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今天是6月7日，孩子們高考第一天。我的女兒是應屆畢業生。這樣的日子，免不了要想教育。今年高考日整整提前一個月，這是為孩子們考慮的好事，舉手之勞，孩子們免除了酷熱之苦。

其實，舉手之勞太多了，例如很多地方孩子們在學校沒有開水喝；例如不但大學，而且高中，都可以讓學校自主招生、自主教學；例如停止說謊的政治課、歷史課……我是經常喜歡這樣說的：中國的事情很難的共產黨堅持霸著做，當然做不好；很容易的共產黨不肯做有不讓別人做，當然急死人。高考提前，我也是幾年前就想到的。

我這樣的人屬於心細類型的，比如在這所大學的圖書館幹體力活，我就想到應當有幾百元一台的吸塵器，提了多少年建議，就是沒人聽。再如與銀行裡鈔票一樣，圖書應當有辦法消毒（例如紫外線）。1988年當班主任，認真寫文章提出改進高校宿舍管理，例如多安插座，便於夏天大學生使用微風吊扇；再如相處不好的大學生，應當通過自願組合、適當商調的辦法使之分開。

我一聽到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做起的號召，就反感、就厭惡，這是廢話與屁話，這幾個做起其實是人的本能，任何動物都是這樣的，用不著號召，是不是廢話呢？從生長學看問題，真正的異議人士、持不同政見者，不都是特別善於三個做起然後慢慢擴大到制度根源上來的麼，明明你不讓人們有任何主動性，無非是權力者令行、權力者禁止，不是屁話又是什麼？

所以，問題是共產黨不把人當人，把人當人了，也就是尊重人權了，事情就好辦，作為發展基礎的教育才能夠辦好。

教育方面的人權問題有多方面內容，例如數以百萬計的孩子失學，或者學校的亂收費使義務教育變成了將孩子當人質的敲竹槓，或者公辦學校以“民營”的名義實行高收費，這些都是侵犯了孩子們的義務教育權；再如考大學，北京、上海等地的錄取分數線划得很低，這就是侵犯了其他地方考生平等考大學的權利，考上了大學要繳一大筆錢，但大學生對課程設置、教學過程、專業選擇等等沒有發言權、自主權，結果影響了畢業後的就業，這當然是教育人權被侵犯了。在中國，青少年們種種教育人權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嚴重踐踏的情況是很嚴重的，而且從根本看是落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這已經並將繼續禍及一些孩子的生存（不僅指因為考試、升學壓力造成的自殺、流浪）與發展（不僅指因為學校辦得差造成了本可避免的失業），已經並將繼續禍及中國的發展。任何一個珍視自己權利、盼望中國興盛的中國人，都應當為此而焦慮不安。

我這裡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通常人們揭露議論的學術造假、買賣文憑等等教育腐敗，也是對人權的侵犯。

2003年2月20日新華社記者石永紅採訪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伍貽業。或許與最近《南方周末》揭露的南京東南大學和網上揭露的南京大學的重大學術腐敗有關，伍教授十分激憤地對記者說：

“大學中一些教師東剪西抄，‘學術著作’除了一本又一本，但其中幾乎所有觀點、甚至一些提法已被別人說過了若干遍，這樣的書有的居然獲獎，說‘填補了某方面的空白’，其實除了送幾本給親朋好友外，大部分進了舊書店；學術上的‘結黨營私’現象嚴重，學術書評失去分寸，許多‘世界一流’、‘國際知名’的學者，其實是互相吹捧出來的，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一些‘世界一流’學者平時張牙舞爪，其實沒有底氣，坐下來一談，就會發現他們肚子裡沒什麼貨色，只是酒量大一些、交際時握手次數多一些、招待時發煙高檔一些；一些人把國家撥給的科研經費變成了出國旅遊費、宴請餐費、禮品費，甚至變成了自家的裝修款；學術研究變成了‘功夫在詩外’，變成了請客吃飯、找人吹噓自己；大學裡博士、教授泛濫，教育造假、學術造假造就了一大批不學無術的‘教授’、‘學者’。”“不少大學還成了官員辦假學歷假文憑的幫兇。”“很多官員都擁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學歷，而且是在職時攻讀的。他們在忙於本職崗位工作時，居然有時間來讀碩士、讀博士！其實他們到底上了幾天課、寫了論文沒有，只有天知道。”“我們所謂的‘教育繁榮’、‘學術繁榮’是很虛的，我們很可能淹死在一片繁榮燦爛之中。”（摘自2月23日《現代快報》A2版）

