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鄧；而在所謂的“后鄧”和“鄧后”時期，人民則怀胡、怀趙，甚至怀毛。其實，對于中國老百姓這种咋一看來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社會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難看出，人民當年的怀鄧也罷，今天的怀毛也罷，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維邏輯的方向則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國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覺方式在殷殷渴望著對當今苛政有所制約。換言之，這种在中共執政期几乎是帶有點周期性的社會現象，不過是通過對中共党內之非主流派寄托著希望這樣一种社會心理形式，來曲折地表達歷史必然性對中國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喚罷了。

資料顯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會上，有鑒于缺少制約机制的慘痛教訓，中共曾正式議論過党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文革中也曾盛傳過毛在該會上的一條至今尚未公開發表的話：“党外無党，帝王思想；党內無派，千奇百怪。”至于后來中共為何終于沒有允許党內反對派合法存在，這可以讓党史專門家考察去。但這起碼已可說明，開放党內多元化，允許党內不同派別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

（一）

鄧小平已經死了。現在可以蓋棺論定了：他當年曾意气風發倡導過的“政治體制改革”，与毛澤東一樣，最終都不過是葉公好龍一場而已。

江澤民好几年來是既盼著這一天的到來而又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這“阿斗”總書記總算是熬到頭了。為著准備這一天的來臨，江澤民近年來一直在為他那偷偷摸摸的“非鄧化”而苦惱：既想要否定頗有鄧小平特色的一些東西,如“發展是硬道理”、“不搞爭論”、“不設主席”之類，又要堅稱他的這些“非鄧”舉措是堅持了鄧小平的理論。小心翼翼、瞻前顧后、煞費苦心、寢食難安，泱泱大國首腦當到這個份上，也實在是苦矣哉！

看今天的中國大陸，在前兩年高速發展的熱泡沫漸次消散后，一大堆亂象便接踵而至，讓江澤民、李鵬、朱熔基等一大幫前台操作官員們應接不暇。其實，僅就經濟發展速度而言，即使在當時經濟的高熱期，中共核心層內部也不是沒有不同的意見的。當然，那些所謂不同意見，充其量也不過就是個發展的速度問題，即諸如究竟應將年增幅控制在7－8％還是12－13％之類。然而，即使是這一類純粹得不能再純粹的經濟問題,在中共內部也是爭論犯忌的。就太上皇鄧小平一句“發展是硬道理”,便一錘定音，讓一大幫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噤若寒蟬，整個官方輿論也隨之轉向。可以斷言，即使當時，中共內部也一定有人或肚里打鼓或竊竊私語；可在正式場合,他們咀里講出來的卻是那么“輿論一律”,那么“高度一致”：什么“緊跟……”、什么“堅持……”、什么“不折不扣……”、什么“貫徹落實……”云云。其實，中共官員們也沒几個相信他們自己在台面上說的那些陳詞濫調，他們的言不由衷，不過是誠如江澤民最近所坦言的那樣，為的是他那“九十多公斤肉”壓著的那個“位子”而已。

然而，即使仍然是為了那個“位子”，去年以來江澤民似乎是早已等不及鄧小平的咽气，而不得不躡手躡腳地開始他的“非鄧化”了。君不見，他在引用了太上皇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懿旨”之后，一大堆限制詞，如什么“快是有條件的”，“快是有區別的”，“快必須是沒有水分的”等等，又搬將出來，盡管是猶抱琵芭半遮面，但畢竟已將“硬”修正成“軟”了。就更別談朱熔基早就在“只干不說”地搞宏觀調控了。不過，這實際上還是得助于自然規律不饒人，在鄧小平作了南巡的最后一搏之后，不久他便發不出聲了。倘鄧小平還能發話，你江核心，你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誰敢？！因為誰也不能打保票：鄧小平就一定不會象毛澤東當年對62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作秋后算帳那般去收拾他們。

