，在那裏打一場戰役。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真不明白有什麼必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團結跟SARS有什麼關系？然後你就聽到了SARS歌，SARS英雄。鼓勵對抗SARS的電視劇。我想下一步還會有SARS舞蹈了。

政府要在“運動”裏，在這種“口號”裏面才能生存，這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殘缺的政府。

中國人在專制社會中生活了太久，已經麻木到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因為他沒有任何福利，沒有任何依靠，沒有任何保障。一個西方人病了，可能醫院會養著你，把你救活。在中國你沒有錢的話，連醫院門口都進不去。我見多了醫院門口那些快死的人，都給轟了出去。農民得了任何病，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等死，或聽天由命吧。因為中國的農民是沒有福利制度的。他們享受不到這個國家的任何的福利。他們存在的意義只是“上交”。或者說農民只是一個被剝削者。在這種情況下，SARS的出現對社會而言只是多了一個殺人的方式。

記者： 您剛才講到政府不關心老百姓的問題，讓我想到江澤民政府在打壓法輪功這件事情上，恰恰是以‘為了老百姓著想，為了不要使眾多的老百姓癡迷于什麼’為理由。對於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馬建： 這些都是些幌子。我們知道在八十年代，幾個人在一起聚會就可以說你是非法的。

我覺得對於法輪功，共產黨很擔心的是，這麼大的一個組織會不會有一天是共產黨的一個敵人。我曾因為搞過家庭舞會就被抓到公安局去了。第二天，我被綁到警車上，拉著滿北京市轉，就是為了把我曾跳過舞的地點找出來。在車裏面我幾乎被打死。然而我不能說出那個地點，因為我知道，一旦我說出那個地，他們會到那個人家接著抓人。因為共產黨怕人們在一起說話，怕人們聚會，怕人團結，怕被推翻。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非法的政黨，從來沒有人民去選他們。過去很多年輕人在聚會中，隨便開個玩笑，說“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黨”，結果被一批一批的槍決。整死了多少，我現在腦子能想到的名字就數不過來。

共產黨做任何事情都是說代表人民。連他們開會的地方也叫‘人民’大會堂。除了監獄不叫‘人民’監獄，其他的都叫‘人民’。我是從來不信任他們的。

記者： 中國鎮壓法輪功是共產黨制度下的必然性嗎？

馬建： 我想是。我去年五月在北京的時候，見過一個基督教人士辦的類似福利院的收養孤兒的地方。據說那是外國信教的一個傳統：到了中國，他們會收養幾個孤兒。但是在中國他們很痛苦。他說，按著你們中國的規定，我只能收留三個，收留再多了就叫團體，我就會被抓起來。難道我多收了幾個孤兒，我們幾個就會變成一個政黨。

在中國是不存在其他政黨的，除非被共產黨“團結”。而這個歷史，很可能會一直發生下去。我想共產党有一天解體的話，那麼跟各個民間組織慢慢的壯大會有很大的關系。

記者： 那麼共產黨的這種統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馬建： 共產黨到現在為止還不敢出一部真實的共產黨史。翻翻共產党的歷史，你自己也會嚇一跳：一“解放”就開始“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然後是“肅反”；跟著是57年反右，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然後到了這個60年挨餓，然後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凡是他們認為的“階級敵人”都是活不下去的。共產黨走到了最極端的時候，就是把它的對手都殺光了，最後只好殺自己人來延續“革命在前進”。毛澤東把自己周圍的人都快殺光了，也沒人可殺了。這就是共產黨的邏輯，它會一直靠殺人證實正確的。所以共產党的歷程就是殺人的歷史。這個歷史它們自己叫階級鬥爭。從他們剛有一小塊根據地時就開始了。