“東剪西抄”其實還算“用力”的，最惡劣的要算一些所謂大學教師將別人的文章拿來換個題目或者幾句話，然後給期刊編輯部行賄或者繳上一筆不菲的“版面費”，甚至自己寫不出文章靠出賣人格甚至色相請別人代勞，用這樣一些厚黑辦法發表的文章、評上了教授、副教授，試想這樣的教師竟能夠在大學講台上，口若懸河地傳授“思想品德”，我們的受教育者會被糟蹋成何種模樣？一些大學校長或者黨委書記，公然帶頭違背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本來已經很“搞笑”的評職稱文件，甚至連自己學校頒發的已經更加“搞笑”的評職稱文件也不嚴格執行，（例如每個大學都有的拙劣的內部刊物《教學研究》上的文章，也算“發表於公開出版物”上的文章）連連製造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鬧劇，這樣的學校能將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培養成何許人也？除了誤人子弟還會有什麼結局呢？

對伍教授說到的“學術上的‘結黨營私’現象嚴重”，我也不生疏，無非是一級領導如黨委書記與校長、二級領導如黨總支書記與系主任，或者他們伙同人格低下的所謂“學術權威”，在爭取立項、爭取科研經費、分配研究資源、鑑定與評比研究成果等等方面，利用權力壓制異己，造成種種可悲的“逆淘汰”現象。一般說來，也就是大多數情況下，那些在高校、科研院所十分得寵、十分叫得響吃得開──伍教授所謂的“張牙舞爪”的“學術帶頭人”，多半不是真正夠格的學術帶頭人，這些人，包括中國最高級別的“博導資格評審委員”、“院士資格評審委員”，往往“資格因素”佔了大半，都不是相關專業中真正最強的強手，這可以說是錯認不了的“中國特色”，這樣的中國特色必然經常性地構成對於不善“公關”的科研人員的權利侵犯！“極左”年代的“權力干預學術”誰說結束了？──誰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呢？！只要不受制約的權力還在張牙舞爪，“文化大革命”的魔影就在到處晃動的呀！

伍教授說到的“一些人把國家撥給的科研經費變成了出國旅遊費、宴請餐費、禮品費，甚至變成了自家的裝修款”等等，不但直接構成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而且間接地構成了對於民眾發展權的侵犯。如果科技教育的進步就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問題的結論難道不是這樣的麼？

至於“不少大學還成了官員辦假學歷假文憑的幫兇。”“很多官員都擁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學歷，而且是在職時攻讀的。他們在忙於本職崗位工作時，居然有時間來讀碩士、讀博士！其實他們到底上了幾天課、寫了論文沒有，只有天知道。”這些直接構成中共官僚隊伍偽知識化（高文憑化）的現象，已經“一果多因”地揭示了中共政權的病入膏肓、腐爛透頂。這裡，我不禁聯想到沒有大學文憑的瓦文薩、金大中們，也聯想到許多沒有大學文憑的許多“民運人士”，例如我的朋友目前仍系獄的“重刑犯”只有小學文憑的秦永敏先生，目前已出獄的我的朋友只有初中文憑的郭少坤先生、只有高中文憑的王迎政先生，他們至少在政治學修養方面，有了一些大學文科教授遠遠不及的水準。就我個人而言，如果說我已經有了較好的思想學養的話，那麼，至少有一半是得益於“民運人士”、“維權人士”中的學者、專家的。包括中共領導人在內的中共官僚，並沒有使我的思想品質有一點改善，相反倒是給了我太多太多的污染。伍教授說的“我們所謂的‘教育繁榮’、‘學術繁榮’是很虛的，我們很可能淹死在一片繁榮燦爛之中。”這只適用於中共控制的世界，不適用於為人權努力奮鬥的世界──這是一個有真正的教育與“教育繁榮”的世界，一個中國的未來與希望所系的世界！

1979年我考上南京大學，女兒要上大學了，24年過去，這裡的教育還是如此死相，時間真慢又真快！生命就這樣無情地耗費著，想想就要傷心掉淚啊！

2003-6-7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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