鄧小平當年也作過前台領導人，他与劉少奇、周恩來，還有陳云這些在第一線作具體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也飽嘗過當“小媳婦”的苦惱。一切關于經濟建設的不同意見，哪怕是單純得不能再單純的技術問題，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產量問題，都統統會被“上綱上線”到什么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高度，甚至引出殘酷無比的宮廷清洗來。當年周恩來不就是因為一句“离右派只有50米遠”的“欽此”，就嚇得他后半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么？彭德怀這位當年“橫刀立馬”、陝北“護駕”的大功臣，不也僅僅是對當時的“發展速度”提了點不同意見，就被毛澤東一巴掌打翻在地，而且整個中央政治局，整個中央委員會，就都跟著“主席”圣上瞎起哄么？直到“三面紅旗”實在舉不下去了，毛才悻悻退出一線，才來個七千人大會，來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讓劉少奇、鄧小平一班人去收拾殘局。

劉、周、陳、鄧一大幫一線領導人當年的不幸恰在于毛澤東雖退居二線，但還能說話，于是，只需一頂“走資派”的帽子，就讓他們辛苦弄了兩三年且業已初見成效的經濟發展勢頭毀于一旦。劉少奇至死也未及為他的較為實際一點的發展政策辯護。周恩來因身處第一線，文革再亂，再癱，但偌大個國家還得運轉，于是任何微小的對毛的無法無天的校正，就都還得打著貫徹毛路線的旗號，直到彌留時還“我不是叛徒”的譫語不斷，真是極盡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之能事。鄧小平則在“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中忙不迭地与劉少奇划清界限,騙得复出后,又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作大旗而小心翼翼地“非毛化”。這倒有點象前一向江澤民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虎皮而小心翼翼地“非鄧化”一般。只是毛在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還來得及將鄧小平又一次打翻在地。

（二）

其實，什么“非毛化”、“非鄧化”？多半不過是有一星半點不同意見罷了。然而，倘若中共當初沒有“毛化”、“鄧化”的一言堂、家長制，外界又何苦要對那些既難免又正常的不同意見冠之以“非毛”、“非鄧”一類特稱呢？有誰听說過美國曾有過什么“非華盛頓化”、“非林肯化”？

自延安整風以降，毛一直穩坐了近四十年中共、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交椅。直到他去世，又過了兩年，由鄧小平所主導的中共的“非毛化”才正式登場。當今中共術語中還多少帶有點積極意義的語匯，如：“改革開放”、“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加強民主与法制”、“政治體制改革”、“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產党應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等等，等等，都統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若說中共現在非毛還非得不徹底，那是由于再徹底下去，就不是非毛而是非共，就要非到自己頭上了。其實，中共党內這些積極的東西葉并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在此前之所以難以面世，實在是因為党內根本沒有讓不同聲音存在的机制。于是，在中共的執政史上，就出現一种十分奇特的現象：它只有時間上的、縱向的“多元化”而無空間上的、橫向的多元化；它只有歷史性的教訓總結，且還是在付出天价的慘重“學費”之后，卻絕無對最高權力的現實性制衡。這就是說，党內的不同意見，尤其是一些与最高領導人相左的意見，在其党的體制上，是壓根儿就沒有一個有制度保障的、可公開表達且平等探討的渠道和机制。于是乎，這多元的不同聲音，就只有等到那獨尊于党內的舊的領袖發不出聲來，即已死或將死時，才有可能出現。

然而最為可悲的是，一旦這個曾經橫遭壓制的党內异端有緣上升為党內主流，他又會以新的霸道面目在党內出現，從而又開始新一輪的一元化體制的循環：他所犯下的所有錯誤,也就只有留待其后人以“非X化”的方式去糾正了。

在毛時代，劉、鄧的建國抱負總是得不到充分的實施和展現，中國的經濟一有起色，就被毛的好大喜功所中斷。毛斥他們為“小腳女人”，他們頗覺委屈，心理不服，咀里卻不敢吭一聲。折騰來折騰去，直到毛死方休。這幫所謂党內務實派，在他們受壓時，人民十分同情他們，滿以為他們那套方子真靈驗。他們剛上台時，人民那個擁護勁，与50年代共產党剛進城時人民所傾注的熱情几無兩樣。正是基于這股熱望，甚至讓人民象當年輕忽了毛澤東的大殺戮一樣輕忽了鄧小平重新上台后的大逮捕。若問，倘若當年人民知道若干年后老百姓將會被成批成批地活活餓死；或者不久將遭到坦克血洗長安街以及蝗虫般猖獗的貪官污吏的盤剝，那么，他們又會不會發自內心地呼喊“毛主席万歲！”或“小平，您好！”呢？對此，我無從回答。不過，我卻實實在在地親眼目睹：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鄧；而在所謂的“后鄧”和“鄧后”時期，人民則怀胡、怀趙，甚至怀毛。

