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
【東方】自從今年3月以來，薩斯一直是我們觀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這場突如其來的傳染病一開始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令人防不勝防，同時，它也暴露了中國大陸很多隱藏著的社會問題。現在，3個月過去了，在痛定思痛之後，回過頭來，讓我們冷靜地觀察一下那些存在的問題，看看能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停頓一下) 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今非昔比，許多中國人，尤其是海外的華人也引以自豪，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幾年以來一直也在標榜這一成績，但是透過現象看表面，其中又有很多現象令人費解，在這次抗薩斯期間，許多這種現象浮上台面。

【東方】墨瑤，你過去談過不少中國大陸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這次薩斯病流行期間，哪些問題顯得比較突出？

【墨瑤】對於這個問題我幾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你：那就是貧富差距。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問題包含著很多層面，象人和人之間有貧富差距，地區和地區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也有差距，官方和民間，甚至對內對外都存在著貧富差距。舉個例子說，在北京的薩斯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如果問到預防薩斯費用的事，領導人一定會拍胸脯保證沒有問題，所以你看小湯山醫院8天就造好了。但是離北京不遠的山西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根據《財經》雜誌報導，五月中，也就是山西疫情高峰的時期，山西的防治經費短缺至少有1億五千萬人民幣。

【東方】1億五千萬人民幣算不了什麼吧？中國給世界衛生組織一出手就是1億美元哪，算成人民幣就是8億呢。

【墨瑤】(笑)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貧富差距，對內和對外的不同。對外，中國政府一直都是出手大方、做足了面子；象是世界衛生組織經費短缺，送上一億美元的經費使中國在世衛組織眼裡成了財神爺，馬上，香港和廣東的旅遊警告就被解除了。可是，中國政府對內，這筆錢就拿不出來了，在現在這個救命的時候都拿不出錢來，平時對經費的控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同樣根據《財經》雜誌的報導，清徐縣是山西薩斯病疫情非常嚴重的地方，但這個縣的衛生防疫站，上一次得到國家的防疫經費，還是在一九八六年。

【東方】1986年，那可是17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中國，當時的中國大陸可比現在窮多了。

【墨瑤】是啊，但是你知道嗎？在1999年的時候，清徐縣防疫站連職工的工資也開不出了。防疫站職工一年的工資是21萬元，可是縣裡的財政支出只有20萬元；根據《財經》雜誌報導的原文，職工們必須要‘通過衛生監督獲得收入’，其實就是靠罰款來開工資，哪裡還顧得上防疫呢？二十萬人民幣是什麼概念呢？去年出了一條大新聞，和山西差不多窮的陝西，有幾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一頓飯就吃掉了二十七萬元。

【東方】有錢享受，沒錢治病，這不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麼”？

【墨瑤】所以說這就是貧富差距啊，有錢享受的，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人們，而沒錢治病的是工農大眾，根據中國的憲法，工農大眾是國家的主人。雖然，共產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山西農民的生命好像不屬於人民的根本利益。

【東方】咱們從好的一方面來看呢，經過薩斯這麼一鬧，中國政府豈不是要加大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了嗎，貧富差距說不定也可以得到一些緩解。

【墨瑤】樂觀來看，應該是這樣；但是能夠解決多少問題呢？首先，多少才算是加大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剛才我們提到的清徐縣，現在總算得到了一筆防疫經費，但–你猜猜是多少？人民幣二萬元，這算不算加大投入呢？但是，又何止是山西呢？河南、內蒙、廣西、河北，全國到處其實都是一樣。這些地方的經費誰來投入？除了薩斯，還有愛滋病、煤礦安全這些黑洞怎麼辦？中央政府掏不掏這筆錢？事實上，許多地方已經開始在農民頭上增加苛捐雜稅了，用這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既然經濟大好，政府的荷包滿滿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為什麼公共衛生投資反而不如二十年前？如果是領導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那麼這就叫做瀆職。薩斯來了，做些象徵性的表示有什麼用？

【東方】是啊，從一個人花錢的方式，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許多秘密，同樣，從一個政府花錢的方式，也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的政治精神。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經說過，一個政權存亡的關鍵，不在於公共政策，而在於政治的精神。謝謝墨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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