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去年九月，達賴喇嘛的兩位特使第一次訪問北京，不少人興奮企盼之時，筆者就寫過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孤島》，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在整個中國的人權狀況都繼續惡化的形勢下，西藏問題有可能一枝獨秀、獲得真正的解決嗎？我的結論是：西藏問題不可能是一個孤島，它必然与整個中國的命運相連。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達賴喇嘛的特使羅迪嘉里率領的4人代表團再次前往中國，對北京、上海及西藏局部地區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這次訪問被稱為是“成功的”、“令人振奮的”。

然而，筆者卻因此有了更多的疑惑：為什么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向國際社會做這种積極的漢藏會談“秀”，另一方面，卻更無情地侵犯西藏人民的權利，更肆意地摧殘西藏民族精英，對達賴喇嘛的批判仍然一如既往地嚴厲。

自西藏特使第一次訪華到第二次訪華的九個月的時間里，中國政府在藏區繼續侵犯人權，劣跡斑斑。

首先是著名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一案。中國政府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搞黑箱作業，陷這位人民熱愛的民族精英于黑獄。不但槍殺了可證明阿安扎西無罪的證人洛讓鄧珠，而且抓捕了七個向海外透露消息、幫阿安扎西鳴冤的藏人。就連呼吁當局公正辦案的漢人王力雄，也因為同情藏人而遭到報复，被他自己創辦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開除。

此外，在這九個月時間里，因為“政治嫌疑”被逮捕的西藏人還有一串長長的名單：西藏安多拉卜愣寺帖散林扎倉的久美強哲和貢确曲白，西藏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僧人扎彭、拜增、項堆和俗人司机俄珠，西藏安多孜古唐縣人格桑東珠、阿旺東珠，－－－。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的手還伸到國外來了。自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定居達蘭薩拉以來，許多忍受不了中共迫害的藏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經過尼泊爾投奔達蘭薩拉。長期以來，尼泊爾成為西藏難民逃亡的一個中轉國家，尼泊爾政府對流亡藏人是同情和寬容的，因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但就在西藏特使第二次訪華期間，由于中國政府軟硬兼施的壓力，尼泊爾政府居然向中國遣返了18名西藏難民，違背了有關人道對待避難者的國際准則。

這是中國政府發出的非同尋常的一個信號，這個信號絕對不是善意的，它表明：中共要顯示它對鄰國的巨大影響力，要斬斷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間的聯系。

与此同時，中共批判達賴喇嘛的調子一點也沒有降低，其打壓手段更為厲害。例如，前不久達賴喇嘛訪問德國，中國駐德使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把達賴喇嘛稱為：“披著宗教外衣從事分裂活動的政治人物。”去年11月，達賴喇嘛訪問蒙古，中國政府甚至一度切斷了通往這個內陸國的鐵路交通。

就在北京与西藏特使會談的同時，新華社于9號發表了國務院新聞辦一篇題為《美國意欲何為？－－－評美國的所謂“西藏問題報告”》的署名文章，毫無道理地指責：“西藏問題和達賴喇嘛是美國反華勢力手中的一張牌，是他們牽制中國的一個籌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甚至要求：“只要達賴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同他進行接触商談。”

這即是說，達賴喇嘛光是在西藏問題上讓步還不行，還得去“干涉”不是他能力所及的台灣事務，才能贏得“天朝皇帝”的歡心，賜他面談的机會。這种強人所難的蠻橫，實屬天下少見。

用不著再舉出更多的例子，中國政府對漢藏對話毫無誠意的態度，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我們要去追問的是，既然如此缺乏尊重西藏人的誠意，為什么中國政府還要合作演出這場“會談秀”？其實中國政府演出此戲的熱情并不高，中國外交部只承認西藏特使的來訪是一次“私人訪問”，只派了一個部長級的官員与特使會面，對這次訪問的反應很低調。

但戲還是要繼續演下去，因為，這是中共新的國際策略的一部分。今天已經變得很實用主義的中共，在國際交往上的手段已日趨靈活。既然“漢藏對話”是世界各國多年來一致希望看到的情景，中國政府就表演這种情景給他們看，把這個“門面”裝飾得煞有介事。

這個接待西藏特使的表演是很有效益的。國際社會的批評減少了，誰愿意破坏漢藏和談的“友好气氛”呢？國際上對中共“利用反恐鎮壓少數民族”的指責，就要打几分折扣，少數民族方面只剩下新疆維族人需要對付，中國政府就輕松多了。

經受了几十年分离的痛苦，許多善良的西藏人都含淚盼望達賴喇嘛回西藏。年事已高的達賴喇嘛也殷切期望回歸故里，他老人家對藏文化的保護問題懮心忡忡，宁可不要主權，只要守住自己的語言文化，因此，他要求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在中國領導人出訪時，盡量不要讓他們難堪，以創造積極良好的气氛。”

達賴喇嘛以佛教徒的真誠和仁慈，去對付虛偽和霸道的中共，其結果可想而知。不畏神靈的中共，將利用藏人的善良繼續拖延時間，等著達賴喇嘛漸漸老去。在此同時，當局仍然嚴酷鎮壓西藏內部的异議者，這樣，西藏人民的感情，會一次又一次地被傷害；西藏人民的希望，會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盡管中國政府并沒有在西藏問題上回心轉意，并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但他們和西藏特使展開接触對話，仍然是值得鼓勵的，接触總比不接触要好，對話總比不對話要好。對于西藏的前景，筆者仍然保留原來的觀點：只有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發生變化，西藏問題才有真正解決的希望。

要補充的一點是：中國政府之所以回到談判桌前，与他們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有關。沒有壓力就沒有妥協，因此，西藏人切不可輕易放棄國際呼吁和抗議示威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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