其實，對于中國老百姓這种咋一看來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社會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難看出，人民當年的怀鄧也罷，今天的怀毛也罷，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維邏輯的方向則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國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覺方式在殷殷渴望著對當今苛政有所制約。換言之，這种在中共執政期几乎是帶有點周期性的社會現象，不過是通過對中共党內之非主流派寄托著希望這樣一种社會心理形式，來曲折地表達歷史必然性對中國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喚罷了。

本來，問題的實質就并不在于譬如說發展的快慢、產量的高低孰對孰錯。現在不就已有人在談論中國大陸今天的經濟起飛實得益于當年毛所奠定的基礎工業家底么？也許，過一段時間回過頭來看，鄧的“硬發展”主張恐會更有道理。問題的關鍵也不在于意見的多元應局限于經濟范圍還是應擴展到政治領域。全部問題的要害實際在于：一元化家長體制，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的產物和守護神，而商品大生產，尤其是已信息化、全球化了的當代商品大生產，必然會要求多元化的現代政治文明与之适應和給予保護。在這個歷史必然性面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無論其手中握有多大權力的君王都是渺小的，此其一。其二，任何權力、任何政策，有比較才有鑒別，有制衡才有謹慎；在當代，權力只有在多元體制下才不至于因無限膨脹而腐化，從而鑄下不可挽回的彌天大錯，即使犯了錯誤也易于糾正。這一條鐵一般的政治學定律，對毛适用，對鄧适用，對無論哪一代的中共領導核心均無不适用。

（三）

中國今天的一党獨裁體制的危机，是導源于中共党內的領袖獨裁體制的。中國的國家體制中的無民主、缺法制狀況，不過是中共党內一言堂、家長制的外化而已。因此，中共若還不想退出歷史舞台，若欲將自己由一個立足于農業社會的行幫似的党，改造成一個适應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現代新型政党，首先在党內開放多元化，恐怕是一個捷徑。

江澤民今天以所謂“穩定壓倒一切”來封殺一切不同的聲音，同時他又机關算盡地欲沖破鄧小平的壓制而發出他自己的聲音，如什么“改革姓社姓資”、“反和平演變”、“講政治”等等。不錯，鄧小平的“不搞爭論”主要是為了封鄧力群們的嘴，但是，讓党內左、中、右各派，甚至毛派、凡是派，都議論紛紛，公開辯論，唇槍舌箭，生動活潑，未嘗不是好事。歷史已經證明并還將繼續證明：不是思想解放、多元爭鳴導致社會不穩定，恰是一言堂、一元化體制是中國動亂之源。是的，鄧力群們會引經据典地批評今天的改革開放就是复辟資本主義。其實這有什么要緊，我相信中共党內也會有其它人出來旁征博引地論證：走歷史必由之路，先在中國發展起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

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領導和參加的德國社會党內就合法地存有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并各自辦有自己的机關報。這种傳統一直為當代各國社會党所沿用。俄國社會党內也是多數派（俄語：布爾什維克）与少數派（俄語：孟什維克）長期合法共存。而俄共后來的所謂“使党徹底布爾什維克化”亦即在党內清洗异端，則是与它的那以執政党領袖獨裁似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步發生的。中共党內雖然因受共產國際的影響而從無党內合法派別生存的空間，但至少在它的“七大”以前，党內還是有較為認真的票決制的。不僅在此前的歷屆党代會，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更替基本上都還是循政策檢討、辯論后的票決途徑，而且即使在象“四、一二事變”后的“八七會議”和“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這類危急關頭，也沒有因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嚴峻而“不搞爭論”、而“穩定壓倒一切”。相反，會上仍然是不同的思想、政策激辯交鋒后依票決行事。在延安，作為一線領導人的毛澤東，為了抵制莫斯科的瞎指揮和駁斥党內居主流的國際派，也為了贏得党內的多數，他寫過大量以理服人、平等探討的漂亮文章和作了許多精彩的演講。盡管此刻也發生了圍剿“野百合花”，鎮壓王實味這一類開中共党內日后壓制公開批評之濫觴的嚴重事件，但總起來說，党內當時還未形成一言堂、家長制。這從當時中共政治局竟然通過決議“干涉”毛、江婚姻，以及48年東北戰場上的林彪与西柏坡的毛澤東開展“軍事學術”電報大論戰（至于將此事定義為林反毛的軍事路線，那是在25年之后）等事例中似可窺見一斑。