記者： 既然如此，中國老百姓為什麼又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它的宣傳呢？

馬建： 共產党的宣傳機器已經用了半個世紀了，對它而言，非常好用，每一個人都逃不掉。有一年我在深圳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文藝報的副總編，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可能喝的多了點，他隨便就可以說出我在深圳生活的一些細節，而我此前完全不認識這個人。就是說，共產黨養的這個所謂的宣傳部，這套系統，可以監視每一個人的思想、每個人的動態，誰都在其中逃不掉。再比如說，我95年去西安的時候就被他們關在海關，不准進去。他們問我要來幹什麼，見什麼人。關了一天。後來他們改成跟蹤了，我並看不到他們。但後來發現我一走，所有認識的朋友，到旅館找過我的人，都被查了。

中國是一種利用恐怖建立的非人性的意識型態。通過這個系統讓群眾去恨法輪功的話，是很容易的。因為整個的輿論，所有的電視，所有的媒體，都在它們手裏。

最近我注意到中央電視台那個關於倒薩的場面，他們把下面那些群眾的歡呼切掉了。而且標題是：幾個巴格達市民架梯子倒薩。那麼這種題目給人一個感覺是你可看可不看的一個新聞。而在海外看，我們看到的是新聞的全部，我們看到那個像倒了以後，很多伊拉克人都拿鞋打，踢啊。

我當時掉眼淚了。從伊拉克人民的歡呼聲中，我看到的是專制曾經把人壓迫的那種痛苦。我聯想到我在大陸的那種麻木的生活。

記者：為什麼您說‘中國人是一群嚇破了膽的民族’？

馬建： 我想，你首先要瞭解‘麻木’和‘殘忍’的關系。當一個政權非常殘忍的時候，你要想在裏面活下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麻木。假裝看不見，跟我沒關系，再殘忍的場面也動不了我的神經。中國人越來越麻木，就是因為這個麻木是他可以在極權下活過來的一個生存本能。常表現的就是少說話，少惹事。

在中國，鄰居被抓了，隔壁的人不會想到要保護他，因為“跟我沒關系”。我們在倫敦，若有人因交通事故撞死了，很多人都跑到那裏放一束花。因為他太無辜了，這是對生命的尊重。而這種尊重，在專制社會是不存在的。專制社會教化出來的人，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你靠攏我就是好人，你不靠攏就要把你消滅掉。北朝鮮和古巴也在用同樣的辦法，就是以恐嚇來形成統治。這種恐怖就是：我可以讓你死，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就聽話。長期下來，一代教一代，變成一種“遺傳”，最終馴服出一個沒有勇氣，沒有膽量的民族。

記者： 有些中國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對與批評中國現政府的言論不能接受，認為這是發展中必須出現的，沒有必要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是一種思想的扭曲？還是他們真心的認為共產黨好？

馬建： 如果看蘇聯的變化，就非常明顯。蘇聯推翻了共產黨，最後還是共產黨們掌權。因為共產黨從一開始執政，就消滅思想者，消滅有頭腦的人，也消滅有錢的中產階級。也就是說，凡是共產黨的社會，它早就把精英給殺光了。也就是說共產黨的社會其實是一個沒有思想階層的社會了。換個說法是，只能在一個沒有思想的社會才能存在共產黨。那麼在這種制度中，如果它由於經濟的發展變成一個現代的社會，你會發現剩下的那些所謂精英，也沒有能力去代替共產黨了。共產党就是這樣形成了一個低層次但可以運作的體系。

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共產黨本身把自己變成了貴族。中國社會將會出現一個新興的階級，這個階級由共產黨為主體，然後培養出一些維護共產黨的有錢人。這些人和共產黨之間互相維護，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不可能推翻共產黨，推翻自己的階級利益。

那麼有沒有更好的出路呢？我想，在中國社會能夠生存的只能是漸進民主。就是在共產黨的內部，其成員一步一步往民主方向過渡。這個過程對中國人而言恐怕是最悲哀的，但也可能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人唯一的出路。

記者：馬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馬建：好，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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