資料顯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會上，有鑒于缺少制約机制的慘痛教訓，中共曾正式議論過党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文革中也曾盛傳過毛在該會上的一條至今尚未公開發表的話：“党外無党，帝王思想；党內無派，千奇百怪。”至于后來中共為何終于沒有允許党內反對派合法存在，這可以讓党史專門家考察去。但這起碼已可說明，開放党內多元化，允許党內不同派別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

誠然，開放党內多元化，讓反對派合法存在,党的領袖就不可能靠權勢吃飯,靠“欽定”吃飯了。這么一來，党內不同思想的交鋒、不同派別的競爭，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開的游戲規則，党內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話。既然党的領袖只有靠多數擁護才能坐穩“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誤，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擔責任了。其實，下台就一定是坏事？毛澤東當年要真有机會被選下台，說不定是他的大幸。實際上，毛澤東思想中真正有點价值的軍事思想部分，難道不都產生于當年他倍受打擊、屢遭罷官后的逆境深思？同樣，鄧小平80年代初以“共產党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為標志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誰能說不是萌動于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鉗工台旁？同時我還相信，趙紫陽“六、四”后的被迫賦閑、軟禁，也應會使他更深沉地去品味和思索這架他也曾參与建构過的一元化机器的种种弊端的。

其實，從50年代建政初期，中共党內就有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發展資本主義的聲音，但轉瞬，這個聲音便被壓制得銷聲匿跡了。鄧小平70年代末興起的改革開放，在一定意義上未嘗不可以說它就是當年那被阻斷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的繼續呢？但是，三十年后，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級早已形成，中國人已不可能再走進同一條河流了。不過，我們并不是不可設想一下：假設當年是由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劉少奇來主導中共的建設；假設當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子灰的反冒進不致中途夭折；或者，即使其建國方略被否定，但他們還可以為之辯護、為之宣傳；假設當年彭得怀的“万言書”可以見報，對“大躍進”的不同意見可以展開辯論；假設中共党內可以自由地表達有异于毛澤東的意見，……等等，等等，那么日后的中共和中國會是一种什么樣的面貌和景象呢？我看，要是中共党內當年真的認可了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怀等對毛澤東的制約，毛至少就不可能那樣無法無天；而如果中共曾有一套讓胡耀邦、趙紫陽、陸定一這些政治改革派直抒胸臆的多元机制，鄧小平在“六、四”也不敢那么肆無忌憚；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党內有譬如毛澤東反對派在一旁虎視眈眈，那中共大約也不至于象眼下這樣通體腐敗得一發不可收拾。

（四）

誠然，中國并非中共一党的私有物，中國的民主化也并非中共一己的家務事。因此如象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之類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事宜，除了應在執政党內討論外，還應讓專家們去論證，并最終在國會定案。從這种意義上說，中共党內的多元化并不直接就等同于國家政體的多元化。但是，誰又能否認，中共自身的多元化、民主化將會大有助于中國政體的多元化呢？譬如說，中共党內有了多元制約机制，党內一言堂、家長制就自然失去存活的土壤，党內斗爭也就自然地失去其殘酷血腥的性質。這么一來，那本就應屬國家政權的東西，諸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等，就統統應歸還給國家而不屬于一党一派之私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國家行政的中立，不正是民主大廈的一塊重要基石么？

關于共產党內的多元化与國家政體多元化的關系，回顧一下當年斯大林鎮壓党內反對派時說的一段話倒是很有意思的，他說，托洛茨基主義“宣布党內有組織政治派別的自由。這就是說，既然党內有組織政治集團的自由，那么國內也就應當有組織各种政党的自由，即應當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可見這是要用‘党內民主’、党內‘制度的改進’的詞句做掩護來承認党內有組織派別集團的自由，直至容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組織各种政党的自由。”（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9頁）六十多年過去了，斯大林當年竭盡全力、甚至不惜從肉體上成批成批地消滅反對派而欲阻止的多元化，如今已經在反對派們熱血澆灌的大地上成了生机勃勃的現實。今天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回顧這段歷史，用“螳臂擋車”這個詞來比喻斯大林的愚蠢、顢頇，是一點不為過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段話，出自斯大林1930年6月在蘇共十六大上的政治報告。二十六年后，即1956年，在蘇共的二十大上，蘇共終于開始了清算党內的家長制、一言堂和個人崇拜的艱難歷程。但我相信，在今天這個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歷史決不會等到中共的二十大之后才看到中國真正的多元化進程的。

當年在延安，面對黃炎培先生關于共產党怎樣才能避免那“百代興旺朝覆暮”般的歷史輪回的詢問，當毛澤東擲地有聲地道“我們只有一個法寶，那就是民主”時，其不可謂不豪邁；而鄧小平80年代初的一系列關于“改革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的談話，也不可謂不自信。但是，讓歷史學家們頗感困惑的是：為何就這同樣一個人，轉瞬間前者便一巴掌打下几十万右派；而后者則竟敢用坦克血洗長安街呢？

是的，當年中國共產党在延安的窯洞里确實作過許許多多有關未來中國的民主夢，歷史似乎也很難說他們當年起勁地反對國民党的“一個主義、一個政党、一個領袖”時不真誠。但是以為江山是共產党打出來的，因而它就自然有權利坐江山万万年，這不又回到歷代帝王、綠林草莽的心態上去了么？這不又回到黃炎培先生所提的那個老而又老的問題上去了么？這哪里又有一丁點馬克思主義的气味呢？這就難怪，中共才脫下延安的土布棉襖沒几年，它就几乎又完全轉到自己當年曾豪气干云地反對過的那“一個主義、一個政党、一個領袖”的對立面上去了。何況再往深一層看，即使是在延安時代，在中共的心目中似乎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概念，根本就沒有多元化的概念。在中國共產党人腦袋瓜子里從蘇共布爾什維克那里搬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几乎是一种与資本主義文明毫無干系的東西。因此，他們壓根儿就不是從多元化、多党制的角度去理解現代民主、壓根儿就從無共產党可以下野的概念。并且還自以為是地將他們的那一套山大王學說冠之為“馬克思主義”。這就難怪乎他們在57年一听到本屬于現代民主題中應有之意的“輪流坐庄”時，會那么心惊肉跳，會那么暴跳如雷，會那么反應失態了。其實,任何政党、任何個人，以當然執政者自居，將政權視為一党一派一己的囊中私物，不容他人覬覦，不管是打著什么漂亮的旗號，不管是出于“神授”還是“馬克思主義授”，這种制度的慣性在當代都必然要推動其掌權者從拒絕听反對、甚至不同的聲音而走向与人民大眾為敵，甚至一步一步地走到他們自己當年也曾拼力反對過的血腥鎮壓人民的絕路上去。更何況，中國共產党大約至今還未醒悟：世界上除了那种堅信社會主義文明必須以資本主義文明為歷史前提的馬克思主義以外，實際并無第二种馬克思主義。

如果說，蘇聯、東歐的巨變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生、發展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的話；如果說，歷史經過“十月革命”這一企圖省略、跨越該歷史必然階段的近一個世紀的曲折又螺旋式地回到其原點的話；如果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重新續上當年被毛澤東所阻斷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話，那么，歷史在今天就還要求中國共產党人在政治上也回到它自己當年的新民主主義的起點：反對“一個主義、一個政党、一個領袖”的一党獨裁體制。并且積半個多世紀之慘痛教訓，不承認任何政党具有天然的“領導”特權，一切依公民的票決行事。誠然，在真正的多党競爭中，中共也許將成為在野党。但是唯其如此，你們才或許有可能如東歐的一些共產党那樣重新獲得新生，才或許有可能重續并深化你們當年在延安窯洞里的那朦朧的素朴的民主理想。

是的，有人也許會說鄧小平在89年的開槍保住了中共政權，但你們卻無法否認，就象毛澤東在57年徹底葬送掉中共的民主理想一樣，鄧小平在89年也徹底葬送掉了中共政權的民意基礎。表面的輝煌胜利下面掩蓋著的竟然會是如此無法挽回的深重的失敗，這不正是一元化體制在當代的巨大悲哀嗎？

1997.5.寫于布達佩斯
2003.6.改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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